彦山 蒙树宏先生的文集即将付梓，嘱我写序，实在是荣幸的事。我愧为先生的学生，对先生的学问仅及皮毛，对先生之学术专攻又没真正继承。欣慰者，先生的人品道德我感受颇深，铭记在心。三十多年来，一直引为自勉未敢放松，规范自己的行为和坚持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 当年先生授教，要求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生第一学年的每日必须在图书馆翻阅清末民初至1949年以前所有的文学杂志，每一本每一期都不能缺漏。他说：第一手资料最重要，要不厌其烦认真细读，认真消化。对于某些史料和问题的新发现或了解，须质疑、考证，不应轻易下结论。若有所得，更要如履薄冰，要有旁证、佐证，才能说服别人，说服自己。这样，才能掌握“史识”。蒙先生认为鲁迅研究者注重史识，更应该有“史德”。任何生造捏造，任何为迎合“政治”需求和媚俗从众而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臆想”和“历史”，都是最不可取之事。 云大中文系三年学习期间，我写了《鲁迅和他的影子——读〈孤独者〉》《鲁迅美学意识刍议》（赵仲牧老师指导）、《鲁迅的怀疑精神与证伪的逻辑思想》三篇作业；完成毕业论文《鲁迅与胡适》（蒙先生与全振寰老师共同指导）。每一篇蒙先生都认真严肃地进行学术把关，特别重视论点确立的依据与论证过程的逻辑辨析。另外，对所有引用资料的出处，他都一直提醒要做到完整准确。甚至个别标点符号他都亲自改错。 先生一直要求自己，也要求学生：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先生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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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名誉理事、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著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鲁迅研究专家、云南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蒙树宏先生因病于2019年3月5日不幸逝世，享年91岁。3月19日下午3：00，由云南大学东陆书院和文学院共同举办的“蒙树宏先生追思会”在东陆书院会议室举行。潮州凯普生物化学有限公司创始人、云南大学常务董事、云南大学东陆书院理事长、云南大学文学院杰出校友管乔中先生，东陆书院施惟达教授、文学院殷光熹教授、段炳昌教授、李生森教授、余建忠教授、宋家宏教授、降红燕教授、张志平教授等蒙树宏先生的学生、生前好友、文学院师生出席了追思会参加了此次追思会。【蒙树宏简介】1929年生，广西藤县人。1950年代初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曾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常务理事，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理事。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名誉理事和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著有《鲁迅年谱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鲁迅史实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鲁迅论丛》（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8年出版）和《五十四年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蒙树宏文集》（六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等。合编著作有《中国现代文学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81年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云南教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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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母亲之命，鲁迅于1906年与朱安结婚。朱安（1878—1947）是绍兴丁家衖人，据说又名德意《绍兴师专学报》1982年第1期。这里的记音可能有误。我想，“德意”似为“德懿”，又有女德又温柔，这才符合封建旧家庭的美学观念，如果叫“德意”，可能就不太像大家闺秀的名字了。。这一旧式婚姻给鲁迅带来了精神上很大的痛苦，对他的思想、人生道路有相当大的影响。他对许寿裳说过：“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本文对鲁迅这一旧式婚姻的若干史实进行探索，同时谈谈鲁迅所得到的朱安的支持，以就正于同志们。一、关于订婚的时间鲁迅和朱安订婚的时间，目前有两说。一说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一说是在南京读书时。但是，由于没有掌握有力的材料，暂时还是推测之词，所以论述者往往用上“可能”“大致”等词语，以示慎重。例如王得后同志在《〈两地书〉研究》中就说，在“周作人日记手稿中……却不见有关鲁迅的婚事的记载”（第283页），如果只从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的行文来看，“说媒的时间……似乎在鲁迅去南京求学之后”（第284页）。我于1978年5月，在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曾翻检过《周作人日记》手稿，11月，在上海师大看过《周作人日记》抄本。因为时间太匆促，只能跳跃地看过去，也没有发现有关鲁迅订婚的记载。