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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刘少奇与林彪

日期: 2016-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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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报月刊》2016年8月

文/严家炎

  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初,林彪认为自己与毛泽东摊牌的时机已经到来。九月八日,林彪用红铅笔写下了他的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立果与同伙研究决定了三条对付毛泽东所坐专列火车的办法……

  今年(二〇一六),距离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已经整整四十周年。如从《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北大哲学系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揭开文革序幕算起,则正好有半个世纪。文革的许多场景,彷佛犹在眼前,令人无法忘记。

  强制性的愚昧与迷信

  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曾在毛泽东主持下讨论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其中明确指出:“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这是一个深刻的论断。然而,不过十年,毛泽东又借助林彪、康生的鼓吹,为自己搞起了个人崇拜。林彪说: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康生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这些都是吹拍之词,但同时又都在毛的默许下,宣扬对他的个人崇拜。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毛泽东个人崇拜极端发展,也是毛泽东个人专权走向顶峰的时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书记处,此时名义上虽还存在,但毛泽东对它们已没有兴趣,代替它们的,是一个以江青(此前还有陈伯达、康生)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组。在这十年里,不仅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而且数以千万计的多层负责人员遭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打击、迫害和摧残。至于中青年有思想的知识分子直接遭杀害的,就有张志新、遇罗克、王光华、王申酉、林昭、马正秀、官明华、石仁祥、郑晓舟等一批,他们称得上是真正的烈士。

     文化大革命还把经济拖向崩溃的边缘,造成的损失达五千亿人民币以上(一说达八千亿),同时也几乎毁灭了文化本身。教育在前四年中完全停顿,一九七〇年以后大中学教育也处于所剩无几的状态。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不仅宪法、法律成为废纸,事实上也摧毁了人民代表大会下的多党派“共和政治”,建立了以“社会主义”为名的个人独裁政治;立法、司法、行政权最后都集中到毛泽东一人手中,连毛泽东的“语录”也具有法律效力。

     一九六六年八月至十一月四个月中,毛泽东和林彪身穿军装,共八次接见红卫兵,总计达一千一百多万人。红卫兵正是毛泽东最可随意利用的一支力量,毛要利用他们去抓人、打人、斗人,削弱并扼杀各种异己势力。他最想对付的是两种人:一种是比较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用毛自己的语言来说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另一种是共产党内的不同力量—一批未必紧跟他的力量,毛把他们叫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像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他最想借助红卫兵之手,冲击并消灭这些力量。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接见红卫兵代表宋彬彬时,特意教唆她不要文质彬彬,而是“要武嘛”,也就是通过她告诉全国红卫兵,可以放手鞭打或消灭一切异己力量,打死人也不必害怕。公安部长谢富治早就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作了担保:“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当时中国的人权毫无保障,所谓“黑帮分子”被打死是寻常事。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就是在那年八月下旬被学生活活打死的。文人和大中学老师被打死或打残也是常见。著名作家老舍、傅雷等不都是那时连续遭打而自尽去世的吗?清华附中教物理的老师刘澍华八月二十六日晚遭毒打后,从锅炉房高烟囱向炉内跳下自杀。北京大学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则在当年八月下旬被红卫兵殴打得遍体鳞伤,两腿和身上红一块、紫一块,他给系里一位老师讲了自己的痛楚后,偷偷带了一瓶混合着滴滴畏的强烈毒酒,到西山自杀而死。据《北京日报》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日披露,仅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五日止的半个月,北京市被打死者共计一千七百六十二人,平均每天死亡百人以上,可见凶险残暴到何种程度。

     当时红卫兵的抄家活动也相当频繁。而所谓红卫兵抄家,有时实际是“中央文革小组常派出人,化装成学生,参加抄家和捉人”(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四五八)。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到九月底,被抄家的达三万二千六百多户。上海市从八月二十三日到九月八日半个月中,被抄家的达八万四千二百多户。天津市那时被抄家的有一万二千多户。在这种混乱而又紧张的状况下,周恩来考虑到了保护民主人士的工作。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他亲自拟定了一份应予保护的民主人士名单,内有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呈请毛泽东审批。当然,周恩来的努力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减少了文化大革命对高层人士的冲击与摧残。

     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有一种从工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人人每天都要参加的活动,那就是所谓“早请示,晚汇报”。据说,这种活动最初发源于军队中,一九六七年则传遍全国。方式是,每天早晚各举行一次祷告仪式,早晨的仪式由主持者宣布:“早请示”开始。先点上一炷香,大家都举起“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面向壁上张贴的毛泽东和林彪的肖像行三鞠躬礼,然后在主持者带领下,齐声祝祷:

  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晚上再重复一次同样的仪式,并且回顾和反省一天的活动,检讨自己的缺点错误。这一切均与千百年来礼神拜佛无异,可见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强制性愚昧迷信到了何等程度。而所谓的“黑帮分子”们则是没有资格参加“早请示,晚汇报”的,他们只能九十度弯腰或跪在毛泽东像前挨斗请罪。

  毛泽东与刘少奇何时生矛盾?

