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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是中国新的历史拐点

日期: 2014-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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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后走访杜導正

文章转载自 :明报月刊

  二一四年十二月上旬,中共三中全全闭幕不足一个月,本刊总编辑潘耀明出差北京期间,探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導正,且顺道做了一个访问,原来,杜導正在三中全会前对中国的未来感到十分忧心,但会后顿时豁然开朗,更说:「看来不会走回头路了。」其间他畅谈对习近平新政的看法,说习近平要「土」法治国,认为三中会会是中国一个拐点。

——编者

  二一三年岁末,像是个暖冬,北京的雾霾比夏天淡些,天色明朗了些,一如北京的政局。我们来到《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導正的家,爬上三层楼,他家在东边的一个单元。房子已经很旧了,但是客厅里花草繁茂,绿意盎然,常青藤顺着墙自由攀爬在古旧的书架上。没想到年过九十的杜老如此精神矍铄,行动敏捷,让我们一行感到意外和兴奋。

  看来不会走回头路了

  潘耀明(下称「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完后,先发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下称《公告》),接着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和《习近平关于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下称《说明》)。对这三个档案,有人认为基本没提政治体制改革,觉得有些失望而有人又觉得经济改革步幅太大,「太右了」,「一夜魂飞十字坡」。您怎么看?

  杜導正(下称「杜」)..作为共产党培养的「老新闻」,我有个习惯,就是直接看公开发表的报道。《公告》和《决定》一发表,我就细读了两遍,感觉不错。特别 是习近平所做的《说明》发表后,我读了几遍,可以说是振奋人心。我马上给李锐打电话,告诉他我的第一反应..看来不会走回头路了。

  习近平在《说明》中高调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三十五年来,靠的就是改革开放」。我看重地、一个字一个字地细读了《说明》(这时候,杜老从桌上拿出书看很多红线和红圈的习近平书记《说明》,揭到最后结论部分,就第二条一个字一个字念给我们听).. 「第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衡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蘺,解放思想是首要的。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转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己体制内。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癓结所在,很难拿出创造性改革举措。因此,一定要有自我更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限制……」

  这些,都应该是近平严肃地指出的。这个深化改革能不能搞下去,能不能实行起来,阻力极大。阻力主要来自体制内,体制内又是两个棘手的问题,一个是转想观念上的陈久思维,别一个是架床迭屋的利益集团,改革要进行下去必须要冲破这两个牢固的障碍。近平看到中国问题的要害了,讲得非常之好,他的分析是正确的,估计是正确的,决策也是正确的。我看到这里眼睛一亮,看来我们党有希望了!

  潘:那习的这个讲话精神,跟前一段的民间传说,即习的两个内部讲话和中办九号文件,不就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了吗?

  杜:和之前的两个讲话相比,是个极大的变化。《公告》百分之九十九是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是邓的一套,不是毛的那套。毛泽东思想只空泛地提了那么两句。我特别注意到近平说:“改革开放式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我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六十年,当然知道这些字眼都是很讲究的,在内部会有争论的。“新的伟大革命”,一下子把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肯定了,对毛晚年的那些东西几乎不提了。

  曾对形势感到悲观

  潘:看来,在中共老干部里,您对习近平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分认同,但我记得,就在几个月之前,您对形势的看法还悲观呀。

  杜:没错。当时国内老左们活跃得很,还出了个“七不讲”,不准讲司法独立,不准讲党的历史上的错误等等。如果按那几条搞下去,真的太危险了。二〇一三年四月到十一月,国内形势很糟糕。老左们一些话我还背下来了,什么“现在一小撮”——这是“文革”的用语,“反动知识分子”——这是戴帽子,“利用网络对共产党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造谣、污蔑、攻击”等。这些东西一出,国内形势立即恶化,首先民营企业家纷纷挟资外逃,有数字显示大约走了一半,但我想数量大概没有这么多。那段时间,许多知识分子对我党从有希望到失望,又到绝望。我的很多老朋友,很高层的、非常有头脑的、有成就的、有学问的、人品又好的,对我们党很好的,那几个月也绝望了。有时候我们见面,讲着讲着就掉泪,说“完了完了”,有的说:“老杜呀,你怎么一直到现在对共产党还是抱有希望?”他们觉得我脱离现实,觉得我太天真。

