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 9日，“晚钱玄同来”，据《日记》，这是钱于1918年的第一次来访。他“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第106期《文化与教育》：《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说的金心异即钱玄同。钱对鲁迅在沉默中埋头钞古碑发出“研究的质问”，鼓动起来“做点文章”，于是鲁迅“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1〉，第419页）。 10日，除夕，刘半农来。刘和鲁迅等商议，拟于旧历翌年，在《新青年》上增设“新书刊介绍”栏目。在第4卷第3号《新青年》上，刘发表的《除夕》一诗说及这次商谈的情景：“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欲招缪撒，欲造‘蒲鞭’。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 按：据刘半农自注，缪撒，希腊掌文学美术的女神；“蒲鞭”这一栏目，日本杂志中有之，即“介绍新刊”之意。刘说他与周氏兄弟均欲在《新青年》中增设“蒲鞭”栏目。“唯一时恐有窒碍，未易实行耳。” 3月 15日，第4卷第3号《新青年》上，发表钱玄同写的《王敬轩君来信》和刘半农写的《回信》。钱把反对新文学者的论调集中起来，用虚构的王敬轩的名义发表，刘则加以痛斥。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与《趋时和复古》中，认为这一次的“双簧信”，是《新青年》杂志所进行的“几次大仗”之一。 4月 2日，作小说《狂人日记》。这是鲁迅所写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是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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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3日，作《拳术与“拳匪”》一文，答复陈铁生，陈稿附于文后，刊第6卷第2号《新青年》。 按：鲁迅在该文开头说，陈铁生的信“单是呵斥，原意不需答复，本无揭载的必要，但末后用了‘激将法’，要求发表，所以便即发表。既然发表，便不免要答复几句了”。（〈8〉，第81页）。这些话，乃是负责编辑者的口气。据原计划，这一期《新青年》由钱玄同编辑。但据本文的一些话和鲁迅1月30日、2月16日致钱玄同信，似乎他也参加了编辑工作，至少在编辑事务上他有较大的发言权。 3月 26日，作《〈孔乙己〉附记》，说这小说写于去年冬，而发表在“忽然有人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这容易使读者“以为小说是一种泼秽水的器具，里面糟蹋的是谁。这实在是一件极可叹可怜的事”（〈1〉，第438页）。这是针对林琴南的《荆生》《妖梦》（分别刊载在2月中旬和3月中旬的《新申报》上）所进行的卑劣人身攻击而言的，表现了鲁迅对复古主义者的鄙视和藐视。 4月 8日，“寄李守常信”，16日收到回信。这是鲁迅和李大钊的第一次通信。 16日，致傅斯年信，建议《新潮》应该在讲科学时发议论，说：“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仍发议论，庶几乎他们依然不得安稳，我们也可告无罪于天下了。”（〈7〉，第225页）——鲁迅终其一生，执着于这种坚持战斗的革命精神。 25日，“夜成小说一篇，约三千字，抄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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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8日，译完剧本《一个青年的梦》（始译于1919年8月2日）。译文先后在北京的《国民公报》和《新青年》杂志上连载，1922年7月出单行本。 26日,“下午赴国歌研究会”。这个会是教育部筹设的；当时因为《卿云歌》之“音节词旨未尽允协”，所以另组研究会，“遴派部员并延聘文学音乐专家，另行商讨厘订，以期制作合宜”（第7年第1期《教育公报?部令第九十八号》）。鲁迅于1919年12月10日被任命为该会干事之后，除本日外，在4月16日、6月7日和10月10的《日记》中，均有参加国歌研究会活动的记载。 3月 20日，作《〈域外小说集〉序》，谈到该书翻译、出版的情况和重印的缘故。 按：《域外小说集》于1921年由上海群益书社重版。 4月 17日，“午后往午门”。早在1919年11月21日，鲁迅被派往清理德华总会书籍（据第7年第1期《教育公报》公牍门，第38页）。往午门就是去清书。据说，欧战以后，教育部把上海德华总会书籍没收，运北京放在午门西雁翅楼，由部派专家进行清理。他们每人下午三时至五时，“到午门楼上……把各种图书清理登记，编制草目……据说这批图书，除一部分由中国政府扣留外，后来大部分又还给德侨了”（1956年第10期《文物参考资料》，第6、7页）。《日记》从4月17日起至5月12日止，记往午门共14次，11月19日，还有“午后往午门”的记载。鲁迅曾说：这种清理、分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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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3日，“午后得胡适之信，即复”。这是有关《新青年》的信。