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研究中，史料的整理、研究等是一个重要方面。史料是研究的基础，为研究作家的生平、思想、创作提供必要的条件。毛泽东同志曾说：应该“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我们在鲁迅研究中要做出正确的结论，除了要有科学的理论做指导之外，还要有充分的史料做根据。史料学是关于史料的搜集、鉴别、编订的科学。史料残缺不全，就无法做出判断；未经考订，就区分不清史料的真伪、对错；至于缺乏编订，如没有系年或没有按专题、专人集中等，史料就很难为我所用。因此，毛泽东同志深入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并在理论上反复强调掌握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和《〈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著作。马克思呢，“为要写《资本论》中讨论英国工厂法的二十页多一点文章，他把整个图书馆里英国与苏格兰工厂视察员所作特殊调查团底报告的蓝皮书都参考遍了”（拉法格《马克思回忆录》本文集中的注释大多因时间跨度大，现已难一一查证和完善出版项等，故保留原貌。）。列宁也指出：《资本论》“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加以研究的结果。鲁迅在史料工作方面的表现也很突出。他为了写《中国小说史略》而编录了《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古小说钩沉》《小说备校》《明以来小说年表》等；在搜集小说史的材料时，真是“废寝辍食，锐意穷搜”（《〈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可见，毛泽东、马克思、鲁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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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母亲之命，鲁迅于1906年与朱安结婚。朱安（1878—1947）是绍兴丁家衖人，据说又名德意《绍兴师专学报》1982年第1期。这里的记音可能有误。我想，“德意”似为“德懿”，又有女德又温柔，这才符合封建旧家庭的美学观念，如果叫“德意”，可能就不太像大家闺秀的名字了。。这一旧式婚姻给鲁迅带来了精神上很大的痛苦，对他的思想、人生道路有相当大的影响。他对许寿裳说过：“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本文对鲁迅这一旧式婚姻的若干史实进行探索，同时谈谈鲁迅所得到的朱安的支持，以就正于同志们。一、关于订婚的时间鲁迅和朱安订婚的时间，目前有两说。一说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一说是在南京读书时。但是，由于没有掌握有力的材料，暂时还是推测之词，所以论述者往往用上“可能”“大致”等词语，以示慎重。例如王得后同志在《〈两地书〉研究》中就说，在“周作人日记手稿中……却不见有关鲁迅的婚事的记载”（第283页），如果只从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的行文来看，“说媒的时间……似乎在鲁迅去南京求学之后”（第284页）。我于1978年5月，在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曾翻检过《周作人日记》手稿，11月，在上海师大看过《周作人日记》抄本。因为时间太匆促，只能跳跃地看过去，也没有发现有关鲁迅订婚的记载。现在，《周作人日记》在《鲁迅研究资料》等刊物中，正陆续刊出，可以慢慢地阅读。原来，有关鲁迅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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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周作人，在家乡、在南京、在日本、在北京，一起相处的时间近30年。仅据鲁迅日记所记，他给周作人的信就多达495封，关系极为密切。因此，研究他们的关系很有必要。鲁迅和周作人是同胞兄弟，有相同的家庭背景，年龄相近，所处的社会环境也一样。在青少年时期，不但文艺活动、文艺思想相一致，连政治态度、思想、感情也相似或相同。由于后来两人的分歧越来越大，因此人们往往忽视他们相同的一面而只强调相异之点。这是不完全合适的。譬如说，鲁迅和周作人在一段时间里，对科举考试、对维新思想的态度，以及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就是相似或相同的。鲁迅只考过一次秀才（未考完），周作人则考三次均落了榜，但仍相当入迷，甚至做了恍惚迷离的科举梦。1900年2月21日，他于“黎明梦一家匾上题‘花甲登科’四字，左题‘光绪甲申年’，右则漫漶不可辨。未知何祥也，故笔之”。（《鲁迅研究资料（9）》，第138页）鲁迅呢，周作人认为他对科举“是‘跛者不忘履’，内心还是不免有迷恋的”（《知堂回想录》，第53页）。这虽然不是定论，但我觉得有符合实际的一面。如果说在鲁迅和周作人合写的《祭书神文》中，写到“他年芹茂樨香兮，购异籍以相酬”等只可以作为旁证，那么，鲁迅于1898年12月18日参加会稽县试，就应视为直接的证明。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如果没有“跛者不忘履”的内因，别人就无法把他硬拉进试场。当然，鲁迅在县试未放榜前就去南京了，并没有参加府、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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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于1902年4月间到日本留学。