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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兮福之所倚 ——重估文化大革命的客观历史作用

日期: 2016-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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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报》20166月刊

/骆惠南

  震撼世界,改变整整一代中国人命运,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影响极为深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半个世纪。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说法,文革开始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因为那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个被称为《五一六通知》的文件,宣布设立中央文革小组及规定了文革的目的与方针政策。事实上,在这之前上海《文汇报》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由江青衔毛泽东之命亲自策划的文章已吹响了文革的号角。

  文革是一场荒唐的悲剧。如果从权力斗争的角度看,文革发起人的动机 不能说完全是非理性的,明显应该受到“宁可我负天下人”这种道德上的春秋责备:不管怎么说为了一己权力,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处万民于水火之中。以范宁的标准称其“罪过桀纣”不为过也。(范宁为六朝文士,写过一篇《罪王何论》,指出魏晋时期王弼、何晏倡空谈误国,“一世之祸轻,历代之罪重”。文革之乱国,使斯文扫地,岂王何空谈之可比?)至于发动文革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是偏激无稽的虚妄。文革造成的财物损失、人命伤亡不可数计。最大的祸害则是礼崩乐坏,使大陆中国社会在道德层面回到丛林时代。今天人们慨叹的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相当程度上起源于文革。当年那些正在形成世界观的一代弱冠青少年,受文革初期那种目无尊长,犯上作乱,以我独对,无所顾忌的斗争气氛感染和引导,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在市场经济下转变为不择手段,极端利己的行为准则,弥漫整个社会并有代代相传的趋势。清代思想家顾亭林所谓亡天下者,诚如是也。虽然中国今天绝无亡国之虞。

  本文绝不是一篇为文革翻案的文章,也无意对历史这一小女孩进行合乎己意的装扮。只是从今之视昔的角度,对文革的历史作用作一客观全面的探究。

  全面评估文革的遗产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五十年,曾经积极参与这场现代中国最影响深远政治运动的各个层次的人们大都渐次老去,退出积极的社会参与者的行列;同时,现在为中国掌舵的最高层领导核心却是在文革中成长的一代毛泽东时代的孩子。文革对今天中国的直接影响若隐若现,可以说是挥之不去。从某种程度说只有了解文革的遗产才能了解中国今天的由来,从而正确把握中国未来的走向。

  文革结束也已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中,中国人尤其是文革的亲历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今天看到包括执政中国共产党以中央委员会决议形式认定的:文革是领导人错误发动的、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浩劫;其次是无数亲历者对文革深切苦难的追忆与控诉;再其次是今年兴起的、夹杂着何种情感与诉求的把文革理想化和神圣化的所谓毛左思潮。这些都存在着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弊端。执政党的结论有着维持统治、维护政治合法性的考量即利益的纠缠;亲历者因为情感的因素,且囿于自己所处的时空,反思未必全面,更遑论客观历史作用;毛左则只是将文革当成符号或政治工具,距离客观更远。

  对于文革的客观历史作用的评估,我很赞成中国二十多年前那句常用语: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上,这句出自信奉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中国共产党人之口是有些弔诡的。本来,它多用作攻击他们口中的所谓反动派逆历史潮流的蠢行。却原来他们的历史决定论,包括所谓的原始社会至共产主义社会五阶段论,根本是虚妄的臆造,而不是什么历史大战的规律。伟大领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客观历史作用,从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看,真正不以毛泽东的意志为转移。

  这也应了明初大儒方孝儒在题为《深虑论》的名文中所说的:“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文化大革命随伟大领袖寿元到达终点而结束后,中国竟一洗颓风,迅速腾飞。比之同样经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苏东诸国,毋宁说是走上了康莊大道。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发挥了一种至今没有人提及的正面历史作用呢?

