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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40多年未有之恶劣外部形势,须重燃中国崛起的激情

日期: 2023-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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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王文评论 2023/8/27

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刊于2023年8月24日国家发改委中宏网,原标题为《王文:重燃中国崛起的激情》。

2022年以来,受新冠病毒、俄乌冲突、美西方围堵等多方影响,国内外局势出现了多个层面“数十年未有”的复杂状况与艰难困境。一些西方媒体与智库近年来频繁揣测甚至诅咒,中国崛起进程可能被停止、中国崛起已到顶峰,美国拜登近期还把中国称为“定时炸弹”。外部舆情的干扰与国内2023年第二季度以来的部分经济数据下行形成共振,使得不少人士的预期受到冲击,有时还会有点“丧”!对此,我们需要直面并客观剖析中国当前面临的内外艰难形势,全面扫描当前中西国力消长的真实结构,对内重燃崛起激情,对外敢斗巧斗善斗,最终化险为夷,顺利实现民族复兴。

当前面临的艰难外部形势,数十年未有

当前中国面临的内外部形势,至少在经济增速、西方围剿、供应链外迁、社会预期等四方面的变化,是三、四十年来“前所未有”的,需要我们高度保持战略警觉。

一是四十多年来未有过的中国年度、季度经济增量低于美国现象已出现。近年来中美差距在GDP全球占比上不断拉大。数据显示,2021年,中美GDP差距为5.2万亿美元,中国GDP占比美国GDP约77%,达到历史高点;2022年,中美GDP差距扩大至7.47万亿美元,中国GDP占比美国GDP约70%。2023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中美差距继续拉大,仅占美国GDP约63%。这是自1976年以来美国第一次年度增速高于中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美国总统拜登自2022年底首访亚洲后就不断大谈这个预期,让国内两党保持信心,让印太各国“识时务”,进而实行对内鼓劲民众、对外围堵中国的目的。近月来,笔者见过几批疫情放开后访华的美国学者,对方对美国经济的自信明显在上扬,比特朗普时期的沮丧与焦虑完全不同。

二是四十多年来未有过的生产链和供应链海外转移的苗头已出现。生产供应链的进出本属正常商业现象,从媒体话语风向来看,以往总体趋势是外国向中国转移、中国东部向西部转移。近年来,总体趋势却变成中国向印度、越南甚至美国转移。2015-202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保持了上涨的势头,但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FDI)总额的占比从2020年的14.5%降至2021年的10.5%,中国新增外国投资的增速相比世界总额有相当大的减缓。2022年中国吸引外资一度回升,但2023年上半年随之骤降,甚至低于巴西。舆论中报道的中国产业链外迁的事例越来越多,例如耐克产线迁至越南,富士康在印度大建工厂并称随时随地转移生产基地,戴尔不再使用中国造芯片并扬言外迁。汽车行业中,有菲亚特、Jeep、讴歌相继退出中国,斯柯达正在考虑退出等等。尽管中国仍是全球产业链最完备的国家,但大量产业链外迁的新闻出现是40多年来未见的,需要高度警醒。

三是四十多年来未有过的美国统合西方对“中国威胁”的政治共识并全面行动的架势已出现。2022年乌克兰危机后,北约从“脑死亡”中复活,并呈现出“亚洲化”的趋势,且多次在政治声明中提及中国。俄乌冲突仅36小时内,美国动员西方30多国统一发表声明、制裁俄罗斯,并怪责中国不配合对俄制裁。近年来,五眼联盟、四国机制、AUKUS、第一岛链军事联盟、IPEF等。近期美国首次搓合日本、韩国在戴维营会晤,甚至多次公开声明“协防台湾”等,全面布局围堵、遏制中国的完整架势已呈现。澳大利亚、日本等不少国家不再“两边下注”,摆着一副不惜牺牲经济利益、全面站在美国一边的姿态。这些都是自改革开放尤其是1989年中国受西方集体制裁以来首次出现的。

这些四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情形,有些是客观存在的,并非完全负面,如产业链外迁折射了中国国内品牌的竞争力;有些则是外部干扰塑造的,比如,不断有西方媒体、智库、商会发声,威胁外国投资撤出,制造中国经济恐慌;还有些则是社交媒体中渲染西方生活、暗讽中国舆情暗情涌动造成的;有些则是由于我们没有采取足够多的对冲手段而形成的。比如,出入境还未彻底走出新冠疫情,还须卫生健康申报,航班没有恢复到2019年等等。

