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有些著述谈论到鲁迅和世界语专门学校的关系。该校由蔡元培任校长，校址在北京锦什坊孟端胡同，修业期限为3年。鲁迅为校董。也许和这有关吧，有同志认为鲁迅在该校是义务授课、不取酬金等。例如：

　　一、《鲁迅在北京的教学活动》一文说：“鲁迅考虑到世界语专门学校经费困难，多次退还了该校送来的薪金，至停办时为止，始终是义务授课。”《南开大学学报》1976年第3期。

　　二、《鲁迅年谱（试编）》说：“鲁迅积极支持世界语专门学校，每周在该校讲授几小时的小说史，不取酬金。”《天津师院学报》1976年第6期。

　　上述说法，是根据荆有麟的《鲁迅回忆片断》（1943年11月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后易名为《鲁迅回忆》）。该书说，世界语专门学校“请先生教课，原没有敢讲定每一点钟多少钱。待到月底，学校当局才决定：每月送车马费二十元……先生终于没有收那每月二十元的车马费，直到学校停办时为止”（第37页）。荆有麟在当时和鲁迅的来往较多，而且说在世界语专门学校听鲁迅讲授《苦闷的象征》，按理他的说法似较可靠。但是，他的回忆和《鲁迅日记》所记有明显的矛盾：日记中记载，从1923年9月30日起，至1924年12月29日止，鲁迅共收到世界语专门学校的薪水7次，并没有退还该校薪金的记载。鲁迅是1925年3月11日才“寄世界语专门学校信辞教员职”的；从日记看，他并没有领到12月和第二年1、2两月的薪水，这当然可能是因为学校经费困难，鲁迅退还酬金，但也可能是学校经费困难而发不出酬金了。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年谱》上册考虑到日记的具体情况，它对鲁迅支持世界语专门学校问题的论述和前两种说法有所不同。

　　三、世界语专门学校于1923年9月底，“派人面送少量车马费，鲁迅对来人说：‘学校经费困难，我是晓得的，所以这钱我不收，你还是带回去。’由于来人再三坚持，才允收下”（第212页）。

　　这种说法虽然和日记的收钱的记载不发生矛盾，但还存在另外的问题：甲、“来人再三坚持，才允收下”，该书没有说明材料的原始出处何在。乙、日记明明是记收薪水，不是记收车马费，而鲁迅对不同性质的收入总是记得清清楚楚，例如：1912年7月24日，“收夏期讲演会车马费十元”；1931年4月24日，“收同文书院车资十二元”。丙、鲁迅所收的钱，不是荆有麟所说的每月20元，而是每月15元（如1923年10、11、12月等）。

　　由于上述情况，我怀疑荆有麟回忆的准确性，因此，前面介绍的三种著作的观点，就还有可以斟酌的地方。例如鲁迅并没有教到世界语专门学校停办时为止，而是主动提出辞职的。如果说到停办或义务授课，从《鲁迅日记》来看，那可能是集成国际语言学校，这因为：甲、鲁迅于1924年6月26日上课以后，日记中既无辞职的记载，也没有再去该校上课的记录，是否是因为集成国际语言学校停办了？乙、鲁迅往集成国际语言学校上课7次，但在日记里并没有收该校薪水的记录，这有可能是义务授课。不过，关于集成国际语言学校，我手边材料很少。情况到底如何，只能等待了解情况的同志来回答了。

（原载《鲁迅研究》198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