  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幕前两三天,我搞了一次小测验,向到会十个人出了一个题目:对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抱有一点希望还是绝望了?结果,抱有一点希望的有四票,包括我女儿;完全绝望的有六票。很明显,大家那段时期情绪很不好。我简直是寝食不安,朋友们和老伴都叫我保重身体,不要这么忧伤,何必呢!但我是娃娃党员,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个党完蛋。我给李锐一本书的扉页上写道:“我们要尽我们的最后一份力!”我们都八九十岁了,李锐九十七岁,有些话我们非说不可,老同志们有点良心就应该站出来说话,上面听不听是另一回事,我们要尽我们的一份力量,能尽多少算多少,心理安慰一点。

  习:我不当亡国之君

  潘:照您的看法,三中全会是个转折点?

  杜:正是。我个人以为很可能这是当今中国历史发展的有一个拐点。前段时期我们当中一些同志不看好近平同志的治党治国的大思路,最近又开始抱有希望了。三中全会的确没怎么提政治体制改革,但要看到,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的幅度和步子这么大,根本不能不涉及政治体制,所以现在大家经常谈论一个词“倒逼”。到了关键点上,政治体制不动是不行的。现在眼见得到的是,一个是司法改革,打破原来的政法委一统天下,实际上缩小了地方党委滥用权力的可能;另一个是缩减政府的审批权,该由市场决定的事项就让权力回归市场;还有,一些超大型国企、中企,这次虽然没有动摇垄断地位,但要他们拿出利益来向民生倾斜,某些利益集团的“好日子”可能快到头了。以上几项,都是跟反腐败紧密相连的。谁都看得到,习近平和王岐山配合得很好,很有默契,那些阻碍改革的人就得掂量掂量了。事实上,死抱着集体利益不放、反对改革的人,往往就是贪官。照习近平这个路子走下去,法治的管辖范围会进一步扩大,人治的圈子就越来越小。这些不会一帆风顺,我们也不幻想道路笔直。准备着再出现反复,但现在方向是明确的,大思路得到人心。

  潘: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

  杜:这是我这些日子一直思考的问题。首先,发生变化的主观因素是什么?客观因素是什么?其次,近平还会不会动摇?能不能实行到底?如果坚持贯彻这个思路,我觉得共产党可能和当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一样,会有一个大的变化。不可否认,近平一年来思路上拐了个弯,终于拐回正确的路上来了。他是怎么转过来的?能不能坚持下去?显而易见的,他受到的阻力很大。现在要搞清为什么只是一年多的时间,他的思路有这么大的变化,搞清楚这个,才能够回答能不能搞下去这问题。

  中国搞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了,近平的这个大转变很可能是党内外健康、进步力量的一个胜利,错误力量被正确力量——党内民主宪政力量——压下去了。刚上台时,显然有人在他耳边鼓吹那套“左”的思路,也时间了一段时间,结果发觉根本行不通,在党内外、国内外都碰到大阻力,更影响到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我知道有几次内部会议争议得很厉害,幸好这群主张进步的人在起主要作用。如按照“左”的路线搞下去,不仅是个人完了,而是共产党完了。

  当年,毛泽东明知大跃进和“文革”是错了,也知道他在党内很孤立,但还是干下去。邓也有这个问题,“对越自卫反击战”那场战争,百分之百的老同志们都反对。我年轻时是杨成武兵团里的新华分社社长,杨成武年老时住在西山,把我叫去谈了两个多小时,其间他说:“老杜,越南战争我们所有上将都反对,小平决定打,我们只能听话。”

  现在时代变了,权威时代结束,集体集权时代来临。近平有个好处,他接受了进步力量的影响。他还有一个优点,是想有所作为。我得到内部消息,他表达过自己的心声:“我不当亡国之君。”你替他着想,换位思考,真是困难。三中全会开过后,我想,他应该好一些了,也让我们心情放松了些。

  杜導正与习仲勋

  潘:听说您跟习仲动认识,他还请您给习近平当顾问?

