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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一妇女向中央询问牺牲丈夫身份,周恩来指示为其安排工作

日期: 202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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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新闻20210527

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叫廖素丹的寡妇写信给中央,询问丈夫潘文郁牺牲时在党内的工作情况。

他的丈夫名叫潘文郁,曾经担任张学良机要秘书,被张学良称为老师,却1935年3月3日黄昏,因涉嫌通共,被国民党特务枪杀于武汉。

在潘文郁被捕的时候,他的妻子廖素丹带着两个孩子逃回了湖南老家,得知丈夫被枪毙的消息,当即吐血昏厥,不顾他人劝阻,连夜赶往武汉收尸。

张学良自知无法面对廖素丹,就派副官转告廖素丹,潘文郁的尸首已被南京来人收去了,为了表达自己的亏欠,赠给廖素丹一笔钱,让她回老家抚养儿子。

1950年,一妇女向中央询问牺牲丈夫身份,周恩来指示为其安排工作

张学良

潘文郁是一个身份很复杂的人,廖素丹知道丈夫是为中共秘密工作的,所以才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因此才在建国后给中央写信,打听丈夫的具体身份。

然而,廖素丹却迟迟没有接到回信,一直到1950年,廖素丹从中共湖北省委那里接到通知,党组织安排廖素丹到湖北省保育院托儿所工作。

这让廖素丹十分迷惑,她不但没有搞清楚丈夫的真实身份,更困惑是哪个组织安排了她的工作,一切都成了谜。

后来,潘文郁因为有过脱党的历史,被有关部门误认为“叛徒”,廖素丹也因此受到牵连,一度得了半身不遂的毛病,最终得了重症。

在她去世之前,两个儿子守在床边,问她父亲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为何去世这么多年连个消息都没有?

廖素丹告诉儿子们,当年她跟随他们的爸爸潘文郁一起为党工作,最后也是为党牺牲的,但是到底为党的哪级组织工作,她也不清楚,因为丈夫生前都是对她保密的。

更让她疑惑的是,自己在建国后被“神秘”安排工作的内情也不清楚,也无法打听,这可急坏了两个儿子。

大儿子潘湘生当时在解放军政治学校教书,受到父亲是“叛徒”事件的牵连,被迫转业到地方,小儿子潘平生曾参加过抗美援朝,当时在空军武汉机场工作,也因此事牵连,被迫转业到武汉开关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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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素丹

就这样,廖素丹因为丈夫的神秘工作含冤去世,两个儿子也因为父亲的问题受到牵连,事业遭遇重挫。

一直到1984年,北京市公安局发现了一些中央特科的资料,进行了多方调查,找到潘文郁的大儿子潘湘生了解情况,这个时候全家人才得知,他们的父亲潘文郁是为中央特科做隐蔽战线工作而献出生命的,是一名出色的红色特工,母亲廖素丹在1950年被安排工作,是周恩来专门指示的。

原来他们的父亲一直在隐蔽战线从事最为隐蔽的工作,因为身份的复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被公开,这才使得他们一家受到牵连,最遗憾的是,他们的母亲至死不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

1988年底,经过国家安全部、北京市公安局、湖北省委等多方调查,最后由国家民政部专文发通知确定潘文郁为革命烈士。

从此关于潘文郁烈士的一些事迹才逐渐被披露,作为一名红色特工,他做到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要求,连妻子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潘文郁出生在湖北汉江边襄阳东津湾,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这一座充满历史底蕴的城市,潘文郁自幼热衷学习,写得一手好文章,文采飞扬。

1922年,16岁的潘文郁考入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校学习期间,正是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他也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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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校期间学习刻苦,成绩优秀,深得当时在第二师范任教的萧楚女的赏识,萧楚女是在恽代英的引导下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是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了襄阳的第一人。

当时萧楚女在学校领导学潮运动,潘文郁很快投身其中,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1923年,潘文郁转入武汉共进中学读书,两年后“五卅惨案”发生,激起了湖北学生的愤怒,当时的潘文郁已经成为湖北学联的骨干学生,作为学联代表,又返回到第二师范学校,领导学生运动的开展,并于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两党合作为党内合作,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到国民党中,潘文郁因此也跨党加入了国民党。

