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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旧血痕,世纪新选择——日本三•一一大灾难之警示

日期: 2019-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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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山

2011年4月8日

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关东大地震与今年三月十一日大地震及其衍生的社会灾难,都是影响日本生存与发展的重大事件。天灾是不幸,人祸是悲剧。日本中国一衣带水,关系错综复杂,日本的祸福难免让中国产生相同或相反的效应。连日来,日本的地震、海啸、核灾难使全球伤痛同感受,也使华人焦虑更揪心。为了借鉴历史,我们翻开《廿世纪中国全纪录》,日本关东大地震发生前后的一年间,有如下一些中日关系的记载:

①一九二二年八月廿二日,日本驱逐中国侨工,中国驻横滨领事提出抗议。

②十一月二日,日本串通东北和龙、延吉富绅,让其认购虚股若干,以中日合办铁路名义诱迫北京政府交通部立案。内幕曝光,全国哗然。外交部照会日公使,反对天图铁路开通,遭其拒绝。

③一九二三年二月廿六日,北京政府抗议日本在青岛擅自设警。

④三月廿日,中国公使向日本外相提出废除二十一条遭拒绝后,中国留学生东京集会,要求取消廿一条,收回旅顺大连。日本军警镇压,伤60余人。

⑤六月一日,全国“收回旅大”示威抗议运动相继在各地爆发后,湖南长沙民众也抵制日货而与日本货轮码头对峙,日本水兵枪杀市民王绍光、学生黄汉卿。另九人重伤,数十人轻伤。

⑥九月一日,东京横滨大地震,十四万人不幸死亡。灾后谣言四起,诬朝鲜侨民带来厄运及下毒,6000余人虐杀致死;在日华侨数百人被杀。

⑦九月十四日,中国红十字会派二十六人救护队赴日参加救灾。

⑧十一月廿日,日本公使芳泽坚持日本在华享有无线电台三十年独占权。

⑨十二月四日,北京政府派王正延往日本调查地震中华侨被杀惨案。

⑩十二月廿日,中国汉口日租界巡捕诬中国工人田仲香行窃私刑致死。

○⑾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海南各界开大会抗议日本侵占西沙群岛,要求北京政府严重交涉。

○12八月七日,中国国民党就日本取缔华工发表忠告日本国民宣言,希望日本致力于亚洲人民团结。

……

日本明治维新走向现代化后,一直对外侵略扩张殖民,以解决地狭资源少之困局,掠夺其它亚洲国家为自身发展。有人认为,关东大地震更诱发日本执政者和国民自危自私之意识,更加速军国主义思潮的膨胀和泛滥。这说法有其道理,但也不能过于简单化。英国的日本史权威W.G.Beasley概况说:(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的世界不景气,使日本工业的海外市场受到限制。接着而来的是1923年九月的关东大地震,使东京及横滨受毁甚烈,投入重建的资金,也使工业发展受阻碍。同时,日本受到西方国家的贸易竞争,……经济发展并未如当年那样的显著”(《现代日本的崛起——阐明日本现代史1868-1980》)。在这年代背景,日本对中国的政策出现二种选择。币原喜重郎1924~1927年以及1929~1931年两度出任外相。他在维护日本最大利益前提下,有限度遵循一九二二年二月(英、美、法、日、中、比、意、荷、葡)签署的九国公约。公约除重申门户开放外,同意对条约港口制度的规章与治外法权加以考虑。缔约国同意尊重中国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不寻求特别权力以损害他国权益;及避免干扰中国发展而维持有力与稳定的政府(见公约第一条)。币原在日本第49届议会上发表对外演说,提出新的对华方针“四原则”:(1)不干涉中国内政;(2)维护合理的权益;(3)对中国的现状抱同情宽容的态度;(4)两国共存共荣,实行经济合作。但是,币原的意愿在日本对华事务没有施展的机会。日本国内,指责其讨好中国有利英美。由于这段时期日本继续在政治上“蚕食”中国,经济上掠夺中国,币原的表面努力显然也不能降低中国人对日本的愤怒和敌意。币原虽然二边吃力不讨好,但日本军部穿针引线,实施“援奉颠直”计划,币原外相从头到尾都是“北京政变知情者”。外务省的“不干涉”公开声明与军部实施干涉的隐秘行动,配合天衣无缝。所以加藤首相说,币原外相使日本“取得了非常良好的地位”。

