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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是对人类社会事务性整体的研究。但汤因比所以被誉为伟大的智者，更在于他著作的目的不是以知识为愉悦，而是解释历史和预见将来。 汤因比赞同这样的观点：历史关注的是独特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历史学家不能割裂它们，也不能偏重任何一方，就象不能割裂“事实”与“解释”一样。 汤因比认为：“事实”并不是象卵石那样单纯由于自然力的作用而分离出来，等待历史学家拾起来利用。历史学家也不是在过去中散步时发现沿路存留的“事实”。“事实”就象经过打磨的燧石或烧制的砖。人的活动对“事实”的形成起着一定的作用。如果没有人的活动，“事实”也就不会有人们看到的样子。历史的事实不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之外的原始事物或事件，因为在“我”说出之前，它们已经经过人的头脑过滤了。 汤因比认为“事实”已经是被人所“建构”起来的东西，但他也不认为“基于把事实看作是人的大脑的创造这样一个坚实的根据而把另外一些事实说成是假的。” “历史中的客观性……不可能是事实的客观性，而只是一种关系的客观性，事实与解释之间关系的客观性，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关系的客观。”（引自E·H·卡尔：《历史是什么》）那么，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历史研究中考虑的客观是什么呢？首先，把这样一种看法当作公理，即人类事务的研究具有某种意义，因此历史学家应该解释这种意义或者“制造”历史的“意义”。当然，走得更远的历史学家是把人类事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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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先生请我为他的新书《香港第三只眼睛——龙年吹角连营》作一序，我欣然允诺。他是一位商人，更是一位文人，是一位善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理想主义者”。 我与管乔中先生从相识到知己已有十多年了，记得第一次见面，大概是1998年到1999年间，我们在云南有机会相遇，管先生把他的一些工作向我做了介绍，特别是他在研究策划红塔集团跨世纪发展过程中，发现中国烟草业存在的危机及弊端，并向当时的朱总理、吴副总理预警报告的情况，我听了感到他是一位关心国家发展的人。我们都感到，国企的深化改革也要走科学创新之路，才能迎接知识经济新纪元，与世界同步发展前进。于是，我十分支持他发起创办香港科创暨凯普生物科技公司。 管乔中先生对科技企业创办的热情与执着，令我十分感动。科技企业的创办很难，但管先生不畏艰辛，聚集了一批精英，通过共同努力奋斗，现在已取得不俗的成果。 我曾十分好奇地问他，他为何在艰难办企业的过程，尚有“余力”关心中国的外交与内政。他说，您是大知识分子，我是小知识分子，我们都是国家与人民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都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管乔中先生的政论时评，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我相信，管先生所写的文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怀着赤诚之心，发出声音也是真诚的。他的动机和出发点是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 以上，是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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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山 马年的香港，“的卢飞快”，“霹雳弦惊”，社会不得安宁。为此，半年多时间，从八月份占中和反占中的对阵喧嚣那时起，到今年五月整改陷胶着期间，连续写了十五篇文章，发表在《灼见名家》网站。这些文章针对时闻政局，也是围绕香港现时的矛盾和危机有感而发。现决定结集成书出版，由于篇幅不多，故把以前出版了的《十年挑灯看剑》和《龙年吹角连营》二书中与香港社会主题相关的旧文章也收入，附录于本书《“一国两制”的疏离与磨合》之后，有些文章的时间跨度已三五年，甚至十几年，仍与现在香港社会现象与矛盾危机环环相扣，一脉相承。 