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初期，云南的刊物上很少有小说。因为这种文体要求对生活素材有较长时间的消化过程，而当时，作家或心情处于极为亢奋的状态，或四处奔走，很难静下心来。 1937年11月创刊的《文艺季刊》是比较注重小说的，但它所刊登的，如《劫》《耳朵》等，主要是承接20世纪30年代初期乡土文学的传统，并没有直接反映抗战爆发后新的现实。该刊第二期的《慧星》，虽然说明是“用抗战为背影”，写几个女性毅然到“前线上为国效劳”，但它是根据《夜雾》修改而成的，写作时间是在卢沟桥事变以前。 较早反映抗战现实的小说，1937年8月有周辂的《铁蹄下》；1938年有陈铨的《蓝蚨蝶》、白平阶的《跨过横断山脉》、马子华的《福地》和欧阳震铎的《赵教官》。 1938年5月7日，报上登出“文艺季刊社第三期墙头小说特辑征稿”的广告。以后，又发表《墙头小说理论》等文。关于墙头小说，早在1932年，陆万美就在北平《世界日报》上撰文提倡，强调小说的短小精悍，更贴近群众的生活和欣赏习惯。这和提倡通讯、随笔、杂感等的用意相似。但是，在抗战初期，发表的墙头小说并不多，影响也不大。 小说创作，到1939年才逐渐多了起来。这一年，比较受人注意的小说有：白平阶的《金坛子》《神女》；马子华的《布鞋》《飞鹰旗》和周辂的《石碑山的火》等。但是，由于人们生活越来越艰难，加上国民党政府一系列的反动措施，特别是“皖南事变”的发生，使文学界面临一场浩劫，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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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田（1906—1968），山东人，原名王锡爵，后过继于舅父家，改姓名为李广田。他使用的笔名有曦晨、洗岑、黎地、望之等。1941年，他从四川叙永到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任教直至1946年联大复员。1952年，他从北京到昆明，先后任云南大学副校长、校长。两次留昆，共达21年之久。 李广田一生均在教育岗位上，只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活动。他是我国现代散文家中的佼佼者。但在抗战时期，在云南，他的主要成就则在小说，有短篇小说集《欢喜团》《金坛子》和长篇小说《引力》。 《欢喜团》，1943年由桂林工作社出版，内含《追随者》《废墟中》《两老人》《欢喜团》《子午桥》《朝》。《两老人》和《子午桥》均从侧面写到抗战：两老人的儿子去打仗，刘家二少爷也偷偷地跑上前线，“我”则“要加入一个部队”；《子午桥》中的李炳然从小个性刚强，反复说“要制服老子是比登天还难的”，在故乡沦陷后，他在反抗斗争中“死得很好”，无愧为中华好男儿。 《废墟中》和《欢喜团》写昆明的战时生活。前者着重塑造王木匠的性格特征：敌机把六家人所住的院坝炸为废墟，疏散到外地的人陆陆续续回来后，发现院坝已被木匠收拾得“到处干干净净，齐齐整整”，连旁边的“小菜园已是充满了葱葱茏茏的绿意”。王木匠有他的缺点，但他不乏善良和不屈服的一面。《欢喜团》更多的是表现抗战中下层人士的生活。它在开头即以王科长的天伦之乐来衬托我（周先生）家的不幸：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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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白平阶、宣伯超二人，是云南现代文学界异军突起的乡土文学作者。 白平阶（1915—1995），云南腾冲人，回族，经名为素勒伊摩乃。他从1935年开始文学创作。在卢沟桥事变前后，任《云南日报》记者；1942年，曾短期负责《昆明周报》文艺版的编辑工作。他的作品有话剧《主仆之间》（独幕喜剧），小说《古树繁花》《路工》《蛮荒》和散文《栗子》《苦茶》《腾冲骊驹行》等。除此以外，还有作品集《驿运》，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2年1月初版，属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七集第二册，收入《驿运》《跨过横断山脉》《金坛子》《风箱》和《神女》五篇作品。 《古树繁花》描写在战争的动乱里，一个大家庭中的晚辈对外婆和外婆对她的哥哥的紧密感情联系。作者说，这篇小说，是“想接触一个中国固有文化的伦理问题，想表现我们民族特有的‘孝’，在民族的构成上，尤其当战争之后，它发生一些什么作用！”因此，古树繁花就是指传统的伦理道德“孝”所结出的硕果；或者说是用古树来象征由民族优秀意识维系的大家庭，而繁花则指家庭人丁兴旺。这和《苦茶》的主题有相似、相通之处。《苦茶》的内容是：友人爬山时曾在茶棚饮茶，因发现口袋空空无法付钱，说由后来的伙伴付。卖茶的老奶奶很自然地说：“不相干。钱不便可以！”还殷勤地告诉他如何绕过被洪水冲断的路。后面的伙伴到来也饮茶，但付钱时老奶奶并不说及前事，同样殷勤地告知如何绕道行走。于是，友人反复叮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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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的作者，是组成云南小说园地的一支重要队伍。