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音乐文化闲聊阁20210821作者简介：沈容，江苏人，1922年生。初中时期开始做抗日地下工作。后在中央大学读外国文学。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重庆新华日报社任编译。曾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翻译。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电影局制片处副处长、珠江电影厂副厂长、中共中央中南局文艺处副处长，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厂导演、首席责任编辑。“文革”后，任广东电视台台长、北京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本文来源于沈容的回忆录《红色记忆》，原题为《热闹的月坛北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1973年，中国著名记者李普从广东调到北京，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任社长。他在月坛北街住了大约三年。这三年真是天翻地覆、惊心动魄的三年。多少可歌可泣的事发生在这三年!而他的邻居又非同一般，各色人等都有，其中包括了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与张玉凤，这使得月坛北街五号楼热闹非凡，而李普一家则更是在这里接触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红墙内幕。本文摘自《温故》第二期，作者系李普妻子沈容，原题为《热闹的月坛北街》。--------------------------------- 可怜天下父母心 1973年，老伴李普和我从广东调到北京。李普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任社长。我本来也可到新华社工作的，新华社有一不成文的做法：调夫妇一方，另一方也要分配工作，何况我还是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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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新闻》20190706享誉海内外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出生于名门世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如此优越的家庭环境让他自小就博览群书，12岁时又有幸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后又陆陆续续在德国、美国等著名学府求学。中西合璧的教育之下，让他在宗教、历史、语言、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 1925年，陈寅恪回国，素有名望的他与王国维、梁启超和赵元任被清华大学聘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等文学大家都来听他的课。国学大师吴宓这样评论陈寅恪：“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此外，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和著名史学家严耕望等人都对他评价颇高。不过，比陈寅恪小20岁的钱钟书却对他深感不屑，这是怎么回事呢？事实上，陈寅恪和钱钟书身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出身书香世家，都曾留学海外，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儒，而且还是清华大学百年校史上的两颗巨星。本该惺惺相惜的俩人，为什么会有“钱钟书看不起陈寅恪”的传闻呢？钱钟书对陈寅恪的“不待见”，主要反映在两件事上，一是对待陈寅恪赠其书的态度，二是唐朝历史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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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方历史评论文/陈红民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着全新的国际环境，在对外交往中受着双重的挤压：一方面，清政府在与列强对抗中，不断上演着反抗—战争—失败—割地赔款的屈辱，在列强的威逼下国权一步步地沦丧；另一方面，一些在地缘上临近中国，原先与中国有着朝贡关系的小国也纷纷离去。前一种情形人所共知，而后一种情形则较少为学界所注意。研究近代中国的对外交往，确定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需要从两方面着手，既要研究中国是如何与大国强国打交道的，也要研究中国是如何与小国弱国打交道的，这是一体两面，后一种情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揭示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体制是如何被打破的。朝鲜是历史上与中国关系最悠久最密切，地缘相近的国家之一。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清政府如何面对朝鲜内部要求摆脱与中国旧有的“宗藩关系”，独立自主开展外交活动努力的那段历史，显示了中国近代外交的另一种困境。宗藩体制的瓦解：遣使事件前的中朝关系中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强大的国力与先进的文化而成为古代东亚地区的中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强大的中国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占据着东亚的领导地位，形成了“万国来朝贡，仰贺明主，一统华夷。