在此期间,潘文郁受中共武汉地委书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董必武的派遣,回到襄阳从事党务工作,身份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特派员。

之前在湖北第二师范学校工作的萧楚女一直在启动建立党组织的工作,但是当时湖北还处于北洋军阀控制期间,校方为了不引起麻烦,一直没有同意,萧楚女被迫离开学校,但是建立党组织的基础还是比较好的。

潘文郁早在学生运动时就在第二师范工作过,再加上萧楚女开创的工作基础,很快步入正轨,他把在学生运动中表现出色的几个人吸收为国民党党员,随即建立了鄂北第一个国民党小组,紧接着在潘文郁的号召下,这些人又加入了共产党,成为鄂西北共产党组织的基础。

当年秋天,潘文郁和伍修权等11名从湖北选拔的学员到莫斯科去学习,当时苏联为支持中国革命,创办了中山大学,招收对象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人,一直到国共合作失败后才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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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到中山大学学习的人物都是相当了不起的,潘文郁又在第一批之列,是深受党组织器重的同志,由于俄文水平较高,到莫斯科一年后,受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担任俄文翻译。

自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标志着大革命的失败,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在1928年6月18日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就选在了莫斯科近郊的一个乡间别墅内,这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当时出席“六大”的代表一共142名,潘文郁也是其中之一,由于出色的俄文水平,在“六大”上,潘文郁既是会议代表,又兼做翻译,为大会整理很多文件和资料。

在代表大会上,经王明的介绍,潘文郁做了周恩来等中共领导的俄文翻译,他的俄语水平和工作成绩受到周恩来等人的赞赏,此后潘文郁作为中共派往第三国际组织的秘书长,继续留在莫斯科工作。

1928年年底,潘文郁根据党的指示,回到上海参加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负责主持中宣部日常工作,并担任中共党刊《红旗》及《布尔什维克》的副主编,为刊物撰写大量重要社论及文章。

经后来统计,《红旗》一共出版126期,潘文郁发布的文章多达64篇,在李立三与向忠发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时,潘文郁已经负责起草重要文章,1930年7月成立的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上,年纪轻轻的潘文郁当选为委员,走上人生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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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

谁能想到,在党内身份如此重要的潘文郁,后来却脱党与中共划清界限。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使得中共党组织遭遇重大危机,尤其是在顾顺章被捕后,更是对中共中央产生巨大的冲击,当时潘文郁在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当宣传干事,负责地下联络工作,由于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廖化平在天津被捕后叛变,致使河北省委所属的许多机关遭到破坏。

因为不知道廖化平叛变,潘文郁在1931年7月21日奉命到北平西交民巷附近的文宣公寓接头而被国民党北平特务所逮捕。

当时廖化平已经投靠了军统,为了彰显自己的价值,廖化平大肆出卖自己的同志,并且亲自参与了对潘文郁的审讯,潘文郁事先否认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然而由于廖化平在场,所有的掩饰都已成了徒劳,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的事实。

廖化平深知潘文郁在党内的影响,急于拿他做文章,然而此举,却引起了黎天才的注意,黎天才早年也是共产党人,曾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但是在1927年10月北伐期间,被张作霖的奉系军阀所逮捕,在严刑拷打之下,选择招供,从此投靠奉系。

在郭松龄反奉之后,奉系正是用人之际,张学良认为黎天才是一个人才,就拜他为师,以表尊重,并且许以高官厚禄。

黎天才虽然叛变,但是却很少出卖自己曾经的同志,在张学良身边还做了不少对中共有利的事情,比如经常利用自己的权力令警察不强行干预北京民众的游行活动,变相帮助中共发动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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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经常帮助张学良劝降被捕的革命同志,在得知潘文郁被捕后,当即利用职权保释了潘文郁。