一九二七年度,日本政府召开“东方会议”,第二种日本选择即所谓田中“强硬外交”取代币原的“协调外交”。“东方会议”出于三方面考虑:

一、日本经济受国内危机沉重打击,必须将资源物产丰富的东北,完全攫为己有。

二、中国国民党北伐并将统一全中国,中国民族主义日益强大,已将严重触犯日本利益。

三、国际上,经济实力雄厚的美国向远东扩张,对华贸易和投资迅速增长。日本必须与之对抗,争夺中国霸权。

在日本陆军大将、首相田中义一主持下,“东方会议”通过《对华政策纲领》。会后,田中拟了秘密文件《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方针》呈奏天皇。这份中日关系史著名的所谓“田中奏折”开场白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从此,日本走上了历史上最错误,充满血腥罪恶的不归路。田中奏折不到九个月,日本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日本浪人和日本军队无故在济南街头捉拿北伐军官兵并当场刺刀杀死。中国外交公署主任蔡公时电话与日军交涉谴责,大批日军闯入公署,对蔡割舌、挖眼、削鼻。公署人员全部被杀,制造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中国军民被杀死6123人,伤1770余人,甚至奸杀妇女,抢劫财产。

从一九二三年九月大地震,到“田中奏折”,经历了四年。天灾与人祸,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当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生灾难时,稍有不慎,判断与运作错误就可能诱发或加速更大的社会危机。石原莞尔是日本陆军优秀的将才,一九二八年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一九三〇年,他秘密制定军事占领满蒙,变成日本领土的计划。(据说日本山形县鹤冈市立图书馆还保存着当年石原设想的档。)按照石原的设想:满蒙变成日本领土,利用其农产品解决日本粮食问题;将其成为重工业基地。经济危机袭来,可解决日本的失业问题,摆脱经济萧条。他认为,趁美国海军实力没增强,苏联尚未从革命后的混乱状态恢复,军事行动一定应在一九三六年以前进行。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日本对东北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与占领,正是沿着“田中奏析”和石原设想,实现和执行。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投降,十四年间,中国军民伤亡数千万,其中军队损失三百八十万,民族经济倒退中断,直接间接经济损失据中国专家武建东先生估算,按现在币值达1万亿美元。中日战争堪称世界现代战争史最惨重的事件。抗战胜利后,中国却放弃了战争赔偿。

充满耻辱的中日关系史,不会也不能完全重复。但是,只有前事不忘,经验教训才能成为后事之师。廿一世纪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在某些相似的历史命运面前,应该有更聪明,更理性的选择。让我们看看,三•一一大地震之前的2010年,日本与中国之间又发生了什么大事:

(1)中国的GDP总量达到6.04万亿美元,超过日本的5.47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此对日本政经界和民众思想与情感都有极大冲击力。

(2)日本适应时代潮流社会需要,隔28年修订“新常用汉字表”试行方案。增加191个汉字至2131个,这些常用汉字成为政府公文、法律条文、报纸等日常生活常用汉字的标准。

(3)日美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修订5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两国深化广泛领域的安保合作背景下,多次举行双边和多边联合军演,剑直中国。甚至借口朝鲜与南韩之危机,在中国近海京津门户之前耀武扬威。

(4)钓鱼岛事件把中日关系拉到30多年来最严重的“冰河期”。日本妄图用日本“国内法”处置在钓鱼岛海域捕鱼与日本保安船相撞的中国渔船和船长,达到其合法拥有钓鱼岛的目的。中方朝野和海内外华人一向共识是“钓鱼岛领土主权不能动摇”。日方在处理该事件时没有考虑两国关系大局,破坏了两国30多年来在钓鱼岛问题搁置争议的某种默契。由于日方的外交失策,在中国,反日情绪达到近年顶点;在日本,反华情绪也到了顶峰;大多数国民都直言不喜欢对方。