  中国的计划经济及其局限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是列宁创建的共产党国际主催下成立的,以武装夺取政权建立苏式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目标的政党。创建初期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强调工人阶级作为政党的主要成分,以接受与掌握马列主义学说的激进知识分子为主要领导核心。由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所要求的社会条件在中国根本不存在,在经过早期的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转变为以列宁主义国家、政党、革命的学说与中国传统农民起义那种朝廷荒年失政,在“彼可取而代之”的思维之下,揭竿而起,逐鹿中原,争夺天下的遗产相结合,演变为中国传统的易姓革命这种毛泽东革命。

  毛泽东革命成功后建立的红色中国自然有上面提到的马列主义的因素,而毛本人和他的主要同志并没有自己的经济制度理论,再加上当时苏式社会主义还在上升扩张时期,红色中国理所当然全盘接受这种计划经济模式,把中国引上计划经济的道路。

  不管怎么说。计划经济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经济制度选择。我这里说的现代社会首先是从人类生产技术的角度:就是人类大规模使用动力机械代替人力作为工作动力,从而使人类个体的生产力极大提高。人类通过分工和互相交换产品可以大幅提高产量即人工福利,也就是为了交换而生产这样的条件下,计划经济才是可以进行的选择。

  建国之初,中国经济水平非常落后,出来个别沿海城市,中国寂静的现代化比例非常之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几千年的祖先基本上没有两样。他们靠自己的体力从事农业生产,产出的粮食主要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美其名为“田园牧歌”,实际上是落伍的自产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在这样的条件下当然不可能过度到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在五十年代,世界泾渭分明地分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背景下,因为各种考量,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确实给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援助,尤其是在哪位被毛及他的领导集团臭骂为现代修正主义及共产主义运动叛徒的赫鲁晓夫——当时,苏联曾以每年GDP百分之一的规模向中国提供援助。公正地说,这是极为慷慨的援助。以今天中国GDP六十万亿元的人民币的规模计,百分之一相当于六千亿元,要是今天中国每年给俄罗斯六千亿元援助会是什么态势?同时,必须知道,当年中苏的经济差距大于今天的俄中差距。俄共协助中国奠下工业基础,使中国在相关领域具备实行苏式计划经济的条件。按照当年的趋势,中国本来可以在十多二十年间建立起一个从苏联克隆出来的完善的计划经济体系。从历史的经验看,当年苏式计划经济还是有一种自我扩展能力的。这样不仅在工业领域会不断发展,对着工业能力的提高,农业的机械化也会有明显进展,农民也会逐步融进生产为了交换的计划经济体系中去。总之越来越多是民众会进入计划体系中。

  欲称雄国际共运,毛舍弃苏联模式

  但是当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体系在各国共产党关系层次上有着一个凌驾性的组织核心。共产党关系虽然在二战中宣布解散,但苏共作为共运的老大根深蒂固,斯大林作为国际共运的最高领袖无可争辩。斯大林在世时,毛泽东不得不对之执弟子之礼。当年毛与斯见面是两人的坐姿反映了“你说师生也好,你说君臣也好”的关系。斯大林去世之后, 毛滋生了一种源于中国易姓革命的彼可取而代之的情结。在这种情结下,毛对苏联新领导尤其是赫鲁晓夫抱持一种从轻视而逐步升级到取而代之的态度。

  为了实现登上国际共运领袖宝座的宿愿,毛泽东自然不该按照苏联人的足印,塑造和建设自己的国家。他必须标新立异,构建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这样就有对赫式反斯大林秘密报告的反弹——虽然斯在世时,毛受了斯很多气。然而,就是从这里开始,毛的极左路线逐步成形,发展为后来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在经济层面,毛发动了“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运动。用运动的方式即政治动员的方式进行毛氏的、以赶超为主旨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毛是思想及生活都停留在前现代的人,对现代社会尤其是发展方向并无了解。毛并没有花功夫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惯于拿马克思书中的只字片言作灵感凭藉,再与自己的空想结合后,便不由分说的让所有国人照着去做,结果现有不碰个头破血流的。终毛一世,其在中国经济领域的作为或者说实验,可用一句话概括之,曰:“变革命生产关系”。何谓变革命生产关系?一言以蔽之:公有化。毛不知在哪一本马列主义教科书上督导这样的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有时也会反过来影响生产力。”这句话真正使毛着了魔,也给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带来了无穷的祸害。毛就是抓住生产关系可以反过来决定生产力,以为找到了开辟一条超越苏式社会主义模式的,通往共产主义的大道。于是变革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让仍然以体力战天斗地的中国农民砸掉家里的锅,实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也就是公有制。