然而黎天才的保释不是没有条件的,那就是潘文郁必须填写自首书,然后登报声明脱党,才能够获释。

黎天才深知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一旦声明脱党,则会被当作叛徒,再也不会启用,在黎天才和特务们的威逼之下,潘文郁不得不写了自首书,得知潘文郁自首后,中共中央于8月28日开除其党籍。

尽管潘文郁已经脱党,但是却并不与国民党特务同流合污,在被胁迫自首后,他拒绝供出党组织,更不跟随特务去指认被捕同志。

尽管潘文郁十分不配合,当时戴笠得知潘文郁被捕,却十分赏识,极力邀请潘文郁到南京工作,都被潘文郁婉言谢绝。

当时北方毕竟在奉系军阀的掌控之下,戴笠也奈何他不得,只得听之由之了。

那么,当时的潘文郁都在干些什么工作呢?

自知脱党后无法再获得党的信任后,潘文郁一时对自己的革命前途感觉渺茫,于是想到专心做学问,尽自己所能为国家为民族再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于是他凭借自己出色的外语水平,开始埋头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也成为我国最早的中译本《资本论》,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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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张学良的发小,奉系军阀冯德麟的儿子冯庸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创办《冯庸大学》,聘请潘文郁前去任教。

潘文郁革命意志虽然消沉,但是却并没有完全丧失自我,他的种种爱国行为也吸引了当时北京特科的注意。

北京特科是在中共中央在上海遭受重创后,周恩来派遣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到北方创立与中央特科组织架构一样的情报机构,后来被称为北京特科,直属中央特科,由周恩来领导,北京特科的领导同志为吴成方。

北京特科的同志对潘文郁的举动判断为:一个叛徒还继续宣扬共产主义思想,这不合逻辑,说明这个人在思想深处并没有背叛共产党。

陈赓向吴成方布置任务时曾说:“周恩来同志要求开展工作要根据具体情况办事,绝不能执行打倒一切的政策,要广泛联合华北的爱国力量开展工作。”

针对当时的为难处境,陈赓更是传达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特科与阴险、狡猾的敌人打交道,在不损害党的利益的原则下,什么方式都可以采取,要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人为党工作。

在这个精神的指引下,1933年吴成方考虑到潘文郁被开除党籍的灰色身份,更有利于开展工作,于是派遣特科成员周怡去做潘文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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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

周怡是中共北平地下通讯站的联络员,地下工作经验丰富,立即去做潘文郁的工作,当周怡将特科的想法告诉潘文郁后,考虑到自己曾经脱党的敏感身份,内心多少有些迟疑,担心无法获得党组织的信任。

针对潘文郁心中的疑虑,周怡用真诚的态度耐心地讲解,获得了潘文郁的信任,潘文郁当场表态,只要党组织还信任他,他就愿意重新为党工作。

很快,在周怡的安排下,潘文郁见到了吴成方,吴成方与他坦诚地说,按照党章的要求,违反党章是要开除党籍并消灭肉体的,为什么没有消灭他,是因为他被迫写了自首书,还宣传共产主义,我们还是拿你当同志看。

这一番话,让潘文郁十感动,然后再次入党,成为北京特科的秘密情报人员。

吴成方告诉潘文郁,北京特科是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创建的,你在敌人手里有案底,再去工作,风险更大,要有心理准备。

潘文郁也十分担心,经历上一次被抓捕的过程,他侥幸自首得以活命,很多特科的同志都被杀害,这个时候再去工作,肯定是冒着风险的。

但是考虑到中共当时所处的局面,潘文郁最终还是决定重新返回革命队伍,就是龙潭虎穴他也要去闯一下。

为了让潘文郁更好地做潜伏工作,特科开始对其进行专项培训,让其适应情报工作的复杂环境。

在联系方式上,北京特科指定北平特别市公安局工作的特科成员杨青林与潘文郁联系,潘文郁在获取情报后,都经杨青林转交给北京特科。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打入到敌人的哪个系统也是一个问题,在潘文郁被释放后,军统的戴笠曾邀请潘文郁加入军统,而张学良身边的黎天才也一直对潘文郁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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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让潘文郁陷入犹豫当中,经过深入的思考后,认为戴笠邀请他加入军统无非是为了获取中央特科的情报,而这一点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提供的,因此也不会获得戴笠的信任。

