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鲁迅曾在杭州九峰草堂工作过的，首先是张宗祥。他在《东海》创刊号上的《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说：
秋天武昌就发生革命，杭州也独立了。在年底时，沈钧儒组织教育司，设在九峰草堂，我参加了。第二年鲁迅也来杭州参加了，他管的是社会教育，我管的是全省中学。相见的时候，他第一句就说：“冷僧，我真利害，从强盗手中要出钱来，维持了中学。”因此我们又相叙有一个多月。后来他被南京教育部找去了。
（转引自《鲁迅在杭州》，第33、34页）
但是，这件事没有见诸当时的文字记录，在鲁迅的著述中也完全没有涉及。事后，除张宗祥外，沈钧儒、许寿裳、周建人、周作人等都没有谈到鲁迅与九峰草堂有什么关系。这只是一个孤证。虽然也有同志认为鲁迅在九峰草堂工作过，但那是采用张宗祥的说法，并没有举出什么有力的证据。有些同志认为“当时教育部的社会司临时设在杭州”（《鲁迅先生的幼年时代》，第50页），鲁迅是在教育部的社会司工作。如果不另有所本，恐怕就是在使用张宗祥的回忆材料时有所大意了。
我认为，关于鲁迅曾在杭州九峰草堂工作过的说法，很难成立。理由如下：
一、在1912年初，鲁迅不可能在杭州“一个多月”。
我们已经知道，1912年2月13日，鲁迅才把山会师范学校校务向学务科科员朱幼溪“交代清楚”（据《周豫才告白》）。2月16日，王金发释放章介眉，从“分府中派卫队十六名以肩舆送之归”（《章介眉案之结果续志》）。据一些人回忆说，当时鲁迅还在绍兴。2月17日，为旧历除夕。如果过旧历年后再动身，起码也是2月20日左右才会离开绍兴。
鲁迅什么时候回到绍兴的呢？范爱农3月27日从杭州寄往绍兴给鲁迅的信就说：“晤经子渊，暨接陈子英函，知大驾已自南京回。”（转引自《鲁迅的青年时代》，第82页）鲁迅回到绍兴，遇见了经子渊、陈子英，然后再由他们把情况面告或函告范爱农，这当中至少也得有两三天时间。因此，鲁迅在3月25日以前应该回到了绍兴。
另外，由于交通不便，从绍兴至南京，往返一般要12天（据《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208、209页）。到光绪、宣统年间，沪宁线、沪杭线相继通车，鲁迅如果改乘火车，来回大概要6天左右。这样，从2月20日至3月25日的35天中，除去路上的时间，在杭州充其量只有29天。如果说，鲁迅不一定过了旧历年才离开绍兴；如果说，释放章介眉时鲁迅仍在绍兴的回忆不一定准确；如果说，鲁迅在13日把校务交代清楚以后，14日即动身，这样，在杭州的时间似乎就有35天了。可是，这必须在到南京的第二天即动身回绍兴。这不但在情理上很难说得过去，同时，也和许寿裳的回忆情况有较大的出入。所以，这种时间上的矛盾，我想，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鲁迅只是路过杭州，并没有在九峰草堂工作过。
二、1911年底和1912年初，沈钧儒并没有组织浙江教育司。当光复后浙江成立都督府时，他“任警察局长”（《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5辑），1912年1月21日，浙江省教育会成立，沈钧儒被举为副会长。这时，浙江教育司长为夏曾佑。2月，“浙江都督因教育司长夏曾佑迭次辞职，改委沈鸿钧为教育司长”（以上见丁致聘编《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据《公民急进党丛报》第2期“国内记事”栏，1912年9月1日，才任命“沈钧儒为浙江教育司长”。沈任职教育司的时间并不长，据1913年1月10日出版的《教育杂志》第4卷10号，“浙教育司沈钧儒被攻去位”，都督准备改任陈大齐为教育司长。上面所引的情况说明，由于年代久远，张宗祥的回忆，有些地方和历史的实际情况有出入。
三、关于鲁迅分管社会教育的问题。
清朝末年的学部，设立五司：总务司、专门司、普通司、实业司、会计司（据《教育部编纂处月刊》1卷1期《本部纪事》），根本不把社会教育问题纳入工作日程。辛亥革命以后，蔡元培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于1912年1月29日，“通电各省筹办社会教育”（引自《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纪事》）。但是，在南京教育部，当时也无所谓社会教育司，教育部除正次总长外“统称部员，故无所谓分科办事”（蒋维乔：《清末民初教育史料》。见《光华大学半月刊》5卷2期，第8页）。后来，正式政府成立，蔡元培认为教育“须兼顾多数年长失学之成人”，因此，力争在普通、专门两司外，成立社会教育司。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5月3日公布教育部职员名单，才正式出现了社会教育司这一机构，鲁迅才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的成员（据《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因此，说1912年初鲁迅在杭州分管社会教育，那是不可能的，所谓“当时教育部的社会司临时设在杭州”，也是没有根据的。
张宗祥在离1912年40多年以后写回忆文章，有些地方记错了，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至于“从强盗手中要出钱来”等很似鲁迅讲话的口气，我想，可能是鲁迅路过杭州时，曾和张见面、谈话，这些有特点的语言被牢牢记住了。而周作人，确乎在1912年6至9月间，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据《周作人日记》），和张宗祥相处了几个月。张宗祥把鲁迅的事和周作人的事搅在一起，因此，发生了一些记忆上的混淆。
补记:
1982年第10期《文教资料简报》刊载鲁迅所填的“高等甄别委员会调查履历表”，当中有：“曾任南京教育部部员办理社会教育司事务。”这和蒋维乔说有矛盾，特记之以待考。
（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