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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间谍之都?中美欧博弈 港角色独特

日期: 2014-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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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于《信报》2014.08.02

文/凌剑豪

  对于美欧之间的谍战,香港社会应该并不陌生:近年的斯诺登事件及其提及的“棱镜系统”(PRISM)固然令人侧目,在冷战时代发生的“愉景湾事件”,以及影星狄娜在访问中透露自己不但在银幕前扮演间谍,在现实生活中亦为北京政府奔走。这些事迹笔者从不同的文章也有提及,因此不再赘述。

  然而,从外交体制而言,香港在中美欧三方的博弈中也有角色:有开诚布公的官方定位,也有偶一为之的非正式交流。假如我们摒弃“占士邦式”的间谍形象,一个地区亦可成为外交战场下得间谍。

  东方卡隆布兰卡:港谍特色

  间谍是一门古老的行业,春秋战国时期所著的《孙子兵法》有《用间弟十三》篇中,记载使用间谍的心得及其重要性,荆轲刺秦王更是古代知名的间谍事件。当然,笔者无意指香港的角色是负责刺杀中美欧三方的政治大员,毕竟斯诺登的形象已表明,“占士邦式”的间谍充其量是冷战时代的产物,甚至不过是我们对于间谍的想象。当代的间谍更多是负责情报收集,其打扮及形象亦可能与一般“宅男”无异。

  从近代史出发,不难发现香港作为“间谍之都”的足迹:孙中山在香港联系日本及德国驻港使节寻求武器的支持,应被某立法会女议员视为“勾结外国势力推翻政府”;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南方执行部将香港视为前进基地,负责包括情报收集、策反、运输革命物资及暗杀事宜,最著名的事件自然是笔者也有提及的“喀什米尔公主号事件”;60年代的“曾昭科案”被视为中共间谍最接近港督的一次,2003年有媒体披露前中联办秘书蔡小洪是英国间谍,将新华社的机要文件及中英谈判的情报给予英国。笔者提出的案例只涉及直接以香港为基地或驻香港官员,还没有计算以香港作为情报交换地点的事例,可见香港为“东方卡隆布兰卡”并不为过。

  因此,这可以理解北京保守派系对香港的不信任,某程度上是与香港的间谍历史有关。借用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罗永生教授的说法,香港精英奉行的是勾结式殖民主义,在英治年代藉中国人的身份,与中国政权——不论是国民党或共产党所建立的政权——打交道,另一方面以外国人的身份,与西方上流社会有所联系;回归前则相反,藉中国人的身份与西方社会互动,同时以外国人的身份与北京政府建交,活像《无间道》下刘建明的角色。

  事实上,香港在中美欧三方博弈下得间谍特色早已被制度化:香港作为三国雇用的情报人员,负责收集其他国家的情报;香港作为北京政府及西方社会垂范作用的乡间,以及向对方发放假情报的反间。正如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教授所说,香港一直是北京公安、国安及解放军情报部非常重视的地方,因此回归后大幅增加驻港人员数目,负责监视境外势力在香港的活动情况。十八大后更将港澳办及中联办纳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体系,将中港关系由地方层面升格至国安层面。此外,内地不时以中间人或研讨会的方式邀请香港不同政见人士,当中有保守派及泛民成员,讨论的问题自然不止于本地事务,香港因而成为了北京涉外关系的第一扇窗。

  反间与乡间:港谍定位

  对于欧美而言,香港作为情报员的角色更是早于冷战时期已有明确定位。学者丁伟、郑永年,沈旭晖等的研究均指出,即使主权交替并没有影响香港对于西方社会的角色;作为收集共产党中国情报及影响内地政治的非国家个体。以《维基解密》所公开的文件为例,美国领事馆多次接触各界人士,包括现中央政府组首席顾问邵善波,从中得到不少有关中国内部及对港关系的“情报”,以及香港与台湾关系的转变,被评为相当有用(especially helpful)。

  笔者在数年前曾出席一些外交及国际议题的讲座,会后讨论环节中亦曾提及一些内地官员及学者在香港可畅所欲言,令西方社会在遥远观察内地以外得到更多有用的“资讯”。笔者为什么以引号括着“情报”及“资讯”,原因是这些消息从来无人知道真伪,甚至可能是“假情报”以诱导对方做出错误判断——某电视台突然报道前国家领导人身故的消息便是一例。事实上,正如研究英国帝国时代间谍史的波特教授(Bernard Porter)指出,情报部门的责任是资讯管理(information management),涉及对外及对内层面的资讯控制,而不少著名的间谍案其目标是对内多于对外,美国麦卡锡年代的白色恐怖便是一例。

  最后,香港在三方博弈的最终角色实为《孙子兵法》中的乡间,透过香港的中国人身份达到博弈下的最大利益。按已故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说法,“一国两制”作为香港回归后的管制制度的目的除了是希望安抚香港人的不安外,其直接对口单位更是意识形态上与香港相近的台湾,从而达到日后两岸和平统一。

  对于不少中国学者及本地的保守派而言,香港是“美帝”侵蚀中国主权的桥头堡,希望藉香港的民主化进程来诱导内地发生颜色革命,以及将所谓的普世(西方)价值输入内地。对于美国及欧盟而言,香港是三方博弈的压力阀,透过将香港从外交事务上制度化并分开处理,提供中美及中欧关系以外另一层面的互动,令西方社会可以保障在华的经济利益同时,不至于在政治上进退失据。

  然而,随着陆台关系愈走愈近,香港作为乡间的角色渐渐消失,香港在北京眼中成为了一个没有垂范作用的双面谍,而从来对付双面谍不会是全面内化令其只为自己工作,而是除之而后快以免影响体制稳定。

  讽刺的是,假如双面谍效忠其中一方破了面,另一方却因双面谍没有利用价值,处理手法与上述亦是大同小异——陈永仁在《无间道》的遭遇,正好道出了一个破了面的卧底,所面对的悲惨结局。  

  附件:间谍电影多歌颂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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