  杜:我不仅认识近平同志的父亲,而且很熟悉。“文革”结束,习仲动同志出狱后要去广东省赴任,之前他找我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后来,我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习仲动是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耀邦同志当总书记的时候,大约两三周开一次有关宣传部门工作会议,我每次都去,和习来往较多,当中至少有六七年来往比较密切。“六四”后不久,他去深圳修养,我和林若去深圳时都会拜访他。我和习近平没有来往,毕竟大家相差三十岁。遵循遗训是中国传统,再加上近平同志的性格和经历,他不会离开他爸爸的思路、性格、风格和作风。当年习仲勋复出后,中央找近平谈话,说:“你想留在中央哪个部长那里当秘书?还是到下边去?”他说:“到下边去。”于是中央把他派到河北省正定县,当县委第一副书记。到了下边以后,我估计是习仲勋的主意,让他请一些北京老同志当顾问,顾问委员会有五个人,名单里有我。我是他的顾问,但没有开过一次会。

  现在,恐怕有人希望他一直“左”到底,但我觉得可能性不大。用我的话说,习近平以“土”法上台,应该以“土”法治国。这个“土”是褒义的,就是实实在在,实事求是,像他刚上台时的讲话一样。

  潘:有一个话题海外很关心,习近平上台后抓了一些贪官,但是也将一些言论网站关闭了,还建立了国安部,现在  香港担心港澳以后也归国安管,会影响香港言论自由。您和李锐等老干部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一直鼓舞我们《明报期刊》和进步的海外媒体,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杜:《炎黄春秋》2013年12月份发行十九万份,都是个人订户,估计读者有四五十万人,多是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青年人也开始喜欢读了。我估计明年读者还有增加。三中全会开过后,我想港澳的朋友们也应该放心了。我认同《明报月刊》,你们的政治理想、政治思路、思想框架是属于比较现实的、可行的,不保守不激进的,实际上和我的想法一样,都属于改良主义者。

  前一段日子,中宣部对《炎黄春秋》说,宪政不能提、公民社会不能提、普世价值不能提、新闻自由不能提、司法独立不能提。今年七月十九日,我们开了个《八二宪法》座谈会。第九期发了这个《八二宪法》座谈会纪要,一万多字,跟近平同志去年底在纪念《八二宪法》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完全一致。但是中宣部来电话说,将有关宪政的内容全部删掉,否则不能发行。吴思回答:“已经开始印刷了,如果撤,经济损失很大。”对方说:“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我们承担。”吴思回答:“这个事情太大,我做不了主,得向杜老请示,恐怕杜老一人也是决定不了,必须要开六十人的编委会。”我说:“这样的事情不能只打电话,要送来正式文件。”实在逼得急了,我们就要打官司。杂志办了二十二年了,一直在中宣部的批评声中成长。

  中国经不起战和乱

  我们作者群中有些年轻人比较激进,对共产党完全绝望了,希望共产党下台。我就说:“真的马上下台,国家就大乱了,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十几亿人,谁来管理?怎么管理啊?”他们说:“你不用管,乱乱就好了。”我想年轻人没有经过战乱啊。我们中国实在是经不起一次大的动乱和战乱了。从1839年鸦片战争到现在,一百七十多年来战争不断。我是一个打过很多战的人,看见很多牺牲,我家里也牺牲了三人:父亲、弟弟和妹妹。二战时,我在五台山根据地跟日本人打游击战,有一次打伏击被包围了,日本人从几十多米远外追我们,部队都从山沟撤退,我慌了跑上山梁,几个鬼子兵叽里呱啦指着我开枪,子弹嗖嗖从耳边飞过,打到旁边的土块乱飞,后来没路了,我跳了十多米的土崖。我怎么能逃脱?后来才明白,那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有经验的鬼子被调到那边去了,我们这里的鬼子大部分是娃娃兵、新兵,所以就这么“让子弹飞”了(笑)。我弟弟打太原时是副连长,被敌人机关枪扫中,胸部完全被打烂。每一战下来死伤无数啊。