  一纸公文就能消灭的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尽管改变了生产关系,实行了公有制,但是根本不可能、实际上也完全没有提高生产力,甚至因为激励机制的废弛而使生产力下降,比之我们的祖先尚有不如!人民公社的生产只能在极低水平上满足生产者的需要而几乎没有剩余。我上山下乡插队的那个生产队,有一百二十八人,大约五十个劳动力,一年到头生产队只有一种产品产出就是果腹的稻穀,产量七万斤上下。其中百分之十五约一万斤作为统购额和公粮上缴政府,其余就是种子和口粮。乡亲们只能在经常的饥饿中过日子。这种制度不要说有内部聚合力,根本上只有离心力,外部的压力少一点它就会散开的,这种经济形态根本就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只是自足单位是由几十户人家凑合在一起的生产队,官方说法叫做“队为基础”,与计划经济那种生产为了交换,交换由中央计划机构统筹的制度大异其趣。

  从毛泽东开始为了自己成为国际共产党主义运动的领袖,而刻意在中国尝试实行一种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不同的、在被他称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建立的、指导他生命终结而未成形的模式,可以说就是一连串以破为主的、不断自我否定的政治行动。在这样的条件下所产生的制度,不管叫做计划经济还是其他什么名堂,一方面是毛泽东与之所至,没有严格论证,充满矛盾与缺漏,并不可行;另一方面制度不断改变根本没有给它发挥功能、自我修正的足够时间。这样,在早期从苏联引进的制度在毛的糊弄之下,没有能够正常进行、大会应有的功能:比如说由于工业化的进展,生产大量的农业机械,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改变农村实际存在的生产,只是为了满足生产者需要的自然经济形态,使之发展为产品主要作为交换的现代经济形态。

  毛泽东在中国的失败实验以十年文革作了最后定论。在这之前虽然有大跃进之类的胡闹,但是在刘少奇等人主持的官僚架构之下,还是存在按照苏联模式构建的中国计划经济体系,这种体系在毛泽东感到疲惫,需要休息时或是灾祸严重,无以为继的若干时段有较为正常运行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刘少奇主导的官僚架构,使计划体系的生命力处于一种功能障碍的状态。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力维持到毛生命终结,此前完全没有让计划体系恢复生机。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留下的遗产除了人民的彻底失望外,就是中国二十七年来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像斯大林身后那样他的继承者难以改变的经济制度。毛身后的中国,居住在农村作为人民公社社员的国民占全国人口九成。毛的继承人看到人民公社的弊端,在相当程度上一纸公文就把人民公社制度消灭的干干净净,可以说是我们这个转型时代最和平、最顺利、最低成本的转型,有没有哪个男儿挺身维护。人民公社制度不要说没有内聚力,根本上建制内部充满离心倾向,只靠外部强力箍实,外力一去自然容易分崩离析。

  计划经济不完善反令转型成本轻

  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第一役就是解散农村人民公社。这一仗的圆满成功奠定中国崛起功业的基础。之所以赢得这般圆满,在相当程度上拜毛泽东的失败经验之所赐。因为毛意欲称雄国际共运而没有循苏联的模式,让中国构建成熟的计划体系,让工业装备农业,使农村与其他经济领域有更紧密的、难以超脱的联系。人民公社解散后中国农村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与市场经济是相容的,大家知道现代市场经济全都是自然经济发育而成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造开放就是一种逐步的市场化过程,直到九十年代初邓南巡正式提出市场经济之名。整体而言,中国的市场化转型比其他共产党执政实行计划经济制度的国家顺利和更少代价,关键就在于它转型的起点。

  反观前苏联的转型迄今未竟全功。苏联在一九八九年GDP只为中国的六倍,今天俄罗斯GDP只为中国的六分之一,差别何等巨大?尽管俄罗斯的幅员与人口都比苏联收缩。出现这种结果当然有多种原因,但苏联转型的起点是相对完善的计划体系。计划经济体系虽然低效,但它还是一种把社会成员在经济上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交换而从事生产。不要说这种体系给生活其中的人们所赋予的观念,单是解散这种体系所需付出的承办:生产下降、社会动荡等已非金钱可以计量。而计划经济的废墟远非市场经济的沃壤。在某种程度上说,计划经济恰似混凝土铸成的构件,要使之成为市场经济沃壤还要下许多功夫。

