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伤逝》中的子君，一向被认为是中国的娜拉。挪威作家易卜生在剧本《玩偶之家》所写的娜拉，不安于做丈夫的玩偶，后来离家出走。可是，冲出去问题就解决了么？真正的出路在哪里呢？ 鲁迅在1923年所写的《娜拉走后怎样》中曾说：娜拉“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这几句话是我们理解子君的一把钥匙。 子君的道路是回来，回到父亲的身边，在窒息人的气氛中死去。曹禺的《日出》中的陈白露，她的道路是堕落，在上层社会中鬼混，“舞女不是舞女，娼妓不是娼妓，姨太太又不是姨太太”，一直陷于泥潭中不能自拔，最后只好服安眠药自杀。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可见，社会上的“娜拉”，确乎在走着这么两条路。 鲁迅是同情娜拉，同情子君的。当有人说所见的易卜生的剧本，“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时，鲁迅曾加以批评。这反映出鲁迅对妇女解放的坚决支持，对让娜拉回家的论调表示义愤。但是，事情却相当复杂。由于《玩偶之家》的结尾捅了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马蜂窝，于是，“代表‘上流社会’的舆论和报纸对于这出戏的结尾提出了严重抗议。剧院不敢上演，要求作者把第三幕改为‘大团圆’的结局”（《易卜生戏剧四种?译者序》）。结果怎样呢？“易卜生在剧本上演时就不得不给它换上一个圆满的结局，用伤感的收场代替了原来的那个富于戏剧性的结尾。”（《易卜生论》，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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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1936年9月所写的《死》这篇文章里，曾说他被欧洲的肺病专家誉之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这个专家甚至说，患了鲁迅这么严重的病，“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些话，使鲁迅的朋友们，如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等落了泪，可是，鲁迅却说“我并不怎么介意于他（指肺病专家）的宣告”，心里念念不忘的是虽死也决不宽恕一个敌人。这里，表现出一种极为可贵的对疾病、对生死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和对敌人决不妥协的革命精神。 关于鲁迅的病，好些鲁迅年谱都有所记述，为的是学习鲁迅的这种态度和精神。我觉得是很好的。但是，有些地方还可以进一步斟酌。如有的年谱说：在1913年，“鲁迅在袁世凯黑暗统治下，心情郁闷，健康情况时有不佳。一、二、三、五、八、十、十一、十二月均曾染恙，牙病、胃病、咳嗽时有发作”。又如说：在1918年，“由于工作与生活十分紧张，在七月、九月、十一月发病数次”，这些地方就给人一种琐碎的感觉，而且，在1918年内，所列的患病月份也有遗漏。查《鲁迅日记》，该年除7、9、11这3月曾发病外，1、5、8、10这4个月，也有发病服药的记载，如1月30日，“胃大痛”；10月7日至11日，因病请假。我的意见不是说要把患病的月、日都一一列出，而是说，这样写，不容易全面或者要花很多时间，同时，也没有很大的必要。因为鲁迅在随便哪一年，大约总会生一些病，至少在1912年以后（1922年除外），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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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7月12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我所看到的谈及这个问题的论文等均以此为根据，认为临时教育会议决定删去美育，这使鲁迅感到极大的愤慨。如钱稻孙就说：“关于临时教育会议。我……没有参加……在会议上也曾议论过美育；可谁也不懂美育究竟该怎么办，所以就删除了。当时我和鲁迅都很惋惜。”（见《鲁迅研究资料（4）》，第212页）其实，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临时教育会议是辛亥革命以后的第一次中央教育会议，于7月10日开会，8月10日闭会；鲁迅以部员资格出席部分会议。关于“删美育”，他只说是“闻”，是听到有人这么说。根据《临时教育会议日记》等文献，7月12日以前的会议，均无关于“删美育”的记载，而以后讨论通过的各项提案，也没有删去美育的事实。例如“部令第十二号小学校令”，规定初小和高小均设图画、唱歌等课。又如7月18日，会议讨论教育宗旨案，该案即强调“道德教育，以实利及武勇两主义济之；又以世界观及美育养成高尚之风，以完成国民之道德”。19日通过该案时，还强调：“美育一层，加入中、小学校、师范学校教则内，俾知注意。”