相对于打入军统获得戴笠的信任来说,在当时获取东北军的军事情报更为有价值,在1934年2月,张学良被任命为鄂豫皖“剿总”副司令,率领东北军南下“围剿”红军,如果能够掌握更多东北军的军事情报,一定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但是另一边,潘文郁也不想得罪戴笠,如果这边贸然加入奉系,而拒绝了戴笠,那边说不过去。

于是在特科的指导下,潘文郁与戴笠搭上关系,戴笠邀请潘文郁去南京,潘文郁也没有犹豫,欣然前往,戴笠在南京再次郑重邀请潘文郁进入军统工作。

然而此事,潘文郁却说:“奉系中的老朋友已经收留了我,不好这么快就弃旧就新。”

当时东北军虽然是地方军阀,但是最有影响力,戴笠也需要获得东北军的情报,因此就约定以后可以互换情报。

为了打入东北军,潘文郁再次找到曾经“劝降”他的黎天才,黎天才在“九一八”事变后,帮助张学良搞情报工作,深受张学良的重视,此时被任命为北平绥靖公署参事职务,将其当作了解中共的智囊。

1934年1月,张学良从欧洲考察回国,被蒋介石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然而却在接下来的“围剿”军事行动,屡遭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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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次“围剿”作战中,张学良从东北军中抽调80多个团的兵力,“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红25军,面对实力、装备都远逊于自己的红25军,东北军居然被打得一败涂地,他因此想要搞清楚中共的武装力量为何如此厉害?

当时黎天才已经担任“剿总”政训处的少将副处长,张学良也逐渐产生了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因为张学良知道黎天才曾经的共产党身份,因此向黎天才询问共产党当前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问题,并向黎天才了解对中共的态度和对策等。

对于张学良的这种思想倾向,黎天才是十分高兴的,但是由于自己已经脱党多年,有关中共的很多问题,都无法回答,于是在张学良询问过后,他总要向潘文郁请教一番,再答复给张学良。

吴成方意识到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好机会,于是将党内的一些可以公开的机密情况都通过潘文郁经黎天才转述给张学良听。

尽管在与潘文郁接触中,黎天才意识到潘文郁背后有中共组织的支持,但是他并没有戳破,反而是将潘文郁引荐给张学良,推荐他当参谋,于是潘文郁化名潘东周加入了张学良的东北军。

经过几次交流后,张学良十分推崇潘文郁的才华,将其调到武汉徐家棚“剿总”司令部,留在了自己的身边。

黎天才在“剿总”司令部里设了一个机要组,自己担任组长,潘文郁担任机要组的中校秘书,在“围剿”期间,张学良让机要组搜集有关红军的资料给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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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天才当然知道这个工作只有潘文郁能够完成,于是就把任务交给了他,潘文郁在北京特科的支持下,很快组成了一个编写班子,把红军一些可以公开的资料,比如重大事件、发展历史、武装理论等东西,排成词条,按照词典的方式,仅仅用了一周事件,就编出一本小册子,被命名为“匪情辞通”,张学良看后,十分满意,还亲自作序,然后下令印刷并分发了下去,自己则留了一本随身携带,作为了解红军的重要资料。

至此,张学良很敬佩潘文郁的能力,当时张学良有什么问题都会请教潘文郁,开口闭口称潘文郁为“老师”。

获得张学良的信任后,北京特科交给潘文郁两个任务,一个是争取张学良,另一个是获取军事情报。

为此,潘文郁将当时苏联在一家报社在北平的派驻记者、共产党员刘尊棋引荐给张学良,刘尊棋曾与潘文郁共事过,如果能够让他采访到张学良,将会更有利促进张学良反蒋抗日的态度。