(5)这一年,中日经济互动继续增加。日本出口到中国产品达1767.1亿美元,是第一进口来源国。中国出口日本1210.6亿美元,中国逆差556.46亿美元。

在大宗商品贸易,中国36%的煤炭和21%的原油出口日本;44%钢产品和27%铝产品进口来自日本。截至2010年1月,日本对华投资项目累计42516个,实际到位资金698.85亿美元。2010年日本投资额42.42亿美元,占总量4%,次于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当然,近年来日本对中国投资没有明显增长。

在这种政冷经热的结构中,有若干事件更值得深思:

2010年10月23日消息:日本称钓鱼岛仍是美军射击场,其立场显示,该岛不仅仅是日本领土,更是美军的训练基地,属于日美安保范畴。12月17日,日本公布新的《防卫计划大纲》,“新大纲”带有强烈攻击性,提出重点防御和机动防御战略转型,建设发挥多种作用,灵活有效的防卫力量,抵御周边国家军事上的威胁。

12月20日,中国驻日本名古屋总领事馆需购买市中心日本国有一块地皮扩建领事馆,名古屋居民游行及征集签名反对。中日专家呼吁日本市民冷静对待。

2011年初,中国渔政船在钓鱼岛海域遭日本巡逻船拦截。1月至2月20日,共570多名日本民众申请将户籍转入与俄、韩、中有争议的北方四岛、独岛和钓鱼岛,以宣示日本所谓“主权领有”。

另一极的中国,也不再是列强的弱肉,日本人眼中的“东亚病夫”。中国的一些反应与措施,也擦亮了崛起大国的招牌:

(1)不理日方无理反对,在东海油田中方界线内春晓油田动工、生产。

(2)山东大规模防空军事演习,部队突破过去局限,实行成建制的实兵实弹防空演习。

(3)中国国家海洋局在《中国海洋发展报告》中说,2009年中国便制定建造航空母舰的构想及计划,称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条件。日本媒体猜测,在上海长兴建造的两艘5万至6万吨级的航空母舰,其中一艘2014年入水。同时,在大连港改建的前苏联瓦良格号,计划2012年投入使用。

(4)中俄正式确定2011年在日本海军演。俄罗斯媒体透露,演习双方可能出动陆海空三军精英部队,演习地点的选择将受到广泛的关注。

……

如果没有日本三•一一大地震大海啸及核泄漏事件,2011年的中日关系会朝什么方面发展呢?日本鹰派人物的展望与希望是什么呢?东京知事石原慎太郎除了“强化”钓鱼岛军事防务的呼吁外,在三•一一地震前不久公开主张日本一年之内研究发展核武器。十五年前,《信报》专栏作者张望先生曾独家访问石原慎太郎,石原先生几个鲜明的观点仍值重视和注意:

(1)尽管他对“美国说不”,但“美国是他最喜爱的国家”。“如果没有日本的支持,美国根本就无法实行其全球战略。海湾战争的胜利就是一个证明。”日本人不知道自己的功绩,美国专家则充分肯定。

(2)面对“支那”渐渐强大,所以希望主张“支那”分成三个联邦国家,这样“支那”会陷入新的深度混乱。

(3)对日本再军备最感恐慌的是美国,因为害怕日本原子弹复仇。虽然“日本在眨眼间即能成为军事大国,因为日本拥有(原子弹)这个技术”。但他也表示“不希望”也不让日本成为这样的国家。

今天石原的言论与十五年的想法一脉相承,但让我们吃惊,并不得不重视的是他公开主张并认为日本有能力成为军事大国且拥有核武器。

有些日本人善意认为,石原慎太郎的主张并不为主流日本媒体和民意认同。但是,面对拥有核武器的崛起的中国,85%以上的日本人都感到害怕、厌恶、反感。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防范遏制中国的政策,对华外交摇摆不定。因而,日本国民内心还是赞赏石原的言论作为;日本政府与军队也是静悄悄在落实推行石原慎太郎的主张。当然,理性与半理性的日本国民和当局,也认定目前不应该也没可能立即公开实行。

三•一一浩劫夺去近三万宝贵生命,经济损失高达数千亿美元。更严重的是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件的发生和延续。三•一一对日本和中国各有什么警示?它对中日关系又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我们同情天灾给日本民众带来的不幸和损失,也愿意并已经给予尽力的支持和协助。对于核泄露问题,我们在关注和担心的同时,对人为造成方面不能掉以轻心。一定程度上,福岛核危机也暴露日本核武装的阴谋祸心,这种局面的形成又显示日本无奈的脆弱。