香港是国际都市，欧美日本各国一向都在此处“排兵布阵”，对政治经济文化都高度关注，十六年前围绕台海危机，我写给了日本、美国驻港总领事及台湾驻港代表的公开信，即曾引起广泛注意的“和平三章”现在尚可作为参考。我特别感慨香港学联周永康同学声称自己只“对这土地上的人有感觉，对国家的感觉很遥远”，觉得中国古代历史和近代史的教育都非常重要，作为香港青年人的父母和师长，千万不能置之不理、掉以轻心。 我小儿子在澳洲高中毕业，平时喜欢日本漫画，几次作背包客到日本旅行，并且无师自通晓识日语，今年趁假期带他到杭州，游西湖，拜岳王庙；到宁波，访诺丁汉大学听我讲授《鲁迅与胡适》，又参观古代藏书楼《天一阁》；搭高铁到南京北京，谒见中山陵，献花致哀《大屠杀纪念馆》，登长城，参观故宫博物馆，儿子明白更多的事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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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邱立本 文章转载自2013年10月27日《亚洲周刊》 村上春树、契诃夫、乔伊斯、普鲁斯特等文学魅力的“千古事”，又岂是诺贝尔的“寸心”可以知道？ 诺贝尔文学奖的年度揭晓，是一场比文学想象还难以想象的游戏，它牵动了多少文学的心灵，也牵动了多少政治与经济的心灵。为什么是他或她？为什么是这个国家而不是那个国家？为什么是这样的题材和文类？没有人可以解答，因为所有的答案都锁在一个神秘的黑盒子中，永远见不到真相的阳光。 这也带来了巨大的戏剧张力，让这场诺贝尔文学争夺战成为最好的赌博游戏，也成为一个最佳的游戏题材。尽管还没有任何的诺贝尔得奖作品，是以这样的故事为题材。 诺贝尔奖是光芒四射的文学徽章，但也是充满争议的徽章。从一九零一年开始办法的这项文学奖，错过了一大堆文学大师，如托尔斯泰、乔伊斯、普鲁斯特、易卜生、亨利•詹姆斯、米兰、昆德拉等。他们的文学成就，又岂是“诺贝尔”三字可以了得？ 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孟若被誉为“加拿大的契诃夫”，但讽刺地，契诃夫也从来没获诺贝尔提名。 倒是一些已经无人记得的平庸之辈，如很多名不见经传的瑞典作家，都拥有这块文学奖章。一九六四年发过作家沙特获奖，但他断然拒绝，说一个真正的作家，才不会稀罕诺贝尔。 但没有人会否认诺贝尔的光环，会成为很多读者与作者的文学心结，若隐若现，纠缠不休。但细心追溯历史，发现这奖项其实是“欧洲中心”、甚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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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山 “香港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新秩序”文章九篇。 （1）前言 （2）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文化大革命 （3）后文革与失衡的政治格局 （4）思想解放的春天，人文精神的复兴 （5）英雄·烈士·思考者 （6）“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 （7）思想文化构成与道路选择 （8）经济复兴与社会新危机？！ （9）深化改革，防止资本“政变” 不想写了，余下几篇。希望这些思考，启示有志青年撰写《中国新秩序》专著，或编写《中国现代史纲》。此时心愿，敝帚自珍，期待在十九大前结集出版。 一九九七年，参与编辑中日研究丛书，写了“总序”；一九九九年，美国炸毁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奋笔疾书《弱国无外交》。之后业余笔耕廿年，收获是政经杂论七十余篇。非专业的“万金油”乎？抑是“藿香正气水”？不能济世医国，只可应对时疫流感，算是“聊作少年狂”。《香港第三只眼睛：十年挑灯看剑》、《龙年吹角连营》、《一国二制疏离与磨合》三本小说亦已陆续出版。 来港三十年，不务正业，学无所成，空怀壮志，无颜叩见恩师。顿然觉悟，决定闭上夜不能寐的第三只眼睛，借《最后告白》弯道减速，回归创作，回归文学。 知我心，谓我忧；不知我，谓何求。文灼非君惺惺相惜允另辟园地，名曰《彦山学堂》。少年研读红楼，梦醒领悟人生，性格就是命运。十几个欣赏任务跃然纸上，多年旧作，也曾算是推陈出新，略可参考。本是鲁学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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