在五四落潮期，《新青年》同人于1920年已发生明显的分化。胡适攻击“《新青年》差不多成‘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主张把《新青年》从上海“移回北京编辑”等等。鲁迅针对胡适要《新青年》“不谈政治”这一主张，指出：“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11〉，第371页）这时，胡适已开始和研究系接近。鲁迅知道“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向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因此主张“索性任它分裂”（录自《鲁迅主编及参与或指导编辑的杂志》，第10页）。 按：《Soviet Russia》（义即《苏俄》）是在纽约用英文出版的进步刊物，《新青年》从第8卷起，即设“俄罗斯研究”专栏，上面译载了《苏俄》周报上的大量文章。 4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开成立大会，鲁迅对该会的活动很支持。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的文学，它的《宣言》由周作人于1920年11月28日起草（据《周作人日记》），“郑振铎说，……经鲁迅看过……据说，当时北洋政府有所谓文官法，禁止各部官员参加社会上的各种社团；鲁迅……因此不便参加文学研究会”［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第165页］。 12日，“午后往高师校讲”。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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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4日，收宫竹心信，即复。（据〈11〉，第409页） 5日，母病，延山本医生来诊。（据《周作人日记》） 27日，除夕。柬邀孙伏园等来晚餐。下午伏园来，留宿，28日下午始离去。（据《日记》和《周作人日记》） 2月 2日，“寄何作霖信，并稿一篇”。 按：何作霖，时任《晨报》编辑，鲁迅所寄之稿，即《阿Q正传》的第九章。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鲁迅说：“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但是‘会逢其适’，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于阿Q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3〉，第380页） 9日，发表《估〈学衡〉》一文，迎头痛击以学贯中西自诩、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学衡”派，指出他们“虽然张皇国学，笔下却未免欠亨”。鲁迅讥讽地说：“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1〉，第379页） 23日，得胡愈之快信（据《周作人日记》）。 按：1921年，爱罗先珂到达上海，由胡愈之接待。胡的快信，乃是通知鲁迅和周作人关于爱罗先珂从上海到达北京的时间。爱氏于22日离沪，23日晚到京。 24日，由郑振铎、耿济之引爱罗先珂君来。这天，由周作人接待，安排爱罗先珂“暂住东屋”（据《周作人日记》）。 按：爱罗先珂（1889—1952），名华西利，俄国人，四岁因病失明。鲁迅在《〈狭的笼〉译后记》中说爱罗先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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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3日，作《看了魏建功君〈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 按：魏文在题目上用一“盲”字，在文章中，于“看”等字上加引号，都是对失明的爱罗先珂的嘲弄和人身攻击。针对这种对盲人的侮辱，鲁迅愤激地说：“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 19日，往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听爱罗先珂讲演《过去的幽灵》。 按：这次讲演，由该校国文系国文学会主办。26日，鲁迅把爱氏演说稿寄孙伏园。 20日晚，爱罗先珂等招饮，参加宴会的还有今村、井上、清水、丸山和冯省三。 29日，“得寿镜吾先生信”。2月9日，“寄寿镜吾先生信”。这是鲁迅和三味书屋老师寿镜吾的最后一次通信。 2月 17日，周作人邀郁达夫等来吃饭，鲁迅作陪。这是鲁迅和郁达夫第一次相见。郁达夫后来对友人说：“二周兄弟都会着了……鲁迅为人很好，有什么说什么……看来我们从前的误会，真正是多余，可惜沫若同仿吾不能到北京来玩玩。” 3月 25日，“黎明往孔庙执事，归涂坠车落二齿”。这是因为天冷，双手插在衣袋里，车夫跌倒时把鲁迅从车上摔出，碰落了两个门牙。后来，反动派在这件事上兴风作浪，说鲁迅参加1925年10月26日的游行示威，在警民冲突中，“齿受伤，脱门牙二”；“游行群众方面，北大教授周树人（即鲁迅）门牙确落二个云云。”（据〈1〉，第246、249页） 本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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