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受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思想的影响，这是事实，他后来和这种思想决裂了，这也是事实。但是，梁启超后来沦为保皇派，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因此，有些同志出于把鲁迅和梁启超划清界限的目的，在论述鲁迅与维新思想的关系时，往往把这关系冲淡，把鲁迅与维新思想决裂的时间提前。有同志甚至认为，鲁迅在南京当学生的时候，就发现维新思想的弊病，这种思想对他的影响就微不足道，而当他到日本以后，即从1902年起，就彻底和维新思想划清界限了。我觉得，这不符合历史实际。 鲁迅在南京读书时，如何批判维新思想，这似乎还没有什么具体的史料。至于他对维新思想感兴趣，例子则是有的，如：一、在学校的阅报处热心看《时务报》旬刊（当时已经停刊，只能看老的了），而且在1932年底，还清楚地记得“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上，看见了《福尔摩斯包探案》的变幻”《祝中俄文字之交》。。二、和“戊戌以后附和维新”的周仲翔（周椒生的次子，是鲁迅的叔辈）“很谈得来，有如朋友”《鲁迅的故家》，第153页。。 到日本以后，鲁迅和维新思想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特别是在1904年以前。 根据有关资料，鲁迅在弘文学院期间，除正课外，所看的书大别为三类：一、世界各国的历史、哲学和文学著作；二、自然科学，如《生理学粹》和《物理新诠》等；三、梁启超所编著的书刊。据有关史料，第三类书刊看得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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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直心 各位师长、各位学友： 我因身体原因，不能莅会，特拜托炳昌学长，代我转致对于蒙先生的无尽哀思。 陈平原先生有言：“鲁迅先生的人格魅力，使得许多研究者也都习惯于像他那样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年轻一代到光明的地方去。这也是在中国，鲁迅研究界虽也鱼龙混杂，但总的来说骨头较硬，更讲人格和气节的原因。”而蒙先生恰恰代表了老一辈鲁迅研究者的铮铮风骨与人格。 先生“正统”，但能理解异端；严格，却对年轻学人、新生事物很宽容；平实，却不无孤傲地拒斥着平庸，抵抗着流俗；冷峻，但显然掩饰不住内心的热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导师蒙先生的身教言传，便没有我的学术成长。他的人格、襟怀既“纵容”了我的大胆探索、挑战，又规范了我的学术道路。尽管我与先生属于思想、性情不无差异的两代人，但在我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鲁迅的著述中，却时时渗透着先生的深刻影响。 蒙先生治学长于收集、考据史实。他与熊融等先生齐力开拓了鲁迅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这一学科分支。此贡献有助于鲁迅学与现代文学研究日趋扎实。其代表著《鲁迅年谱稿》极见功力。例如据出版于日本的清廷游学生监督处《官报》所载“支官费生周树人辍学回国川资”的日期等数据，纠正了鲁迅亲撰《自传》、许寿裳《鲁迅先生年谱》以及人文社《鲁迅全集》注释所述鲁迅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间的错误。书中类似言之凿凿、令人一新耳目的考证，尽现史料学研究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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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注意到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1890—1952）是在1921年。这一年的5月28日，爱罗先珂被日本警察逮捕，6月4日被逐，“凤山丸号”往海参崴。日本的报刊对这事很有议论，鲁迅因此“才留心到这漂泊的失明的诗人”（《〈狭的笼〉译者附记》）。7月27日，他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就说到爱罗先珂的《天明前之歌》，考虑购买。8月，爱氏因不能回国而转到哈尔滨。8月30日，鲁迅收到李宗武寄来的日文的《天明前之歌》，他在这天给周作人的信里说：“大打特打之盲诗人之著作已到……似尚佳，……我或将来译之，亦未可定。”10月7日，爱罗先珂经大连到达上海，一面在按摩院工作以维持生活，一面又撰写《枯叶杂记》《世界的火灾》等，同时，还在上海世界语会担任义务教学（据1922年2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2月4日，爱罗先珂参加在西藏路宁波同乡会举行的万国歌舞大会，演出者“有波兰、西班牙、法、俄、韩、日、意大利、中国诸著名音乐歌舞大家”；爱氏演奏了四弦琴（据2月2日、4日的上海《民国日报》）。他还是这个大会的主席，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我们今天开这会的目的，是为苏爱南先生所办的小学校（按：即志民学校）筹款。苏先生虽是一个贫人，但他底心力并不贫乏。……反观中国的富人，他们连中国仅有的一个北京大学还不能维持下去。他们会当资本家，会压迫穷人……绝不肯顾及学校，这班富人真是该死极了！……他们却口口声声说无政府党共产党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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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中法签订《越南条约》。这是在中国战胜、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战败垮台的情况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充分反映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本年，《资本论》第2卷出版；康有为开始写《大同书》；超人学说的提倡者、德国的尼采写成《察拉图斯忒拉如是说》。 1月16日，二弟周作人生（1967年卒），原名櫆寿，1891年9月到南京读书时才改为作人。他后来用过的名字、笔名有：启明、起孟、知堂、仲密、星杓、长年、周遐寿、王寿遐等。 本年，邹容生（1905年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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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谈刘文典被蒋介石拘押的问题《关于鲁迅》在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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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鲁迅前期的思想时，人们都很重视《热风》中的《“来了”》和《“圣武”》这两篇杂感。前者提到列宁政府和过激主义（这是日本反动派为攻击布尔什维克主义而造出的贬义词）；后者则说：从俄国来看，“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人们往往根据这些话，阐述鲁迅从十月革命所受的影响，论证他对社会主义、对苏俄的仰慕心情；似乎鲁迅当时已经正面地歌颂苏俄的十月革命是“新世纪的曙光”，其意思和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相同。 说1919年写的《“来了”》和《“圣武”》表现了鲁迅对十月革命的仰慕心情，我想，这是有道理的。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鲁迅所说的“新世纪的曙光”，其意义和某些论文的理解有出入。这是因为紧接着“新世纪的曙光”之后就是：“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可见，鲁迅是从个性解放的主张出发来总结经验的。他从十月革命、从“有主义的人民”身上，看出的仍然是“掊物质而张灵明”的重要意义。他当时实际上是认为俄国人民“有主义”，也就是说个性比较解放，因此革命成功了；我们学习他们，就要“抬起头”，即要“张灵明”（解放个性），否则，“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这因为他当时认为，只有拂去“物欲”（即在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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