当刘尊棋从北平赶赴武汉见到张学良的时候,潘文郁正在给张学良讲课,张学良指着身旁的潘文郁给刘尊棋介绍说:“这是我的老师,他在教我学习《资本论》。”

采访工作顺利结束,张学良对中共的抗日主张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潘文郁将在“剿总”内获取的军事机密,及时传递给北京特科,然后又转交给中共中央,这样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红军经常能够不失时机地摆脱危险境地,转败为胜,潘文郁的情报可以说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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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潘文郁想要把更重要的情报传递给党中央,为红军做出更大的贡献时,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意外。

在1934年11月7日,国民党北平当局突然出动了所有能够调动的警特人员,在全城进行大搜捕,一举摧毁了北京特科,20名特科成员遭逮捕,这是中共地下组织继顾顺章叛变后,最为惨重的一次损失。

敌人在逮捕特科成员贺善培的时候,于北平西城南千章胡同15号他的家里搜捕出了大量的情报材料,后来在北平特科联络点春秋书店中,也发现了国民党的许多高级机密文件,有的还是原件。

特别是发现的武汉国民党“剿匪总部”的绝密文件更是让搜捕人员震惊,在资料中有一份《鄂豫皖三省剿匪军事形势图》的文件,那是只发给国民党团长级别以上职务的军官才能看的,在武汉“剿总”机要备存一份,只有一个人负责保管,那就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潘文郁。

敌人火速将此事报告到了南京蒋介石那里,一份本该在“剿总”机要组文件柜的原件,却跑到了中共情报机构的手中,不用脑袋也能想到潘文郁很可能就是“共谍”。

潘文郁为何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将情报的原件传递出来呢?

究其原因,还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央红军完全陷入被动地位,身在敌营的潘文郁每每看到中央红军失利的消息就会焦急万分。

当时北京特科派遣杨青林专程到武汉秘密会见潘文郁,索要敌人的兵力部署和战役行动等机密情报,当时国民党军已经突破苏区外围,开始向中央苏区腹地进行包围。

本来传递情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潘文郁负责保管的资料太多,每一份都有巨大的价值,如何把这些重要的情报带出来,让潘文郁陷入困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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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潘文郁都是选择一个人在办公室抄写,然后传递出去,然而这次资料太多,时间又紧迫,杨青林必须于第二日往回赶,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下,他决定冒险一试,直接将机密文件带回家里与妻子廖素丹帮着誊抄。

由于文件过多,天就快亮了,还是有很多文件没有抄完,在这样的情况下,潘文郁心一横,就直接把抄写完的文件连同没有来得及抄写的文件原件一股脑地交给了杨青林,让其带回。

其中就包括那份《鄂豫皖三省剿匪军事形势图》文件,在这份文件中,详细地印有“剿总”所属部队番号、兵力、驻地,以及团以上主要军官姓名等情况的文件,堪称是鄂豫皖“剿总”最核心的机密文件了,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然而由于文件太长,根本来不及抄写,所以潘文郁才将此文件交给杨青林。

尽管他知道此举带有一定的风险性,一旦发现资料丢失,他必定有推脱不掉的责任,有暴露的危险,但是他也深知,如果不及时将这份资料送出,中央红军的处境将会更困难,他也知道这样做是违背情报工作原则的,但是他没得选,只能迎难而上。

正是这份机密文件导致了潘文郁的暴露,当时北京特科的创始人吴成方、肖明和周怡等同志相继被调离,由新的负责人李光伟主持工作,杨青林也是李光伟派去对接的。

杨青林带着文件回到北平后,中共北平地下市委机关就遭到破坏,杨青林带回的机密文件也被搜捕而去。

蒋介石得知后十分震怒,急电张学良,同时把从北平查获的密件作为确凿证据发给张学良,要他把“剿总”机要秘书潘文郁立刻逮捕监禁,然后押解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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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蒋介石的“命令”,让张学良十分恼怒,他不希望蒋介石过多地介入到东北军的管理当中,他认为很多事情就是蒋介石向他发难的借口,借此排挤他,他也不愿意被人指责他重用的人有通敌的嫌疑。

