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作品，一度被贬称为“鲁货”；鲁迅本人，则被说成是横阻在路上的“一块老石头”，“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鲁迅在战争动乱中，有五天的日记“失记”，就被影射为有难言之隐的汉奸，等等。这就既出格又恶毒，使人愤怒。但是，静下来想想，这些攻击、谩骂的发生也不奇怪。我们从鲁迅研究史中知道，有人攻击、中伤、谩骂、诅咒鲁迅，有人则推崇、肯定、尊敬鲁迅。这二者是长期形影不离地并存的，因为人们的观念、政治态度等有所不同。

　　在《坟》《集外集》《集外集拾遗》的早年文章里和随感集《热风》中，鲁迅主要是针对旧社会的痼疾和国民性的丑恶面进行文明批评，是泛论而不是特指，因而还比较风平浪静。

　　从《华盖集》开始，战法改变了，把陈源等人作为代表一定倾向的社会典型来集中批判，因而鲁迅所受到的反击、谩骂就特别强烈。以陈源为主将的“现代评论派”，把他看作眼中钉，含沙射影地说他在学术上“剽窃”，并骂之为“土匪”“学匪”。

　　以后，创造社、太阳社提倡革命文学时，又错误地把鲁迅当作祭旗的牺牲。它们的一些成员骂鲁迅为“封建余孽”“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不得志的法西斯蒂”“堂?吉诃德”和“老生”，等等。这是在政治上大力扣杀和在人格上表示蔑视。

　　在“左联”时期，鲁迅则被骂为“红色老狗”（陈独秀），讽刺是什么“左公”“左翼公”（钱玄同），又被斥为“托派”（少离）、“汉奸”（思）等。此外，还有“老时代的尾巴”（向培良）、“‘斗口’健将”“狂吠”（邵冠华）、“告密”（徐懋庸）、“绍兴小人”（苏雪林）等攻击和恶谥之词；天津《大公报》造谣、诅咒鲁迅得了脑炎症，有人还丑化鲁迅，说他讲演时“在台上像动物园的老熊一样的踱来踱去”（美子）。苏雪林则以攻击、诬陷鲁迅为其后半生之标的，一直到1999年4月去世，她的这个态度、立场始终没有改变，前后长达70年左右。1936年11月，她在致胡适的信（后附《与蔡孑民先生说鲁迅书》）中，攻击鲁迅人格卑劣等，连胡适也看不下去，批评苏雪林把鲁迅说成是“衣冠败类”“奸恶小人”，乃是“太动火气”，沿用“旧文字的恶腔调”，“应该深戒”。傅东华在《文学》杂志上，曾暗示鲁迅看不起黑人，势利卑劣。鲁迅在《给文学社信》里，对这“无端虚构事迹，大加奚落”的行径尖锐地加以反击。鲁迅逝世后，他为鲁迅的精神和崇高人格所感动，抛开个人得失，坦诚地说：“谁要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成分只有‘恨’，而没有‘爱’，我就和他拼命！”

　　鲁迅一生，光明磊落，人品作品，均为人所折服。郁达夫对鲁迅知之甚深，他在《怀鲁迅》中深刻地指出：“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爱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有人或以为鲁迅从未受人攻击，别人对他“只有恭敬，而无诋毁，只有赞仰，而无反抗”（蒋光慈）。鲁迅辩正说，自己“无时不受攻击……但它们都与如驶的流光一同消逝，无踪无影，不再为别人所觉察罢了”。于是，读者看到的，主要是鲁迅的反击文字，看见他对有代表倾向的言论和人物的尖锐批判，例如《“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之类，有些人说鲁迅喜欢骂人可能和这种情况有关。

　　鲁迅说过“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这一类的话，但究其实，他并不随便骂人的，而且，尖锐的批评、批判，和狭义的骂的含义并不相同。他曾严正地说过，“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谩骂并不是正确的斗争方式，重要的是阐明事件和人物的本质，不应只图一时痛快而流于愤怒或鄙视心情的宣泄。情况总是别人刺来十枪，鲁迅才还以一箭；他往往把骂他的文章和来信包扎起来存放，不予理睬，或只摘要地加以反击。如果批判错了，他也不惮于公开致歉，如在《记“杨树达”君的袭来》里，指责来访者是“装疯”，“用了无赖和狂人的混合状态”来恫吓。当知道这来访者确乎是神经错乱者以后，鲁迅深深地后悔和自责，发表《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并承担一切刊印费用，说“由我造出来的酸酒，当然应该由我自己来喝干”。

　　如今攻击、谩骂鲁迅的人，有些实在很少阅读鲁迅的著作，对上述情况可能不很了解，或因看问题的角度、方式不同，从而发生误解或党同伐异的毛病。如果我们多看看鲁迅的作品，多结合社会实际来想想，态度、做法等就可能会改变。例如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成员，后来终于认识到攻击、谩骂鲁迅是错误的。至于对鲁迅的思想、著作的认识分歧，评价高低不一，这自然不属于“骂”的范围，哪怕言词尖刻一些，也是正常的。当然，坚持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恶毒谩骂、中伤的人也不会绝迹。但是，这无损于鲁迅。“不废江河万古流”，鲁迅在历史长河中仍将熠熠生辉，为万人所爱戴和敬仰。

（原载2001年11月28日《春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