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镜吾，名怀鉴（1849—1930），是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的老师。鲁迅对他一直很恭敬，他对鲁迅也很关心。据《鲁迅日记》，他们在1923年还相互通信。可惜，这次通信没能保存下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只有《鲁迅日记》上没有记载的寿镜吾给鲁迅的另一封信（原件现存绍兴鲁迅纪念馆）。
这封信写于“五月朔日”，信面写着：“送呈豫才老爷升镜湖缄。”信封长约124厘米，宽66厘米。信的内容大致是说：“前日奉令弟巢峰一片巢峰，即乔峰，也就是周建人。片，是明信片。它是一张普通的红纸，原是别人用过的名片。寿镜吾在上面写了一封短信，内容和写给鲁迅的基本相同。为阮港山头人茹老秀图谋尊府管山事。”这因为茹老秀来请托介绍，情面难却。但是，此人是否合适不大清楚云云。
关于这信，有些论著这样加以介绍：
鲁迅先生在东京时曾经和寿镜吾老师通信，寿镜吾老师也给鲁迅先生信，信封上写着“周豫才老爷收”。
（《鲁迅先生的幼年时代》，第14页）
鲁迅在日本时，曾经和少年时的塾师寿镜吾先生通讯，寿镜吾也给鲁迅信，信纸上客气地写着“豫才仁弟”，信封上写着“周豫才老爷收”。（《鲁迅的青少年时代》，第216页）
由于寿镜吾寄给鲁迅的信只留下这一封，所以两书所说的显然就是指这封信。核对原件，介绍有不确切之处。第一，“周豫才老爷收”，多了一个姓，“升”字误为“收”字。第二，该信并不是寄往日本（信封上没有通讯地址也并无邮票和邮戳），而是托人送到鲁迅在绍兴的家里，“老爷”是送信人当时对鲁迅的称呼。这两点，只要看到原件，那是很容易搞清楚的。——引起我关注的是：这封信，到底是写于哪一年的“五月朔日”呢？
关于写信的年份，信封背面似乎提供了线索。信背中缝有这么几个字：“□路五月朔吉申”。第一个字写于信封上口，因拆阅时撕去信封上方，字已残缺，看不清楚。第二个是“路”字，和一、三两字之间有间隔。孤零零一个字，不好理解。我请教邮电部门退休的一些职工，据说：“‘路’字表示‘一路平安’‘一路福星’的意思，收件人不待拆信，一看见‘路’字，就知道是平安无事。”第五个“朔”字，即“初一”。第六个“吉”字，可作“初一”解，在这里则似作“吉时”解。所以，第三至第六字，意思就是农历五月初一吉时。这里的月、日，和信纸上所标的一致。由于有月、日、时我想，信封下口的“申”字，和开头残缺那个字连在一起，可能是用干支纪年，表示写信的年份。
在过去，写信有这么一个习惯，信封上下用字——如用“清吉”“吉封”“固封”“平安”等来封口。寿镜吾的信，似乎是用干支纪年来封口。如果这个推测可以成立，和“申”相配的干支纪年，从鲁迅出生至寿镜吾去世这段时间，共有4次：甲申（光绪十年），1884年；丙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戊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庚申（民国九年），1920年。
到底是这4个年份中的哪一个呢？
甲申年，鲁迅才3足岁，不可能是受信人。丙申年，鲁迅也才15岁，他父亲周伯宜还在世，有关家务重大事情的处理，按理应由周伯宜负责。——如果说，鲁迅的父亲当时病重，不管家务，那么，乔峰当时才8岁，寿镜吾也不可能于4月29日写给他一个明信片。庚申年，鲁迅全家已搬往北京，和信的内容不接榫。所以，甲申、丙申、庚申这3年可以排除在外。剩下的就只有戊申年（1908年）了。这一年，周伯宜已去世，鲁迅和周作人均在日本留学，乔峰已20岁，掌管家务，所以，4月29日给乔峰写明信片是很自然的。这时，可能鲁迅刚由日本回来探亲，所以寿镜吾在给乔峰的明信片后附了一笔：“令兄前均此。”后来，可能考虑到鲁迅是大哥，又已从日本回来，所以于五月初一给鲁迅一信。这正是他想得周到的地方。当时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没有回来，所以两信均没有涉及周作人。只要鲁迅在1908年确乎从日本回家，那么，信件的内容就和戊申年（1908年）的情况相合。
鲁迅在1908年是否曾回国探亲？经查找，终于在《官报》第十九期（1908年于日本出版）上，发现了这样的记载：“周树人江宁起假日期六月初四请假期限七月廿四日事由暑假。”（按：原为表格式，月日均为阳历）我想，这次请假就是回来探亲，因为据《游学生请假规则》第二条：“凡学生于暑假期内得请假回国。”（《官报》第四期）
又，据《朱希祖日记》，章太炎在寓所为少数人开班讲课，始自7月11日，“同学者七人”（转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第292页）。据我的理解，“同学者七人”和“有同学者七人”不同，前者包括朱在内，共7人；后者如包括朱，则为8人了。而据许寿裳、周作人等的回忆，这个班共有8人。这里所缺的一个，显然就是鲁迅，因为他当时还未返到东京。同时，据《鲁迅的青年时代》第49页说，“鲁迅借抄听讲者的笔记清本”。我想，借抄的可能是因回国而缺的部分。不然的话，鲁迅是记笔记的能手（在南京或在仙台读书时，他记笔记都很快、很完整），没有必要借抄笔记。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这次假期，如果换算为阴历，就是从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六日至六月二十六日。而我们从寿镜吾给乔峰的明信片上可以看出，鲁迅在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以前已经到家，这和假期出入有半个月左右。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释呢？
我想，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当时的留日学生监督处等机构，虽然定有种种规章制度（如《游学生请假规则》规定，学生请假回国，“不得先期起程并逾限到东”），但由于清政府的腐朽，由于官僚办事的糊涂，并不能很严格地执行。可看下面的例子：“鲁迅……往日本留学，原来目的当然是继续学开矿去的吧，可是那时的官场办事前后不接头，学生出去之后就全不管了。”（《鲁迅的青年时代》，第37页）——既然鲁迅可以不学开矿而学医，所以，我想，比放假日期提前10多天回家是可能的。第二，鲁迅当时在东京除从事文艺运动外，虽然还入“德语学校”（学校名称据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出版的《官报》），但其实只是在“学校里挂了一个名，高兴的时候去听几回课，平常就只逛旧书店，买德文书来自己阅读”（《鲁迅的青年时代》，第37页）。鲁迅这次请假，由6月4日起假，至7月24日止，想来是据《游学生请假规则》的学生于暑期请假回国，“各以其学堂之假期为限”，但鲁迅既然连课也不一定上，所以假期就可以自己掌握，不受上课等的限制，因此，他比放假日期提前10多天回家是完全可能的。
总之，从寿镜吾给鲁迅的信谈开去，说到鲁迅在1908年曾经回国，这虽然有第十九期《官报》的请假记录为根据，但对其他情况，还茫无所知，有些还是推测之词，并不能成为定论。现把有关情况和一些想法写出来，希望有更多的同志注意这一问题，把具体情况进一步搞清楚。
（原载《鲁迅学刊》198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