石原慎太郎做为右翼文人说法难免偏颇,但日本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也是这么说。当时,二〇〇二年四月二日至九日,李鹏委员长正式访问日本,与日本小泉纯一郎共同出席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文化年”“日本文化年”开幕式。在四月六日,曾担任执政党自民党干事长的自由党总裁小泽一郎公开声称:“对于日本来说,制造核弹头是轻而易举的,我们的核电厂里有足够的钚元素,足以制造三、四千个核弹头,并能在一夜之间生产上千个核弹头。以遏制中国的‘过度膨胀’”。

于是,大家明白日本共有五十多座核电厂,不单纯是为了解决电力能源自给。今次肇事的是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厂,六个反应堆大部分相继出现事故。东京电力公司曾涉及多宗事故和丑闻,包括在近二百次例检查中窜改数据,管理层却依然如故。这一次,国际原子能机构日籍总干事也开腔批评日本有关当局隐瞒事实。美国军方与有关专家也对日本核事故的资料不相信。日本当局开始时坚拒外国政府和专家帮忙解决核事故问题,最后才承认事故的严重性,并让美国、法国、俄罗斯专家参与研讨救援事宜。

我们又翻开旧新闻:一九九二年底,日本“拂晓丸”号船在海上保安厅武装巡逻艇护航下秘密从法国运回一顿钚。这些钚是日本核电站使用后的核燃料经法国再处理后提炼出来的。日本计划在二〇一〇年运入36吨钚,以供核燃料循环使用。

日本《世界周报》一九九四年八月九日发表《日本有实行核武装之嫌》一文。文章指出:钚是地道制造核武器的物质,7—8公斤可制造一颗与当年投长崎原子弹当量相等的核弹,到二〇一〇年日本可拥有62吨钚,足够制造7500颗核弹。利用钚做核燃料,必须建立快增殖核反应堆,但因技术、安全及成本问题,美法等国都放弃这种开发计划。日本自一九七〇年决定建立快增殖反应堆“文殊”以来,几经失败后于一九九四年四月五日的核裂变反应试验中首次达到临界状态,这为日本在瞬间完成核武器奠定技术与物质基础。[参见“中日百年恩仇”P20]

事实及历史事实证明:(1)日本核电厂建设的目的不单纯是为了发电与和平利用;(2)可能因为另有秘密任务才导致东京电力管理层没把重视人命安全防核辐射放在首位,事故发生后又延迟外国救援;(3)这种变相在日本全国布满备用核武器原料装置,首先是置日本民众安危不顾;狭小的国土空间与地震火山活跃带是日本成为军事大国与霸权国家最大软肋。我们的结论是:廿一世纪的日本玩火玩不起;如果日本新军国主义者玩火最终只能让日本沉沦。

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以德报怨的老实人国家。中日关系走向与中日矛盾思考解决取决于日方全体国民及其政治领袖们的思考与抉择。日本一直是一个功利主义的国家,一百多年历史表现出欺软怕硬毫无信义。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面向中国面向世界外交选择有几个历史阶段:

(一)自一八六八年起七十多年,日本唾弃中华文明,模仿西方,师从欧美。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认为日本应“脱亚入欧”。日本加入西方列强行列后,回过头宰割亚洲国家,先后吞并琉球,(原中国属藩,后改名冲绳)、殖民朝鲜,占领台湾,霸住东北……。日本曾发动和参加过十四次侵略战争,其中十次是侵华战争。二战时更奇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被中、美、英、苏联手打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日本屈服于美国原子弹,内心却不承认被中国打败。但无论如何,日本军国主义终于彻底失败。

(二)二次大战结束,世界又笼罩冷战阴云。日本又依仗美国迅速经济复兴。日本又利用中国内部因国共分裂,避免战争赔偿,甚至出现战败国政府选择战胜国政府的旷古奇闻。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美日签订安全条约,结成军事同盟。日本虽受制于和平宪法,很大程度也受美国牵制,但也借力用力,七十年代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八十年开始,又蠢蠢欲动,妄图成为军事大国。日本第二次现代化取得重大成果,“脱亚入欧”好像也取得最后成功。但一八八五年九月,美、法、英、德及日本财长达成“广场协议”,日元大幅升值,到九十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脱亚入欧”受到考验,引起质疑。日本又受到挫折,这段时期大约也经历了五、六十年。

