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云南思想界是比较活跃的，特别是不少学术机关、团体、人士从京、沪等地迁至昆明，给学术领域带来了勃勃生机。但是，这一时期文学界的论争并不多。 一、关于话剧演出用国语或土话的争论 具有直观性的话剧，是宣传抗战、发动文化水准较低的民众投入抗日斗争的很适宜的艺术形式。抗战开始以后，话剧工作者从舞台走向街头，从城市走向乡村。于是，话剧如何接近群众，如何贯彻大众化精神，成了大家关心的问题。而演出是用国语还是用方言，又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从1937年9月开始，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采用云南方言演出《仁丹胡子》《难民曲》《死亡线上》。张子斋的《把话剧搬到街头去》一文对此给予肯定，说希望以后坚持用方言演出而不动摇，不要使街头剧“葬送在‘京话拜物狂’者的手里”。基本上赞同张子斋的观点者，先后有王道、蔡司镜、季生、老农等。不赞同上述观点者则有云苍、正之、杨其庄等人。云苍在《话剧用语问题》中说：由于方言种类繁多，要求多数观众能接受，“不能不使用一种比较普遍的语言”，即“以国语为标准，而国语中云南人不习用或不易懂的字音，无防把它改成方音”。正之等还举例说，《死亡线上》用土语演出，“引起观众的高兴而大笑……把一个悲剧的情调”破坏了。对这点，老农提出异议，说《死亡线上》的演出，群众有时大笑，这并不因为用土语，而是因为“舞台空气的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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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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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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