  按照江青一九七二年对美国女记者洛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的谈话,毛泽东夫妇最晚从一九六四年起,就决心要除掉刘少奇。

  本来,自延安“七大”以后,刘少奇就成为中共的第二把手。毛、刘双方关系基本正常。一九五九年,毛泽东以减免自己纯外交礼节性的繁琐事务为由,将“国家主席”职务让给了刘少奇。刘与夫人王光美还曾出访过印度尼西亚等国。毛与刘何时开始发生明显矛盾?能够看到的迹象,是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到二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期间。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主持会议,并有个稍带歉意却又似有若无的开场白。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和讲话。刘在讲话之前,曾请毛批阅其书面报告。毛说他不看。毛说开这个会要“民主”,让各级干部依自己省区的经验发表见解,鼓励大家畅所欲言。

        刘的讲话出乎毛的意料之外。刘少奇拒绝接受毛泽东定下的官方说法—“天灾连连,导致三年饥荒”,因为这在刘看来,是完全推卸和逃脱责任的说法。刘曾当着毛的面说过:“饿死这么多人,历史是要写上,‘人相食’要上书的。

        ”刘在人民大会堂讲话中强调:“天灾是一片,人祸是一国,要记取这个教训。”也就是说,全国范围的饥荒主要是人祸,即所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才是事情的真相。此外,刘还讲到要给予那些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并反对“大跃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和地方干部有翻案平反的机会,只是彭德怀不能平反。这都说明,刘少奇是比较负责任的。七千人大会上,许多与会干部都同意刘的看法。

  但毛泽东听后对刘少奇很不满意。毛在会议后对李志绥说:“开会不讲阶级,不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脱离这些,讲什么天灾人祸。我看这种讲法本身,就是灾难。”(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三七二)

        文革开始后,刘少奇曾为派工作组做过检讨,但他毫无接受红卫兵批判斗争的思想准备。尽管刘名义上还是国家主席,却被剥夺了为自己申辩的权利,连他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写的答辩大字报,也在贴出后几小时就被撕碎。到八月五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问世一周年时,经过中央文革小组安排,中南海里同时召开了“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三人而以批斗刘少奇为主的三个斗争会。刘少奇在批斗会上被红卫兵打得鼻青脸肿,右腿骨被严重打伤,鞋被踩掉,“双腿像灌了铅似的一跛一跛地走路”。当他被押回办公室时,他怒气正盛,立即叫来机要秘书并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众抗议道: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历史在这里沉思》)

        在文化大革命中,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国家主席的人身自由、生命安全都得不到宪法和法律的任何保障,更不用说其他人。而毛泽东的权力却不受宪法和法律的任何限制。

     此后一年多时间,刘少奇更被关押在一个秘密囚禁点,受尽各种折磨。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刘少奇被送往河南开封。十一月十二日清晨,在摄氏四十度的高烧中停止心跳。

     一九六八年十月,北大历史系接待过“刘少奇项目组”派来的一名调查人员,叫做巫中,他说他要找北大历史系原来的系主任翦伯赞进行调查。当时的军宣队就派翦伯赞项目组的人陪同巫中到翦伯赞教授家中。巫中对翦伯赞讲了刘少奇历史上一次当“叛徒”的情节,并说此事翦伯赞是知情人,要翦写刘少奇“叛变”的交代证明材料。翦先是沉默,后来说此事完全记不起来,不能不负责任地证明刘少奇“叛变”。可巫中等人立即大声训斥,逼迫翦伯赞交代。在先后两个月时间里,巫中等人每隔三两天就来一次,每次提问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达到两三个小时,而且越来越气急败坏。翦伯赞不能说不负责任的违心话,更不能伤害到被调查对象刘少奇,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和他夫人戴淑宛双双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用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受害人刘少奇。几十年过去了,此事至今仍使我感动不已。

        一九八〇年,刘少奇得到平反昭雪。

  林彪力争做“国家主席” 