普天八方四海，南北东西……天下归一”的局面。中国根据各国各族与中原王朝的亲疏关系与接受中华文化的程度，将其划分成层次不同的外交圈。而各国各族统治者出于自己的利益，也多“倾心向化”，以臣服中国，学习中华文化为基本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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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新闻20190504 蒋介石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是生活在历史书中的人物，和毛泽东在民国时代成为中国的领导者。他领导的国民党大多是家境较好的将领，受到过很好的教育，思想非常先进，对中国局势的分析也很到位，可是为什么最终会败给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阶级呢？究其原因，其实是当时中国的风气很乱，家境好的人很少，而舍得为国付出，奉献的人就更少了。他们代表的中层阶级的利益，所以很少会考虑到百姓们的需求。即使他们接受了很高的教育，也不会因此而改变思想的方向。但是在中国百姓占绝大部分，古代就曾说过，撑起国家的是百姓，能颠覆国家的仍然是百姓。所以说就算能力很高，拥有的资产很多，但是不能兼顾大多数百姓的利益，也不会让百姓拥戴，自然只有失败一条路可走了。不过老蒋也算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传奇人物。他这一生中，骂他的人不少，但是赞赏他跟随他的人也不少。他是一步一步从一个百姓变成领导者，自然也有他的人格魅力所在。据说他去世当晚就有预兆，医生护士用尽了办法都没有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不过跟他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个永不离身的公文包，但是这么多年没人知道里面到底装了些什么。在他去世后，蒋经国打开了父亲的遗物，其实里面只有很平常的几样东西。据说里面有他本人的身份证，党员证书和台湾的军事布局图。除此之外，有一个用大红纸抱着的物件，看起来这个公文包里最珍贵的东西。而在包的最深处放着一张中国地图，知道的人都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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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新闻》20190912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艰难无比的战争，因为清朝的遗留问题致使原本强大的中华民族远落后于其他国家，遭到列强的侵略而留下百年屈辱史，可这些都难不倒中华儿女们。在这场伟大的胜利中，离不开革命先辈们在正面战场上地厮杀，当然也离不开只身潜入敌营的情报英雄。正是他们不顾个人危险，甚至甘愿忍受骂名，为我军获得了一份又一份机密情报。今天笔者给大家讲述的主人公就是抗战时期绝无仅有的“五重间谍”且被称作“情报大王”的袁殊。1931年，经潘汉年介绍，年仅20岁的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情报系统，拥有了第一重身份——共产党员。1932年春，袁殊经由表兄贾伯涛（黄埔一期生）介绍，打入中统局内部，成为国民党的一员。好巧不巧的是，在中统局袁殊被安排到情报股从事间谍工作，而他也被包装成一个新声通讯社的记者，中统局要求他以记者的身份打入日方情报机构，窃取日本上海领事馆的身份。在得到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地批准之后，袁殊经过精心策划，成功结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进入日本情报机构。此刻他成为了一个“三重间谍”，利用这个身份为我党提供了大量的情报，并且让国民党以及日本都得到了我党想让他们知道的情报。这还不算完。1937年4月，为了开拓信息来源，袁殊加入了青洪帮，通过他的计谋与人脉，快速在青帮混得风生水起，成为了可以和杜月笙、黄金荣平起平坐的“通”字辈人物。后来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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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新闻》20190830 总理是讲过自己不是帅才，邓大姐也这样说，我们听了不舒服；主席和小平再这样讲，我们曾感到委屈。现在回想起来，是传统文化、传统观念影响我们的结果。谁位高，谁就位尊德高；谁官大，谁就本事大、贡献大。中国过去就是这种观念，这个毛病。改变不容易。雷锋只是一个班长，说起他全国没人不知道，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知道他的军长、师长是谁？话又说回来，许多人还是想当军长不想当班长，所以说改变不容易。总理讲他做不到举重若轻，但同样的，主席和小平也做不到举轻若重。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我们的目的才能实现。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没多久，1950年1月，忽然传来消息，说谈判不大顺利，叫周恩来总理立刻启程去莫斯科。那次，我作为随员跟总理一起出发，路经满洲里时，遇到了率团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萧华同志。萧华向总理汇报联欢节情况，总理望着他身后问：“怎么没见到维世啊？”孙维世是总理的干女儿，本是同萧华一道去参加联欢节。总理没见到干女儿，自然要关心。“我们路过莫斯科时，她被师哲扣下了。”萧华解释，“师哲说她俄语好，叫她留下参加翻译组的工作。”总理关心中苏谈判：“主席跟斯大林谈得怎么样？”萧华摇摇头：“好像不大顺利，师哲只跟我简单讲了几句。”总理想了想，问：“主席现在做什么？”萧华说：“斯大林说要等你来了再谈，先安排主席参观和看节目，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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