当时张学良正要去南京参加国民党四中全会,于是就带着潘文郁一块去了南京,希望通过自己对蒋介石的妥协,来平息这个事。

其实,当时张学良也知道潘文郁的嫌疑很大,但是毕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中共的卧底,再加上张学良十分赏识潘文郁的才华,也很重义气,因此在开完会后,就把潘文郁带回了武汉。

当时张学良对黎天才说:“我张某从不出卖自己的部下。”

然而蒋介石正在气头上,并不打算就此放过潘文郁,而是一再催促张学良交出潘文郁,张学良随即致电蒋介石,请求从宽处理潘文郁。

张学良担心军统特务绕过他直接密裁了潘文郁,还特意派人将潘文郁带到自己的官邸,对外宣称是监禁潘文郁,实则是进行保护,在食宿上都给予方便,自己则在南京方面极力为潘文郁开脱。

然而此时的东北军境遇早已大不如前,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军也需要仰仗中央的财政拨款才能够立足,而蒋介石最担心就是张学良倒向中共,所以,他必须要杀了有通共嫌疑的潘文郁,一时之间,张学良和蒋介石展开了明争暗斗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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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郁出事可把黎天才吓坏了,黎天才虽然早就猜测出潘文郁跟中共有关系,但是他却万万没有想到,他为中共的特科做事。

因为潘文郁是他向张学良举荐的,自己又是机要组组长,以前又是共产党员,现在潘文郁出了事,他自然难逃干系,每天都处于担惊受怕当中。

但是张学良却依然信任黎天才,还让他负责看管潘文郁,不久潘文郁向黎天才请假,说自己想要回家看看。

这可把黎天才难为坏了,一旦潘文郁跑了,自己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估计很多人身处黎天才的位置,是说什么也不会准许潘文郁离开半步的。

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黎天才竟然破天荒的同意了,要说讲义气,黎天才也是没得说。

潘文郁请假离开时,是有机会逃跑的,结果潘文郁在回家交待了后事后,又准时回来了,黎天才总算是喘了口大气。

潘文郁对他说:“我不会跑的,我跑了让你承担,那不是人做的事!”

当北京特科被破坏时,他就已经知道自己必然暴露无遗了,在这个节骨眼上,蒋介石一定不会放过自己,因此才回家交待后事,尽管妻子和弟弟都劝他逃命,他还是表示不能对不起少帅和黎天才,只是让妻子赶快带着儿子回湖南老家躲避,然后自己回去了。

黎天才把潘文郁请假后又返回的事报告给了张学良,张学良更加敬佩潘文郁的气节和品德,当时告诉潘文郁,安心在这里住着,只要有他在,别人就动不了他。

1950年,一妇女向中央询问牺牲丈夫身份,周恩来指示为其安排工作

在张学良的斡旋下,此事硬是被拖了一个月之久,国民党特务依然没有关键性证据证明潘文郁是中共卧底。

然而就在此事即将不了了之的时候,被捕的北京特科成员杨青林经不住严刑拷打,选择了叛变,供出潘文郁是中共派遣潜伏在张学良身边的红色特工,并且证实,潘文郁曾将大量军事情报传递给中共。

在蒋介石拿到了如此重要的证据下,张学良的坚持就显得没有了根据,蒋介石很快拍来电报,限令张学良立即处死潘文郁。

即使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张学良还反复致电给蒋介石,请求蒋介石开恩,说道:“这个人通六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

然而蒋介石哪管这些,还借此斥责张学良疏于防范,担心张学良放跑潘文郁,随即指定亲信钱大钧亲自到武汉监刑。

张学良见事已至此,已无法挽回,在最后还是见了潘文郁一面,说道:“委员长发脾气了,他的脾气很厉害,我实在无法保全你了,你还有什么身后的事要办?”