(三)上世纪末,特别是本世纪初以来,亚洲经济起飞,中国现代化崛起,日本第三次现代化运动举步维艰,左右为难。虽然“脱欧返亚”呼声渐起,但日本政治家面临三大难题:一是美国不让亚洲安定团结,它怕失去话语权,所以捏住日本的经济要害命脉,抽紧日本的政治神经。二是习惯居高临下审视亚洲审视中国的日本人,尚不能从“征韩论”“脱亚论”到“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历史阴魂中解脱,心里充满矛盾,影响了亚洲各国对日本的信任。三是中国高速度的发展对日本产生极大的恐惧和冲击,日本人尚不知道与成长中的“巨人”如何相处。

《信报》前专栏作家张一帆先生把从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八年采访三十几位日本政经名人访谈录结集,于一九九八年出版,书名为“世纪末的选择”。因参与编辑,知晓张先生书名之用意。他一直关注人们“鲜少知道日本现在正在进行的,其影响不在‘明治维新’之下的‘平成维新’。”他认为“平成维新”不仅将改变日本的社会结构,也将使日本国民的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虽然那时张先生的主题专著尚未面世,但从他采访的包括日本前首相羽田孜、村山富市、桥本龙太郎,前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参众二院议员高木阳介、秋叶忠利、増子辉彦、松冈满寿男、佐藤敬夫、伊藤英成、户田邦司,前外交及政府要员田中义贝、冈崎久彦、濑户山三男、福田康夫、盐川正十郎,以及大前研一先生和石原慎太郎等人的谈话录中,大致也了解这些日本左中右政经名人的思考、担忧、追求与选择。这几天,笔者又重新阅读“世纪末的选择”,感慨万分,认为目前日本左中右各派人物思考和选择与十五年的大人物们仍然大同小异。十多年前声调尚高的“中日友好”,“中日不再战”“日本不会成为军事大国”等声音,在目前的日本政经界分贝降低。更为负面与危险是最近日本中央与地方政府,外交与防卫部门频频发言论出报告,对中国军事国防指手划脚,甚至口出狂言。昨天(四月七日)日本防卫省智库“防卫研究所”公布《中国安全保障报告》,声称中国军力发展威胁日本,妄言中日“难免一战”。日本防卫省的军人与专家究竟要把日本带领往何处?要把中日关系引向何处?!

日本著名新闻人员矶村尚德“转业”当巴黎日本文化馆馆长。他曾有这么一段话:“日本人有一个习气:只有受到打击才会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二战时,日本一直是以军事大国自居,给别国造成许多灾难,但却因中途败给美国而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变,高唱和平主义。但是,我很担心现在的日本,一旦受到别国的轰炸,会很有可能抛开一直标榜的和平主义,而转向增强防卫能力。日本人是有前科的国民,一定不能再重蹈覆辙了。”(参见“世纪末的选择”)我们现在必须深思:中国渔民在自己的钓鱼岛领海打鱼,石油工人在东海自己的大陆架经济区采油,在日本政客军方以及传媒的宣传挑动下, 日本人民是否会觉得自己国家主权受侵犯而“一百八十度转变”,“抛开一直标榜的和平主义”,赞同向中国开战呢?

中国人不可能决定日本人的“选择”,但是,我们希望日本有正确的“选择”。在新世纪历史转折点,日本决策阶层千万不要“犯傻”“选择”错误。且不说7000多颗拈手可成的核弹头可以把中国、日本、甚至全世界毁灭几十遍,单是50多座有潜在危险的核电站,首先足以让亿万善良的日本民众提心吊胆过日子。

对于日本有发展核武器和威胁用核武器对付中国的潜在可能问题,我们不能无动于衷,中国政府也不能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关切之类的外交辞令。

