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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石凌鹤及其《梦的微笑》

日期: 2019-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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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凌鹤(1906—1995),原名石联学,江西人。20世纪30年代,他在上海参加左翼艺术剧社,是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工作小组成员。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有独幕剧《血》、电影剧本《十字街头》和四幕抗战话剧《黑地狱》等作品。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由武汉到桂林,再到重庆,任职于郭沫若领导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皖南事变”后,根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策略,党组织把他派到昆明。1943年,他到安宁中学任教导主任。抗战胜利后,约于1946年秋离开安宁,在昆明文正中学、昆明农校任教,并任《民意日报》副刊《人生》的编辑。1948年离开云南。他后来有诗道:

 荫蔽昆明六度秋,许多往事上心头。

 寄情且唱山城曲,明志甘为孺子牛。

 著述何妨仇寇恨,宣传岂是稻粱谋。

 傲寒挈眷冲罗网,岭上丹枫一望收。

 石凌鹤在云南期间,因处在潜伏状态,没有公开参加政治活动,而是以戏剧家的身份出现。除在中学任教外,他导演过的话剧有《清宫外史》(1944年7月)、《棠棣之花》(1945年2月)、《原野》(1946年7月)、《结婚进行曲》和《秋收》(1946年冬)。《山城夜曲》于1945年暑假在安宁演出时,由他导演并兼主演。其导演获得好评。1944年9月25日,《正义报》载文说,《清宫外史》的演出,舞台在“画面的组合上,地位的变化上”,“严肃而不呆滞”,颇见导演者的功夫。他所写的剧本,在云南演出者除《山城夜曲》外,还有《八百壮士》(1938年8月)和《黑地狱》(1938年12月),二者均由金马剧社公演。由于他在话剧活动中有较大影响,1944年9月被选为“文协”昆明分会理事。

 石凌鹤在云南期间除从事话剧的创作和演出外,还写了不少戏剧评介和有关戏剧的札记。1944年,他作为《云南晚报》“剧影夜谭”专栏的主笔,评介了《日本内幕》《南缅之夜》《香姝宝马》《清宫外史》等话剧和电影;还发表了《〈仇剑记〉自序》等较重要的文章。同时,还配合为贫病作家筹募救济基金的活动,写了《剧艺灭绝剧人饿死》《救济贫病的剧人》等文。从上述导演、写作等活动来看,他和云南的戏剧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他还创作了四幕悲剧《梦的微笑》(1946年8月,作为“双鹤丛书”之一由昆明双鹤书屋出版)。此剧在重庆时已写了三幕。1943年秋在云南,“尽弃前稿,从头再写”,于1944年1—5月在昆明《扫荡报》上连载。作者说,该剧是“为我们抗战中文艺工作者群留下一幅素描画”。剧本只写了四个人物:马仲骥、秋岫云、黄桂芬和柳白华。在马仲骥的身上,有作者自己的影子、经历和感受。他在《〈梦的微笑〉自序》中说:“四个人物,我都相当熟悉……甚至于连我自己在内,所以,这是朋友们的速写像,也是我的自供。”他笔下的马仲骥,为了出版社的事业,在艰难中多方撑持,说要“挣持到弹尽粮绝,像闸北的孤军一样,即使失败了也有光荣的价值”。他很累,但不能停顿下来。从黑夜里在风雪中跋涉,马仲骥得到启示:“在苦难中你千万不能休息,一定得使尽气力,奋斗到底,不然就会完全屈服,再也别想爬起来!”马仲骥的妻子秋岫云是一个颇有前途的演员,她希望活跃在舞台上而不能(因病),希望丈夫留在身边而办不到(他工作太忙),心中闷闷不乐,怨天尤人。后来,由于现实的教训,她有了新的觉醒,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疾病,不再拉丈夫的后腿,并嘱咐他:“放心到前线工作去,我等着你成功归来。”马、秋二人的经历,表现了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的“心灵痛苦和挣扎、奋斗”。

 剧本中着力最多、处于中心地位的人物是柳白华。他是马的好友,有一段时间曾和马一起倾慕秋岫云。秋、马结婚后,柳在昆明和一个教授的太太有不正常的关系,事发后逃到重庆。不几天前,他就俘虏了房东少奶奶黄桂芬的感情,又多次轻浮地向秋岫云挑逗。马仲骥指出柳在男女关系上过分不严肃,“在人情国法上都说不过去”,还说在柳的身上“看出了丑恶”。秋岫云则批评柳是“一个出卖希望的人”,劝告他:“不要永远,只给人家希望哦!”后来,还断言他“不会给人幸福……他自己也永远不能得着幸福”。但是,在剧本的结尾,柳却由于黄桂芬之死而产生悔恨之情,“苦痛之极”“泣如雨下”,直至“神经错乱”。这大概因为作者和马仲骥一样,主观上认为柳白华是“善良的人”的缘故。

 剧本所塑造的四个人物,各有自己的性格。剧本结构有序,脉络分明,文字流畅秀丽;所阐扬的人生意义也是积极健康的。剧本的缺点是:(一)对马仲骥的正面描写不够,把舞台活动过多地让给了柳白华;(二)马、秋对柳白华似嫌过于宽容,尽管二人对柳是有批评的,这就影响到剧本的思想力度;(三)黄桂芬的语言过于文绉绉,如讲到因经济困难不能升学时,说“幸运之神突然离开了我,展开了翅膀在黑夜里飞走了”等,这并不符合人物的地位和所处的环境。

 抗战胜利后,石凌鹤在云南期间,还写有独幕诗剧《泽畔行吟》和中篇小说《大英雄》等。此外,在《民意日报•人生》上,他还发起和组织了“文艺运动的逆流”论争,取得了积极的效果。由于这些不是发生在抗战时期之内,这里不作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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