（《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303页）会议上自然有争论，例如审查“小学校令案”时，“有谓‘道德教育’四字须改为‘德育、美育’者，有谓‘并其生活’之‘其’字应改为‘公民’或‘国民’者，颇费讨论”。又，在“小学校令”中，规定初等和高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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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求乞者》三次写到“夹衣”；两次写“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一次是写“我”沦于求乞的处境，“微风起来，送秋寒穿透我的夹衣。”有的同志对散文诗写“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很不以为然，说：“为什么乞丐不可以穿夹衣，何况还没有说这夹衣的新旧？”言外之意似乎是责怪作者对乞丐缺乏同情。——其实，讨乞的孩子“也穿着夹衣”这一事实，是“我”用以证明乞丐并不是悲戚，证明他的“哀呼”“装着手势”是假的根据。可是，这根据并不充分。试看，当“我”也将求乞时，夹衣抵不住微风（才仅仅是微风呀）送来的秋寒，作者用了“穿透”两字，说明寒气迫人。“我”当然不等于鲁迅。从上述对比来看，作者并不同意“我”认为讨乞的孩子“不见得悲戚”的判断。这种冷漠的感情正是作者要批判的“国民劣根性”的表现之一。（原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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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6年开始，就传说罗曼?罗兰评论过《阿Q正传》。几十年来，鲁迅、郭沫若、孙伏园、增田涉、斯诺等人都先后谈及这个问题。可是，因为一直见不到第一手材料，有些人对传说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 在今年2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罗大冈同志发表了《罗曼?罗兰评〈阿Q正传〉》一文。这是罗曼?罗兰向《欧罗巴》杂志编者推荐《阿Q正传》［据（法）米谢尔?洛瓦说，小说即发表在1926年5月15日和6月15日出版的该杂志上］的一封信的译文和注释。在信中，罗兰不仅精确地谈了阿Q的身份和性格特征，而且对《阿Q正传》做出了深刻的评价：“这篇故事的现实主义乍一看好似平淡无奇。可是，接着你就发现其中含有辛辣的幽默。读完之后，你会很惊异地察觉，这个可悲可笑的家伙再也不离开你，你已经对他依依不舍。” 罗曼?罗兰在给《欧罗巴》编者写推荐信的同时，也给《阿Q正传》的法文译者敬隐渔写了回信。1926年1月24日，敬隐渔从法国给鲁迅写信，信中摘了罗曼?罗兰回信中评论《阿Q正传》的一些文句：“阿Q传是高超的艺术底作品，其证据是在读第二次比第一次更觉得好。这可怜的阿Q底惨象遂留在记忆里了。”敬隐渔为引文加上引号，显然是照信直录，是很可靠的。当时留学法国的孙福熙、林如稷也看过罗兰的信，他们所说的和敬隐渔所说的比较接近。 罗曼?罗兰的信的发现，把鲁迅研究中人们关心、争论的一个问题搞了一个水落石出，真太令人高兴了。同时，也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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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有些著述谈论到鲁迅和世界语专门学校的关系。该校由蔡元培任校长，校址在北京锦什坊孟端胡同，修业期限为3年。鲁迅为校董。也许和这有关吧，有同志认为鲁迅在该校是义务授课、不取酬金等。例如： 一、《鲁迅在北京的教学活动》一文说：“鲁迅考虑到世界语专门学校经费困难，多次退还了该校送来的薪金，至停办时为止，始终是义务授课。”《南开大学学报》1976年第3期。 二、《鲁迅年谱（试编）》说：“鲁迅积极支持世界语专门学校，每周在该校讲授几小时的小说史，不取酬金。”《天津师院学报》1976年第6期。 上述说法，是根据荆有麟的《鲁迅回忆片断》（1943年11月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后易名为《鲁迅回忆》）。该书说，世界语专门学校“请先生教课，原没有敢讲定每一点钟多少钱。待到月底，学校当局才决定：每月送车马费二十元……先生终于没有收那每月二十元的车马费，直到学校停办时为止”（第37页）。荆有麟在当时和鲁迅的来往较多，而且说在世界语专门学校听鲁迅讲授《苦闷的象征》，按理他的说法似较可靠。但是，他的回忆和《鲁迅日记》所记有明显的矛盾：日记中记载，从1923年9月30日起，至1924年12月29日止，鲁迅共收到世界语专门学校的薪水7次，并没有退还该校薪金的记载。鲁迅是1925年3月11日才“寄世界语专门学校信辞教员职”的；从日记看，他并没有领到12月和第二年1、2两月的薪水，这当然可能是因为学校经费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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