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多维》2019年7月刊
文/李明通
康熙帝诏令宫廷画师绘制的《钦定平定台湾凯旋图》，大海中海岛林立，船队一望无际，与史书上记载施琅率200多艘战船攻台大致吻合。
康熙之所以收复台湾，表面上看是「靖边患」，消除台湾郑氏对东南沿海的威胁，实质上还在于根除台湾这块最后的反清复明基地。清政府上至阁部下至福建前线，绝大多数官员对台湾的认知也仅限于此，至于收复台湾如何善后，从未纳入议程。当台湾郑氏投降后，清政府首先面对的问题并非如何治理台湾，而是台湾的弃留。
弃留之争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二十六日，负责收复台湾的施琅在攻克澎湖以后，即在向康熙报捷的《飞报大捷疏》中提出台湾的弃留问题：
「二穴(台丶澎)克扫之后，或去或留，臣不敢自专。合请皇上睿夺，或遴差内大臣一员来闽，与督臣商酌主裁，或谕令督抚二臣会议定夺，俾臣得以遵行。」随后，施琅又连续三次上疏谈及台湾弃留，将这一问题摆上了台面，也拉开了台湾弃留之争。
在康熙看来，收复台湾只是「靖边患」，至于台湾，对当时清朝这个以骑射起家的陆权国家来说，本身则是「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如何处置无足轻重。部分官员则投康熙所好，提出台湾「海外丸泥，不足为中国加广；裸体文身之番，不足与共守；日费天府金钱于无益，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主张放弃台湾，将台湾汉民全部迁居内地，形成弃台派。以福建巡抚金鋐为代表的地方官吏也认为，「台湾土地狭小，人口稀少，财赋无多，又远隔重洋，如派兵驻守，不仅糜费粮饷，而且鞭长莫及」，提出放弃台湾退守澎湖。就连举荐施琅攻台的福建籍官员、后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的李光地，也主张放弃台湾。「空其地，任夷人居之，而纳宽通贡」，就算是荷兰人在清政府弃台后重新占据台湾「亦听之」。
尽管弃台论甚嚣尘上，但是出于对台湾的漠视，或者说并不看重这问题，康煕不置可否，将皮球踢给了议政王大臣会议。1683年8月康熙在接到施琅第四份上疏后，御批「令议政王大臣会议以闻」。而议政王大臣会议又一脚将皮球踢给了福建前线：「台湾应弃应守，俟郑克塽等率众登岸，令待郎苏拜与该督、抚、提督会同酌议具奏。」
1683年12月，清政府分别收到福建总督姚启圣、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的两份关于台湾弃留的奏折。姚启圣从现实层面入手。提出一旦放弃台湾将可能前功尽弃，海患再生，束南不宁，提出留台。「今幸克取台湾矣，若弃而不守，势必仍作贼巢，旷日持久之后，万一蔓延则再如郑贼者，不又大费天心乎？」
施琅在《恭陈台湾弃留疏》中更进一步，他首先提出台湾是东南沿海的屏障：「台湾地方，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进而以亲身经历提出台湾并非不毛之地，乃是「野沃士膏，物产利薄，耕桑并耦，鱼盐滋生……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实肥饶之区，险阻之域。」
最后，施琅又提出，台湾既成为清朝领土，「土番、人民，均属赤子」，将台湾汉民通居内地不仅台湾不满意，费时费力，还容易滋
生事端。更有曾经占据台湾的荷兰人在一旁虎视眈眈，一旦荷兰人再
占台湾「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至时复勤师远征，两涉大洋，波涛不测，恐未易再建成效。」
姚启圣丶施琅作为当时清政府最瞭解台湾，对台湾最有发言权的官员，两人上疏主张保留台湾无疑使康熙重视起台湾来。康熙二十三年(1684)正月，清政府审议姚施二人奏折时，康熙一锤定音，[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及此，康熙以帝王之术，通过姚启圣、施琅之口堵住了满朝「弃台论」官员之嘴，至于如何守卫台湾，则交由「福建督、抚、提、镇详议」
清朝治台
在《恭陈台湾弃留疏》中，施琅详细提出了防守台湾的全盘计划。以内地溢设官兵分别驻防台湾、澎湖两地，「台湾设总兵一员、水师副將一员、陆师参将二员，兵八千名；澎湖设水师副将一员，兵二千名……其防守总兵、副、参、游等官，定以三年或二年转升内地，无致久任，永为成例。」
康熙御旨下发后，福建富地官员在全盘接受施琅驻军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台湾地方政府设置方案：在台湾设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台湾府下设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在澎湖设置澎湖厅，同时设立一巡道分辖，隶属台湾府。康熙认可这一方案，并决定将福建巡海道改为福建分巡台湾厦门兵备道即台厦兵备道，管辖台湾。
尽管在姚启圣、施琅等人的争取下，康熙选择守台，设置相关驻台机构，但基于包括康熙在内的清政府统治阶层依然轻视台湾，直至清末海防危机出现前，清政府对于台湾的治理多是被动消极的。如在内地开放海禁的情况下，颁布渡台禁令，严禁内地居民迁居台湾，限制台湾与内地贸易，在台湾则严禁汉人进入「番地」，不准台湾人当兵，不许台湾修筑城垣。这些政策一方面造成台湾开发进程严重落后，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起，到光绪十三年(1887)在台湾正式建省，下辖三府一州五厅十一县，历时两百余年才将统治扩展到全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台湾民众的不断反抗，曾任台湾兵备道的姚莹在《东槎纪略》中称，「台湾，富庶之国也，而困于兵燹亟矣，自康熙二十二年入版图……百三十年，变乱十一见。」
当然，清政府治台也并非全然消极，比如改造台湾儒学，消除反清复明的思想基础就很积极。康煕二十五年(1686)首任台厦兵备道周昌就建议在台湾开科举考试拔取人才，「以化顽梗之风，而成雍熙之治」。为此，清政府在台湾创办儒学，并在儒学中设立顺治颁布的《卧碑文》，直言设立儒学的目的在于：「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在教学内容上，以有利于统治者的朱子学代替郑成功在台湾倡导的以反清复明为目的的经世致用儒学。进而又将台湾儒学纳入科举体系，以科举诱导儒生归顺。
通过对台湾儒学的改造，清政府不仅淡化台湾儒学教育中产生的本土意识，还初步确立大中华民族意识，使台湾与大陆成为一体。这才有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甲午战争后台湾民众反抗日本割占的斗争。这一抗日斗争一直延续到1945年台湾光复，其目的是驱逐日本，回归祖国。然而世事多变，谁又能料到四年后，因为国共内战和之后形成的冷战格局，两岸又陷入长期的对抗和分治状态。
台南孔子庙是台湾第一座孔庙，建于明郑永历十九年（1665），康熙二十四年（1685）改建为台湾府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