除李广田、沈从文、冯至、陈铨等著名作家外，还有林抡元（林元）、汪曾祺、方龄贵（辛代）、王铁臣（田堃）、刘北汜、卢福庠（卢静）、刘兆吉、蔡汉荣（马尔俄）、李金锡等一批新人，可谓群星闪烁。 李广田的小说，已在第二节中论及，这里不再复述。沈从文出版的《主妇集》《长河》，写于抗战以前或来云南之前（《长河》到昆明以后曾重写），这里略而不论。他的小说，和云南关系比较密切的是《王嫂》《乡城》《动静》，前两篇比较受人重视。 《乡城》着重批评抗战宣传工作中的一些缺点：一个由青年组成的服务团下乡宣传抗日，但张贴的红绿标语却用“美术字，歪歪斜斜，不大认识”；而代出征军人家属写的信，满纸学生腔，如“我忠勇的健儿，时代轮子转动了，帝国主义末日已到，历史的决定因素不可逃避”，连县长也不大看得懂。此外，又没有“收信人军队番号，也不知驻防地点”。作者深为慨叹，在文后的“附记”中说：“‘下乡宣传’，这件事自然很好。可是宣传并不只是靠‘热情’，还需要知识……想教育乡下人，得先跟乡下人学学……” 《王嫂》的主人翁是一个善良的女仆，她信服“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格言。小说写她乐天知命的性格，颇为生动。但是，主人翁心中也自有悲痛：女儿因生孩子而死去，儿子在敌机轰炸时险遭不幸。尽管她白天“只是微笑”，“到晚上，却悄悄的买了些香纸，拿到北门外去烧化。她想起死去的女儿……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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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子华（1912—1996），云南洱源县人，白族。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1937年6月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在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上海前夕，他离沪赴香港。1938年初经河内回到昆明，即被捕，经家人营救后获释。龙云批示云：“命其父领回，严加管束，并发交政训处服务三年，以资察看。”从此，他被派往滇黔绥靖公署政治训练处第二科（宣传科）工作，历任编辑股股长、副科长、科长之职。后来又调昆明行营政治部政治大队任科长、大队长一年多。1944年末，被派往民政厅，先后任33区（含澜沧、沧源、双江、车里、佛海、南峤）和4l区（含邓川、剑川、洱源）的政务督导员，深入这些地区达八个月之久。 1939年，马子华在重庆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举办的新闻研究班，受训三个月。研究班结束后，他在渝修改《大后方》原名《小城春秋》，1941年春脱稿。重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批示：“因暴露抗战期间后方情形，暂缓发表。”《复兴日报》原拟从1948年元旦起在副刊上连载，未果。。这部中篇小说描写一个县的情景，以暴露落后、黑暗面为主。抗战的中后期，他还在昆华一中、求实中学、云瑞中学、昆华师范、昆华女中等校兼任教职。 从1939年1月起，马子华一直连任“文协”昆明分会理事。他编辑过《抗战周刊》《抗战通讯》和《民国日报》副刊《驼铃》（第1至105期）。新中国成立后，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9年4月，他被聘为云南省文联名誉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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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辂（1914—1995），原名周来庆，号乘之，云南峨山人。笔名有石天青、岑知、静君、通风楼主人等。他从1935年开始写作。1937年末至1939年，曾编辑《文艺季刊》。1939年9月至1940年初，编辑云南《民国日报》副刊《驼铃》。从1940年2月起，他以记者的身份，参加战时工作视导团第二队，前往砚山、丘北、广南、富宁等地。从3月5日至4月28日，在《民国日报》上发表有关视导情况的长篇通讯《滇桂边区行》。抗战胜利后，周辂任《龙门周刊》主编，还编辑了《中兴报》副刊《彩云》《香草》《副刊》。在这个阶段，他写了大量的章回小说并出版了《失去的心》《金顶山》《清代文网史略》上册和《千针万线草》等。 周辂在抗战以前就写了小说《田野的儿女们》《春风》《生》等。1938年初，他拟把抗战前后所写小说结集出版，但未能如愿。卢沟桥事变后，他写的反映抗日战争或与抗战有明显关系的小说有《铁蹄下》《慧星》（根据他在《民国日报》上发表的《夜雾》修改而成）、《冬夜》《神女》，均写得流畅可读；但是，更有特色的则是他的乡土小说《耳朵》《贩烟土的一群》《石碑山的火》和《黑山中》《黑山中》，原在1936年10月的《民国日报》上连载；1944年3月，重刊于《建国导报》第6期。 《耳朵》中的店主无左耳，在询问下，他讲了30年前的故事：那时，他因病住于乌克拉木寨，一时好不了，马帮把他留了下来。他为了拯救受难的夷人而被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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