蒙树宏先生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常务理事，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理事。为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名誉理事和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2019年3月5日的清晨，蒙树宏先生在梦中安详走了，享年九十一。《彦山学堂》特开辟《为了忘却的纪念》文章专栏，以纪念蒙树宏先生，同时也纪念云南大学中文系和韩山师院一些恩师、先师。另外，蒙树宏老师的《鲁迅年谱稿》、《学鲁文存》与《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也登入《彦山学堂》网站，供有心向学的学子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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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新秩序三千年来，中国华夏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帝国王朝兴衰史。秩序基本是通过对国内的统治而建立。尽管北方游牧民族或局部或整体威胁到中原中央王朝的稳定，甚至曾发生改朝换代的历史大动荡、大变动，如蒙元、满清取而代之建立一、二百年或两、三百年的新封建王朝，但也算是中华帝国王朝兴衰历史剧变奏曲。基辛格在其《世界秩序》（World Order）一书也是这样叙述：“王朝更迭，江山易主，但每一个新的统治集团均自称是在正统地重建颓败的合法体系。”中国原有秩序体系被挑战和摧毁始于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大炮和战舰对准老中华帝国，“鸦片”仅是敲门砖，随后涌来的是一切“洋货”——工业舶来品。经过较量，中国人终于“承认”工业、技术、经济、军事、政治、教育、文化等“事事都不如人”。国土沦陷，山河破碎，整整一百年，血和泪的教训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各阶层精英，都在思考、学习、探索如何重新建立“国家安全”的“新长城”，如何构建中国新的“社会秩序”。满清的同治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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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开自己的玩笑：我出生后第二天，耶稣诞生，然后是毛泽东。其实，出生的日期是个人“琐事”，出生的年份是历史的“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年，母亲怀着肚子里的“我”，从香港回家乡，迎接解放，参加革命。我们初中的语文老师，给这些共和国同龄人的命题作文赫赫有名，“我与共和国一起成长”。时间过得很慢很长，历史却好似很短，共和国成立六十七年了，中国社会仍徘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习近平主席最近教导大家：“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讲话中也说：“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不能忘记走过的路”，“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至社会主义改造，从社会主义大建设又转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新秩序建立与变异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在构建新秩序过程中，中国人流汗、流血、流泪的阵痛时期。北京宣传部门明确提出“两个三十年不互相否定&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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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文化大革命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到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召开。“中央文革小组”掌握了中央权力，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邓司令部”进行斗争。《决议》指出，毛泽东“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一期间，文革错误的、违法的、甚至罪恶的理念和实践合法化。由于政治天平一边倒，“全国河山一片红”，毛主席为首的新党中央牢牢掌握全国大局。尽管这种混乱中的掌控，破坏了法制和秩序，却在红色的“荒原”有效管理内政和国防。第二阶段，从“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党的“十大”，中间发生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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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涵与意识理念是狭窄的并被教条化。欧洲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理念与实践，上溯四百年。马克思主义诞生，科学社会主义也有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历史实践。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较流行的红春联有这么一对：“社会主义无限好，共产主义在眼前”。潮汕民间生动大胆地调侃为：现在“社会主义无限好”，将来“共产主义想就知”。它的潜台词是对六十年代那种“社会主义”并不认同。文革时期，基本消灭了这些悄悄窃语，因为是“杀无赦”。文革结束，中国迎来思想解放的十年春天。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等领域都突破“禁区”，解放思想。各种思潮和言论都比较自由，被禁锢已久的人文精神重见天日，可说是人文精神全面复兴。上海《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发表24岁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卢新华以文革中知识青年生活及思想经历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这篇小说让“全中国读者泪流成河”。许多跟毛主席闹革命的干部，许多拥戴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他们的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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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生物之群，一个有了伟大人物出现却不知道尊重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奴隶之邦。”（这句话摘引自中国《解放军报》二〇一四年为第一个烈士纪念日写的评论员文章。）当今中国社会，的确出现一小股淡化烈士、丑化英雄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它与以反智文化为代表的次文化合流。我们需要反思的是：除了“西化”思想的影响和商品拜物教的冲击外，当今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有什么也需要反思的地方，什么是真正的“当代英雄”，什么样的人是“民族的脊梁”,掌舵人需要排选什么样的“水手”。“文化大革命”这段荒谬又悲壮的历史时期，“青年思想的迷失留给后人深刻的教训，而思想先驱者挣脱精神枷锁的勇敢探索”，“写下了寻求解放的热血篇章，使那一段思想史不致留下令国人羞耻的空白。”（摘引自北京大学印红标博士专著《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青年思潮·失踪者的足迹》前言。该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部分引用资料出自该书，在此致谢）。文革元年一九六六年夏，我是十六岁失学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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