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2016年6月刊文/骆惠南震撼世界，改变整整一代中国人命运，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影响极为深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半个世纪。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说法，文革开始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因为那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个被称为《五一六通知》的文件，宣布设立中央文革小组及规定了文革的目的与方针政策。事实上，在这之前上海《文汇报》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由江青衔毛泽东之命亲自策划的文章已吹响了文革的号角。文革是一场荒唐的悲剧。如果从权力斗争的角度看，文革发起人的动机 不能说完全是非理性的，明显应该受到“宁可我负天下人”这种道德上的春秋责备：不管怎么说为了一己权力，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处万民于水火之中。以范宁的标准称其“罪过桀纣”不为过也。（范宁为六朝文士，写过一篇《罪王何论》，指出魏晋时期王弼、何晏倡空谈误国，“一世之祸轻，历代之罪重”。文革之乱国，使斯文扫地，岂王何空谈之可比？）至于发动文革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是偏激无稽的虚妄。文革造成的财物损失、人命伤亡不可数计。最大的祸害则是礼崩乐坏，使大陆中国社会在道德层面回到丛林时代。今天人们慨叹的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相当程度上起源于文革。当年那些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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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报》2016年6月刊文/康雪培 童年时我知道母亲的爷爷康有为是历史名人，家里有些古旧而又宝贵的东西与他有关，仅此而已。记得在五十年代，母亲在很远的虹口区的一条老式里弄房子里有个小阁楼间，曾带我去过几次。在我朦胧的记忆里，屋里满满堆放着积满灰尘的书卷字画、古旧家什等。屋内光线不足，空气滞闷。房间很小，母亲进屋后就没有空间了，我只有站在门口等候。再说我嫌脏，对那些属于历史的东西毫无兴趣。当时那里是属于上海的“下只角”，房间里没有煤卫设备，地段又偏远，虽然上海住房紧张，母亲从没在那屋里居住过。用上海方言发音，那地方叫“洞狐狸”，我根据谐音称之为“狐狸洞”，觉得我的编造很贴切，因为我讨厌去那个脏兮兮的小房间。直到长大后才知道那条里弄名“同和里”。康有为一九一三年结束逃亡生涯回国后在上海居住过数年，“同和里”阁楼间东西的主人应该就是康有为。我出生在解放后的新中国，从小在阿婆（外祖母）家长大。生活中，康有为不是家人的话题，因为那年代中国几经改朝换代，康有为和他的改革维新理念早已过时，无人问津。再者，阿婆岑德静在三十年代初就与外公康同篯离异，之后与康家后人不相往来。阿婆是清朝两广总督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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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报》2016年6月刊文/石镇中国文化大革命发生至今刚好五十周年，历来坊间多有谈论文革的文章，唯着眼点多在对中国共产党及国人的影响，其实文革对香港的影响亦不少，却鲜见有人论及，笔者不揣冒昧，就此点谈谈自己的浅见，以作抛砖引玉。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声势浩大，席卷全国，令一班香港人既惶恐不安又摸不着头脑，不知大陆搞什么。及至将刘少奇及邓小平拉下马后，都认为这只是一场夺权运动，因此部分人便抱着隔岸观火的心情，继续“马照跑、舞照跳”。但是部分在解放后才移居香港的人，心情却与土生土长者大不一样，一来他们有亲戚甚至父母仍在内地生活，情况比较了解，甚至因出身问题，亲人被红卫兵揪斗，其焦虑担心之情可想而知；二来部分人甚至在国内生活时已经历过政治斗争的残酷，眼看国内的乱象，不寒而栗，更加坚定他们扎根香港的思想。 香港传统左派人士，长期受港英打压，对港英政府怨恨甚深，国内红卫兵“造反有理”的精神，对年轻的左派有极大的鼓舞作用。而各左派单位的领导人，唯恐被上级领导认为是落后分子，调回国内批斗，在香港单位内也开始实行极左的那一套：学习毛泽东思想、批斗“落后”的学生、员工。左派学校在这方面就更加突出，除了将课本上凡有古诗词的课文改教毛泽东诗词、凡有古文的课文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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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参考消息》2016年3月2日 【日本外交学者网站3月1日文章】题：“中国毛细血管民主”：西方民主能向中国学习吗？