他说自己是“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和其他进步留学生一样，鲁迅除学习日文以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并许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庄严誓言，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秋瑾则于1904年去日本，但有说是在旧历三月或四月，有说是在夏天或夏秋间的。最近，看到甲辰年三月二十五日（1904年5月10日）的天津《大公报》，上面说：“秋女士濬卿（秋瑾字濬卿——引用者）邀合同志妇女十余人赴日本留学，闻定于本月杪由京起程。”据此，她到日本的时间，似为阳历五月末。泛海东渡时，她一面感到祖国“日月无光”和家庭“骨肉分离”的悲痛，一面又豪情满怀，投向风起云涌的政治沙场。她一到日本以后，每逢集会，“则抠衣登坛，多所陈说，其词悲感激切，荡人心魂”（《鉴湖女侠秋君墓表》）。秋瑾和鲁迅一样，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感情。鲁迅和秋瑾可能在1904年6月至8月间就见过面，即在鲁迅往仙台以前就相识了。这因为秋瑾在留学时，“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鉴湖女侠秋瑾》）鲁迅呢，据周作人回忆，他们住在中越馆时（1907年、1908年），来客“主要的是陶焕卿、龚未生、陈子英、陶望潮这些人，差不多隔两天总有一个跑来，上天下地的谈上半天……”（《鲁迅的故家》，第334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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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他的老师之间，关系最深的是章太炎。1908年跟章氏学《说文解字》等，到1935年、1936年，鲁迅还清晰地记得讲授内容并在《出关》中加以运用。在《鲁迅全集》中，直接提及章太炎的地方就有：《坟》的《题记》，《华盖集》的《补白》，《三闲集》的《在钟楼上》，《花边文学》的《趋时和复古》，《且介亭杂文》的《门外文谈》和《病后杂谈之余》《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名人和名言》，《且介亭杂文末编》的《〈出关〉的“关”》《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集外集》的《序言》，《集外集拾遗》的《又是“古已有之”》。此外，还有1911年7月31日、1916年12月9日、1936年9月25日的《致许寿裳》和1933年6月18日的《致曹聚仁》；《鲁迅日记》记到章太炎的地方有8处。这些地方涉及的史实，《鲁迅全集》大都做了注释，是比较准确、详尽的。但是，也有若干缺漏或欠妥的地方。如《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说章氏“三入牢狱”，《鲁迅全集》（后简称《全集》）的注释认为“可考者为两次”；有人还认为“三入牢狱”为“入狱三年”之误，或者认为把1914年的幽禁于龙泉寺和幽禁于钱粮胡同作为两次入狱。其实，除了1903年、1914年的入狱外，还有一次是1909年3月3日。那是因为《民报》案，章太炎未交罚金，被日本东京“小石川警察署拘留”，当天“章如数完纳罚金，即日释放”（《章太炎吴虞论集》，第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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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注意到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1890—1952）是在1921年。这一年的5月28日，爱罗先珂被日本警察逮捕，6月4日被逐，“凤山丸号”往海参崴。日本的报刊对这事很有议论，鲁迅因此“才留心到这漂泊的失明的诗人”（《〈狭的笼〉译者附记》）。7月27日，他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就说到爱罗先珂的《天明前之歌》，考虑购买。8月，爱氏因不能回国而转到哈尔滨。8月30日，鲁迅收到李宗武寄来的日文的《天明前之歌》，他在这天给周作人的信里说：“大打特打之盲诗人之著作已到……似尚佳，……我或将来译之，亦未可定。”10月7日，爱罗先珂经大连到达上海，一面在按摩院工作以维持生活，一面又撰写《枯叶杂记》《世界的火灾》等，同时，还在上海世界语会担任义务教学（据1922年2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2月4日，爱罗先珂参加在西藏路宁波同乡会举行的万国歌舞大会，演出者“有波兰、西班牙、法、俄、韩、日、意大利、中国诸著名音乐歌舞大家”；爱氏演奏了四弦琴（据2月2日、4日的上海《民国日报》）。他还是这个大会的主席，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我们今天开这会的目的，是为苏爱南先生所办的小学校（按：即志民学校）筹款。苏先生虽是一个贫人，但他底心力并不贫乏。……反观中国的富人，他们连中国仅有的一个北京大学还不能维持下去。他们会当资本家，会压迫穷人……绝不肯顾及学校，这班富人真是该死极了！……他们却口口声声说无政府党共产党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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