  1949年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后,本来是很好的建设时机。可惜,毛泽东又犯了根本性错误,对内镇压,政治运动不断;对外伸手扩张,要当世界领袖,一直乱到“文革”结束。所以,中国实在是经受不起大的战和乱。中国一旦有战乱,老百姓最倒霉,因为资本家和当官的都跑了,他们没有事,受罪的还是老百姓。因此,我们要有最大的忍耐力,不要发生大的战乱。我发对暴力,因为通过暴力革命手段建立起来的政权多数会更加暴力,还会导致千万生灵涂炭。也就是说,我们要变“革命思维”为“改良思维”。我认为我始终是一体制内的改良主义者。

  第二步才实行宪政民主

  潘:您增说过改革要“碎步前进“,现在有没有改变想法?

  杜:如近平同志说的,改革开放是一次伟大的革命,中国经济确实发展了,老百姓生活确实提高了,但思想领域的上层建筑整个滞后,没有跟上来。

  七年前,我在香港大学演讲,说碎步前进也是前进,现在我已经改成我党必须[中步前进]了。像水,到了摄氏一百度就会变气体,咱们这里的水现在大概已经到了九十八度,差一点就崩溃了。赵紫阳曾对我说过:[我们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共产党马上培养一个强大的反对党。]就像英国。我们要留一手,万一中国共产党讲话不灵了,中国就一盘散沙,怎么办?可是,现在的民主党派不但连花瓶的作用都起不到,反而变成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部门,而且里边的老领导人,比我们共产党[左]派还[左]。

  潘:三中全会过后,中国的未来会怎么样?

  杜:我一直认为中国宪政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党内改革,取得改良主义的共识;第二步才实行宪政的普选,选出来的将会是所谓[左]派人物。

  这次三中全会出现了一次大的转机。我相信,目前近平同志的压力还是非常大。[左]的[右]的或者说[改革派]与[反改革派]的斗争还会十分激烈和复杂。三中全会后,近平的班子向民主的、健康的力量靠拢,但还是要警惕,[左]的力量得到很大一部分弱势群体的支持。其实经势群体分不清左右,只不过前些年社会改革滞后贫富差别扩大,他们有怨恨,加上中国自古以后就有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毛晚年的乌托邦思想等错误导致的惨重后果,我们一直没有向人们说清楚,一直在隐瞒着老百姓。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不放开,体制跟不上去,经济改革根本搞不成。像上海自由贸易区,保守力量就给加了个[暂时],不过我们不要绝望,共产党已经有大的进步了。大家一起努力争取好转,尽我们的一分力量促进改革。

  潘:现在,有什么可以立刻实行的改革?

  杜:我多次呼吁,要允许结社,有了结社自由,才可能有多党制的基础。建国前后的《共同纲领》承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领导地位并不是法令,还要有强而有力的制约。至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我从去年起,一直都在讲现在立刻就可行的七条建议:一、给予守法公民免除恐惧的自由,不得随意监听、监视、拘留、审讯。二、放开媒体,撤销稿件审查。三、允许老百姓结社自由。(这些都很现实,现在就可以做。)四、放开党内民主。(这个也没有任何危险。)五、给右派彻底平反。六、给[六四]分阶段平反。七、对外方针上要坚持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

  最后,我重申我的愿望:希望十八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拐点。

  这个访问花了近两个小时,已届九十高龄的杜老侃侃而谈,对国家大小事 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不讲空话,言之成理,充分体现出一个资深传媒人的职业道德风范,令人钦佩!

(访问者是本刊总编辑,记录整理者是本刊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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