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伤逝》中的子君，一向被认为是中国的娜拉。挪威作家易卜生在剧本《玩偶之家》所写的娜拉，不安于做丈夫的玩偶，后来离家出走。可是，冲出去问题就解决了么？真正的出路在哪里呢？

　　鲁迅在1923年所写的《娜拉走后怎样》中曾说：娜拉“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这几句话是我们理解子君的一把钥匙。

　　子君的道路是回来，回到父亲的身边，在窒息人的气氛中死去。曹禺的《日出》中的陈白露，她的道路是堕落，在上层社会中鬼混，“舞女不是舞女，娼妓不是娼妓，姨太太又不是姨太太”，一直陷于泥潭中不能自拔，最后只好服安眠药自杀。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可见，社会上的“娜拉”，确乎在走着这么两条路。

　　鲁迅是同情娜拉，同情子君的。当有人说所见的易卜生的剧本，“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时，鲁迅曾加以批评。这反映出鲁迅对妇女解放的坚决支持，对让娜拉回家的论调表示义愤。但是，事情却相当复杂。由于《玩偶之家》的结尾捅了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马蜂窝，于是，“代表‘上流社会’的舆论和报纸对于这出戏的结尾提出了严重抗议。剧院不敢上演，要求作者把第三幕改为‘大团圆’的结局”（《易卜生戏剧四种?译者序》）。结果怎样呢？“易卜生在剧本上演时就不得不给它换上一个圆满的结局，用伤感的收场代替了原来的那个富于戏剧性的结尾。”（《易卜生论》，第36页）可见，作者确乎被迫把出走的结尾更换了，在一定程度上向当时的某些戏院经理和偏见的世俗做了妥协。在我国，20世纪20年代也有人写不争气的“娜拉”。1926年5月出版的《现代评论》第3卷第76期上，有一篇名为《何必当初？》的小说，它的主人公张筠英不甘被辱，趁丈夫外出时留下“决绝的信”出走。可是，前门车站售票处挤得不得了，她望而生畏，不敢去挤。张筠英的思想比子君差得远，出走只是负气而已，因此面对困难（多么微不足道的困难呵！）只好气馁而归，趁丈夫还未回来，偷偷地把“决绝的信”烧掉；丈夫回家来，她便装作无事似的低声下气地殷勤侍候。作者只批评、暴露张筠英，言外之意是在证明，还是像娜拉开头那样，当丈夫的“小鸟儿”“小松鼠”“宝贝”为好；出走似乎是多此一举，自讨没趣。这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不知是何居心！鲁迅对这一类心怀叵测者，在《论秦理斋夫人事》中愤慨地说：　　

　　……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词，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

　　《何必当初？》的作者写这么一个厚着脸皮跑了回来的“娜拉”，目的不是为了使企图走向社会、谋求自身解放的妇女气短么？它的主题思想和《玩偶之家》《伤逝》刚好相反。另外，娜拉是否就只有“堕落”和“回家”这两条路呢？那也不完全是这样的。鲁迅清楚地指出，说只有两条路，是“将娜拉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如果中国的“娜拉”，“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就要另当别论了。事实上，“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除“堕落”和“回家”以外，也还有其他的路。像“死生一事付鸿毛”的女侠秋瑾，就是硬铮铮、响当当的人物，是冲出来的、义无反顾的“娜拉”或苏菲亚一类的人物。在五四时代，像白薇、丁玲等人，也是旧的伦理道德的叛逆者，是子君的同时代的人。她们从家庭出走以后，一直在寻求新的道路，始终不屈服于旧时代和“命运”的压力。这正如《伤逝》所写的，“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事实证明，在五四运动所开拓的新道路上，无数的子君们在跨出坚定的、豪迈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