中国与日本在一九八五年七月三十日签署了两国政府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协议中对放射性废物的处理和处置认为是属于交换专家和提供情报的合作范围之内。日本在决定把万吨低度核辐射污水倒向大海,事先没向中、俄、韩等邻近国家通报,也更及时与国家社会协商。事后表示歉意并表态要改正。这次福岛核泄漏和核辐射已是影响全世界,特别影响中、俄、韩近邻的大事件。中方不能置之不理。中国应该与美国俄国共同协商,在防止核扩散方向各方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责任。中国也应该主动与美国合作,甚至把朝鲜的核危机与日本的潜在核危机一并考虑、研究、解决。

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面临世纪新选择都绕不过美国这一重大国策因素。日本战败后东京大审判处理日本甲级战犯时,发生一件令人深省的事。早期策划东北事变任日本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对自己没列为甲级战犯非常困惑不解,因为他自己是战争重要策划者之一。美国人掌握了话语权,他们仅把太平洋战争的策划者才看成是甲级战犯,所以石原莞尔排除在外。中国参加大审判的大法官据理力争,因不关系美国的核心利益和原则,一切无效。日本核灾难,对中国来说是契机和挑战。中国应及时与美方与俄方讨论协商,才能取得共识和认同。

美国有远见的政治家从来没有忽视中国与日本的未来。尼克松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超越和平》一书,这样预测中国与日本:“最近十年,中国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并有可能在下个世纪成世界最强大的经济超级大国。

中国由于其巨大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不可避免地会在下一个世纪成为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

日本民族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勤劳的民族之一,日本注定要成为世界大国,它将对地区稳定和世界经济做出巨大贡献。”

基辛格二十年前在英国《卫报》和美国《先驱论坛报》发表对廿一世纪世界格局的看法:

第一, 不可能恢复到苏美两极体制;

第二, 世界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将实现均衡化。欧共体和日本将在所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日本可能成为超级大国;

第三, 中国将朝大国方向发展,印度也会如此。一批新兴国家将登上国际舞台。到二〇一〇年中国可能成为世界第二或第三经济强国。

第四, 廿一世纪的世界权力中心将从历来的美苏两极结构走向多极结构。这一多极结构将由美、欧、俄、日、中、印度等拥有实力的五六个国家组成。

日本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其实也知道中国发展的趋势,不过由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更细微认真,包括正面负面的芝麻绿豆知道太多,反而影响对大趋势的战略分析。同时,也被中国众说纷纭的问题和危机所困惑,所以,政客与媒介也心存侥幸,期望这些问题和危机能拖垮中国,压倒大趋势或者最少扭转大趋势。

这些心态,导致日本没有大政治家和战略思想家。

在佩服美国政治家之眼光和感慨日本政客的局限之余,且看中国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在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一日会见日本民社党委员长冢本三郎与秘书长伊藤英成时说的话:

“中日两国是邻国,两国之间有将近一个半世纪的不愉快时间。对于这种不幸,两国人民都希望给予结束,从而使得两国人民能够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真正的两国和平和协作关系是必要的,这不仅有利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安全、安定,也有利于世界和平、安全、安定。……现在的情况是中国对日本有所求的事情很多,但是,到下个世纪的中叶,这个情况会反过来,那时,我相信,日本对中国有所求的事情会很多。

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应该有长远的眼光,“近视眼”是不行。现在我们面临很多问题,这必须要想办法解决,只要着眼于未来,我想解决这些问题应该不会很困难。只要中日两国遵守《中日共同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所规定的原则,那么任何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邓小平真是跨越世纪、穿越时空的政治家。在那次会见,邓小平很干脆丢了一句话:“我们要说的话已经说了。”邓小平对中日未来的选择,就是中国人的选择。当然,有些事比邓小平的预测提早了三、四十年,真是形势比人强啊!另外,希望所有的中国人也记住邓小平在同一个场合,即二十四年前关于中国变化的看法,他说:“你如果要看中国变化的话,首先应该是看农村,安定不安定也主要是看农村。”财大气粗的中国人啊,不能骄傲,要虚心谨慎,请看看农村,请看看是否安定,这也算是中国人自己反思内省,只有这样,也才能对内对外都有正确的新选择。


附注:本文参考并引用玄剑先生《清算日本》、辛向阳 倪建中 周树兴先生三位合着署名辛倪周《中日百年恩仇》、张一帆先生《世纪末的选择——日本政经名人访谈录》、唐淳风先生《中日两国会开战吗?》一些观点与数据,在此称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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