必须承认,多数中国民众仍对国家未来充满信心,但在地缘冲突、贸易摩擦、疫情反复的大背景下,“东升西降”的趋势在减缓,一些欧美智库与媒体为“西方重新崛起”造势,渲染“遏制中国到了最后的时机”、“中国颓势已现”、“中国崛起终结”等氛围,而当前中国发展的一些侧面又被其捕捉形成“舆情共振”,值得高度警惕与应对。

对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需战略自省

习近平总书记早已提醒“未来会面对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但在社会舆论层面,前些年出现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过于夸大“西方已完全衰弱、中国已完全崛起”的事实。面对诸多“前所未有”的现象,中国社会需要有一轮新的战略自省。

首先,中国社会需高度自省大国崛起的长期性、艰难性和复杂性。以西方崛起为例,美国逐渐成为全球大国的崛起时间超过百年。从1823年发布门罗主义到1894年GDP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再到1922年一战后《五国海军条约》跃升军费全球第一、直到1944年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可以说,美国经历至少121年才真正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类似地,英国1588年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历经国内资产阶级革命、对外殖民美亚非洲等,直到19世纪真正崛起成为所谓“日不落帝国”,前后用时200多年。可见,大国崛起绝非一帆风顺,更非一蹴而就。邓小平同志曾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40多年改革开放尤其是新时代以来的十年,中国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但一些舆论对大国崛起的艰难程度、超长用时仍考虑不够充分。

其次,中国社会需要客观直面美国将衰未衰、必颓未颓的基本事实。西方崛起须耗时百年以上,西方衰落也绝非数年之功。尽管中国高速崛起使得中美差距大幅缩小,许多经济分指标(如制造业总量、货物贸易总量等)都已超过美国,且美国相对地位的确在下降,但不得不承认,增量方面中国占优,而存量方面,西方优势仍是明显。经过数百年的殖民掠夺、上百年的科技革命、数十年的国际不平等经贸体系的铺垫,美国金融、科技、军事、教育仍保持着绝对领先的位置,且在未来一二十年仍保持相对领先的位置,如美国科研投入2022年科研总费用(6794亿美元)是中国(5511亿美元)的1.2倍;人均科研费用更是约5倍。2021年美国军费支出(7500亿美元)约中国(2370亿美元)3倍。美元国际化指数是人民币约20倍。从种族、社会等诸多方面看,美国衰落是必然趋势,但仍需要许多年。借用老一辈革命家的说法,我们现在要战略上“平视”美国,但战术上依然要“重视”美国。

再次,中国社会需要冷静面对中国将超未超、必成未成的基本现实。中国的发展速度与盛况有目共睹,世所公认,然而更进一步的关键“瓶颈”并未得到真正突破。高新科技发展被“卡脖子”、思想观念冲突被“卡脑子”、国际话语权被“卡嗓子”的现象,在短时间内还难以完全解决。2021年中国人均GDP为1.27万美元,仅为美国人均GDP 7.64万美元的16.6%,仍处于美国1980年前后水平(1.25万美元)。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拥有14亿人的中国GDP总量肯定能超过美国,但那需要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而人均要达到美国的水平,可能需要更漫长、更艰难的征程。在这个征程中,可能会有波折、反复,决不是线性的过程。面对未来的前景,切不可有提前享受,反而仍需要艰苦奋斗。对此,中国社会与相关舆论切不可在“大业未成”之前“翘尾巴”。

最后,中国社会需要有底线式防范最坏、最恶劣场景发生的心理准备。过去30多年来,中国人基本没有经历金融风暴、没有遭遇战争洗礼、没有蒙受巨灾冲击,对未来充满着乐观情绪,对西方文明充满着“友善的想象”。事实上,从美西方在伊拉克、阿富汗等战场的屠杀、抢掠、虐囚现象看,西方的野蛮与无底线仍是18、19世纪时列强的殖民本色,只是中国崛起遏止了其“野蛮在中国暴露”的可能性。西方对2022年俄罗斯的全面绞杀,充分说明了大国争斗的残酷与无情。近年来,为捍卫西方优势与美国霸权,不少西方右翼学者与媒体的声明更是非常极端,如对华实现“焦土战略”、“中国人不配享受优质生活”等。可以想象,一旦中国与美西方最后摊牌,一定会比制裁俄罗斯更狠的招数,对中国无所不用其极。中国想和平崛起,是中国人最良好的心愿,但一旦和平前景无望,中国社会要防范与加紧准备预案。