潘文郁说:“死前,我想留下些想说的话。”

潘文郁在就义前挥笔写下了三万余字的生平回顾,在字里行间表达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没有丝毫动摇。

张学良看到后,泪流满面地对潘文郁说:“杀朋友是我最不愿意干的事,你的夫人和孩子我一定会照顾好的,你放心去吧。”

1935年3月3日,在武昌徐家棚,潘文郁从容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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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年之后,张学良重获自由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口述实录”的时候,就以潘文郁的名字作标题,用单独的一章讲述他俩的交往,并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朋友之一就是潘文郁。

在潘文郁被枪毙后,蒋介石还密电张学良,让他秘密处理黎天才等人,然而潘文郁的死让张学良悲痛万分,不忍心亲信再被杀害,于是向蒋介石力保黎天才没有问题。

为了让蒋介石做出让步,张学良更是直接带着黎天才赴南京面见蒋介石,告诉他,如果要将黎天才一并问罪,那他只有辞职以谢罪。

蒋介石考虑当时正是“剿共”的关键时刻,不得不考虑张学良的情绪,此事也就告一段落。

因潘文郁的牺牲,中共与张学良的联系线索也就此中断,直到西安事变之前,双方才建立新的联系,然而张学良思想转变为亲共的源头,很可能是从潘文郁潜伏在张学良身边时开始的。

北京特科遭受重创,潘文郁的牺牲,都是中共对敌情报工作的重大损失,周恩来得知后,十分惋惜,他沉痛地评价潘文郁:“有重大贡献而过早牺牲”。

潘文郁牺牲后,他的妻子廖素丹过得却十分辛苦,她一个妇道人家,在痛失丈夫的情况下,还要拉扯两个年幼的儿子,在当时的乱世当中何其困难,为了生计,他当过清洁工、保姆、店员、保管员和小学教员等。

1950年,一妇女向中央询问牺牲丈夫身份,周恩来指示为其安排工作

生活拮据时,她把家产,包括结婚时潘文郁送给她的纪念物都变卖了,苦撑到武汉解放,廖素丹被军管会安置在湖北省图书馆工作。

后来廖素丹写信向中央打听丈夫的情况下,在说明了潘文郁的一些事迹后,希望能够追认潘文郁为烈士,然而由于廖素丹并不清楚潘文郁的具体工作情况,此事也没有了下文。

由于涉及到党内机密问题,潘文郁的身份还不便于公开,中央并没有直接给予廖素丹答复,但是廖素丹随后被调到湖北省保育院托儿所工作,她的两个儿子也都作为革命烈士的子弟参了军,当时她并不知道,这些事情都是周恩来让做的。

早在1949年武汉解放后,周恩来亲自发电到武汉,指示一定要找到潘文郁的家属,并作为烈属对待。

然而由于潘文郁的身份没有公开,廖素丹一家却因此遭受不白之冤,更是被扣上了“叛徒”家属的帽子,廖素丹身心交瘁,于1976年病逝,至死也没有弄清楚丈夫的真实身份。

得知了潘文郁家人不幸的消息,北京特科的创始人吴成方向上级请求调查北京特科及潘文郁的情况,随后由公安部史料征集办公室牵头,历时多年,终于查清楚了潘文郁不为人知的潜伏经历。

1988年5月30日,在潘文郁牺牲53年后,民政部批准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潘文郁的两个儿子在得知父亲的工作经历后,都十分自豪,然而他们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由于父亲牺牲得早,没能给他们留下印象,后来经多年努力也没能寻找到父亲的遗像。

1950年,一妇女向中央询问牺牲丈夫身份,周恩来指示为其安排工作

因为地下工作的特殊性,使得潘文郁不能像普通人一样随意留下影像,成为两个儿子的终身遗憾。

潘文郁的一生是隐蔽的,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但是他的一生也是伟大的,2017年在纪念中央特科成立九十周年上,罗援将军总结隐蔽战线的工作情况,总结出隐蔽战争中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无名”。

隐蔽战线的工作者不管为组织为国家做出多少贡献,都有可能留不下名字,能够忍受无名,方显真英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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