（作者北京大学阿拉伯语语言文化系外国专家帕特里克·迈耶）当西方人和中国人被问及中国的政治制度时，没人认为它是一种西方民主可以汲取灵感的模式。但是，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中国政治制度的两个核心特点使之成为一种“毛细血管民主”。首先，中国的权力金字塔建立在基层代表选举基础上，这些基层代表就像毛细血管一样，在中国人民和政府之间发挥着双向信息交流的作用。于是，从这一基础中获取的信息引导着政府的决策过程，从而产生了能够改善大多数中国人生活的政策和措施。因此，可以说中国政府是民治和民享的政府。我认为，西方民主可以从中国将选举限定在基层并利用长期、专业、业绩驱动的队伍来管理和领导人民的做法中汲取灵感。在描述中国的“毛细血管民主”如何作用之前，让我们首先来广泛定义一下民主。民主是大多数人熟悉的字眼之一，但它经常被误读。这个词来自希腊语，意为人民统治。但是，人民应该统治什么以及何时、如何统治却并非显而易见。民主政府更简明的定义是：把最高权力赋予人民，由人民直接或者通过一种通常定期举行自由选举的代表制度间接履行最高权力的政府。利用这种民主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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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亚洲周刊》2016年1月3日文/林沛理美国学者莱许认为，要拯救资本主义，政府必须介入市场拨乱反正，向拥有过大权力的人宣战。二零零八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兜售繁荣》（Peddling Prosperity Economic Sense and Nonsense in an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一书指出，在有关经济的议题上，合情、合理和合乎现实的言论（economic sense）与谬论和胡说八道（economic nonsense）有时只是一线之差。所言甚是。这是经济谬论泛滥的时代，但若论荒谬的程度，莫过于坚称政府介入是干扰自由市场运作。这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深信不疑、视为教条（article of faith）的观点站不住脚，因为市场并非自然力（force of nature）而是习惯的力量（force of habit）。我们今日视自由市场为理所当然，甚至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只是习惯成自然而已。曾任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现任教于柏克莱加州大学的美国政治经济学家罗拔·莱许（Robert Reich）在新书《拯救资本主义》（Saving Capitalism : For the Many, Not the Few）提醒世人，自由市场本身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是政府运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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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报月刊》2015年12月口述/马宗骏访问/吴章铨、禤福辉撰写/禤福辉一九四一年，国民政府在各大专院校号召青年投考空军，并送往美国受训，其间，经过重重严格筛选，才能成为空军。马宗骏一九四三年底完成训练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编入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五大队。马宗骏生动忆述中美空军的合作情形：“抗战期间局势紧张，美国人争着要表现，中国飞行员也不想丢脸，大家抢着出任务，不甘后人，双方合作十分愉快。”一九四五年四月，日军计划分三路进攻湘西，第五大队和第一大队互相配合御敌，日军至四月底渐渐不支，六月七日，湘西会战全面结束，成为抗战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此后，日军已无力发动任何重大战役。——编者前言：一九九九年底我和吴章铨兄一起飞往休斯顿访问马宗骏先生（George C. T. Ma），本文按照访问记录整理，并于二零一五年参考了美国空军档案增订而成，这是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抢救抗战史，专访中美空军混合团计划的一部分。下文限于篇幅，引用空军档案的注释已删去。马先生是江苏镇江人，一九一七年生于浙江兰溪。后来举家从兰溪返回原籍，住镇江城内斜桥街四号。空军官校十五期，一九四三年赴美受训，翌年回国，派往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五大队十七中队，参加轰轰烈烈的抗战，最高官阶为上校。马宗骏口述：我家兄弟四人，我是老幺。我们早年丧父，全赖母亲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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