  下面再说说我对文革时的“副统帅”林彪其人的一些远距离观察的印象。

  文革中对毛泽东的全国性的盲从迷信活动,无可否认是与林彪的宣传鼓动、推波助澜分不开的。从文革初期开始,只要有重大场面,林彪经常是伴随着毛泽东一起出现的。他可以说是对毛的神情、举止观察得最深入、最细致的一个人。给毛泽东带上“四个伟大”桂冠的正是林彪本人。有时,林彪还代表着毛泽东出来讲话,甚至被中共中央作为正式通知下发。他还极力鼓动大搞所谓“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让全国男女老少都唱崇毛的歌,都跳忠毛的舞。而林彪所搞这一套,则正中毛泽东的下怀,故毛大笔一挥,把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堂而皇之地写进了党章。

     我曾经买到过纸质较差的《林彪文选》上下册,也读过林彪写的叙述中国历史上许多次政变的文章。我的直觉告诉我,林彪关于政变问题的叙述背后,是包含着不少潜在想法的。他究竟是为了防止政变,还是想要从历史上的政变中吸取自己的经验?显然他不愿授人以柄,没有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写出来。

     在一九六八年冬天北京大学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我经过认真的思想斗争,把自己对林彪的疑虑汇报给了组织。由于心理压力太大,我说完这番话,内衣完全被冷汗浸透。听我汇报的这位六三军的排长郭祥喜,听完之后显然感到有点意外和吃惊。他“安慰”我:“有思想问题向组织汇报是好的,但不要再给其他人去说。”我表示:他是我唯一告诉过的人,我绝对不会再和其他人去说。然而第二天,我被军宣队另一成员告知:我的政治问题很严重,而且有现行性质,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学校的高音喇叭第一时间公布了这件事。随后,我就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来定性,而且和系里其他四位人员一起,当做一个五人现行反革命集团来批判。军宣队一人还曾暗示我,说我最后的结果不是枪毙就是流放。

     文化大革命把林彪推上了党内二号人物的高位,成为“党章”所规定的“接班人”。但林彪希望自己同时也能在国家职务中取得相称的地位,即当上国家主席。然而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之后,决不愿意再有一个可以和自己平起平坐的人物,因此坚决反对再设国家主席。这使林彪深感不满。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一日,林彪正面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并建议由毛泽东担任。毛迅即批示道:“我不能再做此事,此意不妥。”林彪并不就此死心,想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与同伙再提这个方案,希望在毛不愿当的情况下,由林彪自己来当。叶群当时就和吴法宪透露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怎么办?往哪里摆?”此外,林彪还想通过陈伯达抛出“天才论”,来加强这一论点,作最后一搏。

     但是,直到一九七〇年八月底九月初的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依旧坚持己见。他说:“设‘国家主席’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反正我不当”,并劝林彪“你也不要当”。周恩来还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了话,要他们向中央做检讨。他们所在组的会议简报未能发出就被收回。来得迟的黄永胜见势不妙,立即销毁了他按林彪旨意准备的发言稿。王洪文则趁机转舵,把准备好的发言稿改换成批判陈伯达“天才论”的内容。林彪精心策划的设“国家主席”的计划,终于被毛泽东挫败了。从此,林彪和毛泽东之间的裂痕日益扩大。林彪早先把儿子林立果派到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当秘书,这时二十六岁的林立果已被吴法宪提拔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联合舰队”已经组成,“五七一工程”(林立果对江腾蛟等所说的原话,据他自己解释,是“武装起义”的代号) 亦已准备就绪,可以发挥作用了。 

  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初,林彪认为自己与毛泽东摊牌的时机已经到来。九月八日,林彪用红铅笔写下了他的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立果与同伙研究决定了三条对付毛泽东所坐专列火车的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〇火箭筒打B-52的火车;二是用一百毫米口径的改装高射炮,平射火车;三是让王维国乘B-52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所谓B-52,自然是林立果及其同伙为毛起的代号。可惜,毛的专列从杭州经上海回北京时,只在上海和南京停了很短时间,林立果们所预料的毛会在上海停留多日的机会完全落空,这使林彪父子懊丧万分,只好仓皇出逃,落了个一命呜呼!

        “九一三事件”后,我头上这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也就不揭自脱了。

     文化大革命对于执政党和中国广大人民都是一场浩劫。中共“八大”所选出的中央委员百分之八十四都被撤换,不少人都遭难死去,部分人陷入牢狱之灾。广大群众则沦于两派武斗之中。叶剑英元帅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的讲话中曾经指出:“文化大革命中,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占全国人口九分之一,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这一论断具有极其重要的权威性,也最清楚不过地揭示了文革残酷暴虐的性质,永远值得人们牢记和深思。

      (作者是北京大学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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