真招实策,智对西方阻断企图

中国人的智慧是无穷的,面对那么多“多年未有”以及直面真实的内外环境,中国需要祭出真招实策,化解对中国崛起的阻断,持续推动民族复兴的伟业。

第一,建议各项大政方针仍然要聚焦在如何全力做大经济“蛋糕”上来。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左右,人均GDP不到美国的1/6,说明中国经济体量仍然远远不够,底层民众仍然较多、中产阶级不够强,“富起来”的人还远远不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战略仍然要占据中国发展战略的主轴。如何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人民为中心”有机结合,避免在“蛋糕”不够大的同时,将过多的精力放在了做“蛋糕”的过程、分“蛋糕”的公平而耽误将“蛋糕”做大的人力物力精力,是当前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毕竟,没有更大的经济“蛋糕”,不足以阻挡西方的外部遏制,也不足支撑更大的民族复兴伟业。

第二,建议检阅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项事业的激励与优惠措施的落实情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前仆后继的代代新人。老一辈革命者充满理想,值得敬佩,新中国成立后,授衔授勋。改革开放需要先行先试,鼓励一部分人先致富带后富。可见,解决“挨打”、“挨饿”既需要精神激励,也需要物质激励,解决“挨骂”、实现民族复兴,同样也需要精神与物质相结合。“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近年来中央召开人才、科技、教育、外事等多轮工作会议,但如何让各项政策落实到位,激励普及更多贡献者,直接关切到党的声誉与政府权威。建议就此可从退税、优惠贷款、个人升迁、奖励、荣誉、子女待遇等各个方面推出各项奖励措施,尽可能地激励真正为民族复兴做出真正贡献的人。

第三,建议切实推出各类重大政策和改革措施扶植和推动中国中产阶层。近年来中国对低收入人群的帮扶有目共睹,精准扶贫的成效更是赢得全世界赞扬。如果说低收入人群是民族复兴大厦的底座的话,那么,中产阶层是大厦的腰身。没有对城市中产阶层的扶植,复兴大厦的高度必然受限。当前中国人口增速减缓,老龄化恶化,社会治理乏力,关键在于大中城市的生活与运行成本过高,税费偏高、房租房价高企、育儿教育成本畸高,这些成本多数由中产阶层来承担,导致结婚率生子率偏低,幸福感走弱,民族复兴的预期下行。一个成熟的全球大国,一定是中产阶层居多的国家,推出更多对中产阶层的友好政策,是当前的迫切之需。

第四,建议对美西方的斗争须保持求稳求准、灵巧务实的态势。保持相对稳定的对美、对西方关系,仍是民族复兴伟业的基础外部环境。对此,要敢于对外斗争的同时,也不能因斗争颠覆当前与西方的基本态势。该斗争时就要斗得准,而不是打“消耗战”、打“嘴皮战”。该力争时就多力争,该妥协时就巧妥协,毕竟大国博弈本身就是妥协的艺术。直面对美西方将衰未衰、中国将超未超的现实,寻找既要合理斗争、又要斗中求稳的长期策略,即不示弱也不斗破。如同两位高手下棋,不能一“棋”不合就直接拳打脚踢,也不必一“棋”失误就自曝自弃。相信中国智慧,智斗、缠斗远胜蛮斗、乱斗。目前中国与西方的相处方式,最应该使用的姿态是,政治上保持战略定力、经济上保持正常贸易、外交上保持斗而不破、社会上保持正常交往、文化上保持开放自信、生活上保持宽松平和。

总之,面对三、四十年来未曾有过的复杂和艰难的内外形势,我们应当且必须要直面许多长期以来未曾面对的问题,更应该关注如何做好自己、发展自己、和解自己。相信随着一批批政策推出后,中国社会对于国家崛起的激情会逐渐复燃,并随着困难克服、陷阱跨越,民族复兴、大国崛起必然不可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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