  中国的转型正好遇上全球化的东风,好风凭藉力,当中国市场化在九成国民那里顺利发育,终回城巨涛横扫全球人手职位的时候,俄罗斯等苏联加盟共和国独立而成的诸国还在为清除计划经济的实体费尽心力。即使是东欧的那些前苏联的卫星国,因为没有类似中国的极左路线折腾,更不用说文革的祸害,它们的计划体系成熟得多。正应了《道德经》“祸兮福之所伏”的咒语,它们后来的转型也比中国付出更大的成本而功效也大大不及中国。反而越南因为常年战乱,未及构建成熟计划体系,转型相对顺利。尽管越南转型初期,国际环境大大不如中国,当年与美国关系尚未解冻。

  其实在中国,我们也看到计划经济转型的困难。九十年代国企的关停并转和职工下岗,在相当程度上市解散计划体系的休克疗法。就是因为有农村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发育的成功,足以支撑人数相对较少的计划体系的休克,才不至于演变为俄式灾难。即使如此,计划经济的重镇东北也还是经常跟不上市场经济的前进步伐。

  结语:毛泽东明显看错了

  毛泽东在接近他生命终结之前不久,发动了一次对他的臣民而言相当深奥的、称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我所以把它叫做讨论而不叫运动,那是因为这不过是批林(彪)运动的一部分;同时这一讨论务虚居多,就是香港人所说的喷口水。由张春桥、姚文元这类秀才写写文章,没有毛主席历来发动的无数次运动那种“头颅掷处血斑斑,无数人家破人亡”的血腥。

  作为那次讨论的主旨,毛泽东说:“我国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合理,有八级工资制。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然后毛主席话锋一转,接着说:“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毛主席在纪念堂水晶棺里是如何看中国人今天的经济制度的?会不会赞同仍然捧他为太祖的红朝传人所说的社会主义,当然不可得知,毕竟几千年钱的殷周之交,朝廷就已绝地天通,毛泽东与中国人民是天人之隔的了。如果当年马这段说的不是“搞资本主义很容易”而是“搞市场经济很容易”,那就方便处理很多了——红朝正式定义的今天经济制度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来伟大领袖并不是那么英明,能未卜先知,洞察一切,而是明显看错了。并不是八级工资制这一他想限制的资产阶级法权使得搞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很容易,而是他老人家搞的文革及溯自一九五七年的极左路线使得后人搞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很容易。不是吗?苏联当年只搞资产阶级法权,不搞文革,今天俄罗斯搞市场经济,搞资本主义就比中国困难得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不过三十年,中俄GDP高低易位,面目全非,何沧海桑田之速甚耶!在人们的谈论乃至经济归类和研究之中,两国都是转型国家,都被认为从计划经济过渡向市场经济,结果如此不同,原因自然很多,包括邓小平的睿智:跳出计划经济的思维,选择了市场经济。这对一个在共产党内度过大半生的革命家是极不容易的。对外构建良好的国际关系,使发展经济有良好的国际环境,说到底就是争取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支持;对内则实行以经济绩效为中心的铨叙制度,要求抓住机遇,全力以赴横扫全球人手职位,使很多生产活动迅即向中国转移等等。中国施行邓政的起点毫无疑问也是中国成功的极重要因素,因为横扫全球职位是一种国家之间的竞争。俄罗斯所以失败在于起点不同,须负重而跑,要先解决计划经济的负累。

  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力量消长的层面看,人们常把苏联的崩解归罪于戈尔巴乔夫一人,这太抬举了戈式之力了。毫无疑问,苏联是被时代淘汰的。原因在于七八十年代时代进入以人脑创新而不是人手机能创造财富的时代。苏联经济制度变得相对越发低效,被时代淘汰是理所当然的,就像毛式经济制度比苏式更低效从而更早被淘汰一样。除了这一基本原因外,毛为一己之私,争国际共运领导权,构建一条最终发展为文化大革命、人们称之为极左的、并不可行的路线,乃至不惜与苏联分道扬镳,使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大为削弱也加速了苏联最后失败的过程。

  历史就是这样爱与人们开玩笑的。

  (作者是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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