现在，《周作人日记》在《鲁迅研究资料》等刊物中，正陆续刊出，可以慢慢地阅读。原来，有关鲁迅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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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 对于“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作家，研究最深入、成果最丰盛的，当然首推鲁迅；不仅对他的生平、思想和作品都有为数甚多的著作或论文，而且还有综述这些成就的《鲁迅研究史》。仅就“年谱”而论，我已见到的就有五种之多；要在同一领域内有所突破，取得新的进展，确实是需要深厚的功力的。蒙树宏同志的《鲁迅年谱稿》由于体例有别，自然不能说是后来居上，但他对谱主1918年以后的著译一般不作评介，略他人之所详，而把重点放在学术深度上；对于一些目前尚未解决或有歧说的问题，辛勤搜求资料，详加辨析，以确凿的证据，取得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这样的务求翔实的事例，在本书中并不是个別的，而是贯串全书的，这就使本书有了自己的特色，在学术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作者身处南疆，默默耕耘，历时十载，反复修订，这种精神十分可贵。他不满足于已有的“定论”，着意搜求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全书所引资料来源除鲁迅著译外，计书报杂志共二百余种），反复考核，力求准确，不但订正了已出版的有关资料的错误，而且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如“鲁迅是由什么单位保送去日本留学的?”1938年版《鲁迅全集》附《鲁迅先生年谱》周作人执笔部分提出是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的，由于周作人的特殊地位，以后一般论文与资料都沿用了这一说法。现在，蒙树宏同志根据《清朝续文献通考》《清末新军编练沿革》，特别是《周悫慎公全集?设立督练公所办理情形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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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年谱分谱主事迹、按语和大事记三部分。谱主年龄基本上以实岁计算，事迹包括著译和直系亲属的情况等。大事记部分，凡国内外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大事记于前，名人、亲友之生卒记于后。 二、1911年以前的事迹、1922年（因该年的《鲁迅日记》已遗失）的事迹，采用从宽。1912年以后的事迹和《鲁迅日记》已记之事迹，采用从严。 三、1918年以后的著译等，不一一列目和评价，但每年之末均列统计数字，以供参考。 四、大事与谱主事迹有直接关系的，编入谱主事迹内，不再另列。如在谱主事迹中容纳不下大事的某些方面，则在大事记中补列。有些大事如时间延续较长，则适当加以集中，以便介绍全过程。 五、年、月、日均记公历，用阿拉伯数字标明，必要时附以旧历。 六、比较重要的或者有争议的材料，均注明出处，以便复核。 七、经常提及和引用的书籍，为了节省篇幅，采用代号或简称： （1）《鲁迅全集》（16卷本）用阿拉伯数字标卷数并用书名号括起来。例如“〈1〉，第415页”，即指16卷本《鲁迅全集》的第1卷的第415页；余类推。1958年版《鲁迅译文集》也是用阿拉伯数字标卷数而用六角括括起来，并在六角括之前加一“译”字。 （2）《鲁迅日记》简称《日记》，日期以后加引号的文字，凡录自《日记》的，均不再注明出处。 （3）凡引用到《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编印的《鲁迅在绍兴》《鲁迅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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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我国正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重压下。鲁迅关切地注视着国家的前途，他很早就看出改良主义道路不足以救中国，认识到洋务派、维新派的金铁商估、国会立宪等主张，只是“抱枝拾叶”的治标办法。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乃是以封建思想、制度作为立国的根本。“中学为体”并不新鲜。海瑞就说：“与其屈乡官，宁屈小民，以存体也。”清官自己可以不滥取一文钱，两袖清风，但他总是念念不忘封建统治的“体”。洋务派企图用西方的自然科学、物质文明来维护腐朽的清王朝。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指出，他们在学习外国的时候，“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维新派呢，则“托言众治”。要总揽“事权言议”，不少人实为追逐私利，政治上表现得十分近视。鲁迅虽然也曾受过这两派，特别是维新派的影响，但他后来逐渐认识到他们是“辁才小慧”和“奔走干进之徒”，他们那些脱离实际的办法不可能解决得了国家、民族的出路问题。他还研究过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在《破恶声论》中说，托氏认为：“下民无不乐平和，而在上者乃爱喋血，驱之出战，丧人民元，于是家室不完，无庇者遍全国，民失其所，政家之罪也。何以药之？莫如不奉命。……独夫孤立于上，而臣仆不听命于下，则天下治矣。”《鲁迅全集（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2页。鲁迅不赞同托氏的观点，他在1927年所写的《关于知识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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