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谈刘文典被蒋介石拘押的问题《关于鲁迅》在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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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刘文典，都是章太炎的学生。刘字叔雅，安徽合肥人，生于1890年关于刘的出生年月，据他所填的简历，为1889年12月，但据刘的亲属说，他属虎，生于旧历十一月十九日，即新历1890年12月30日。这与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及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的说法均不同。，1958年卒于云南大学。他们在日本时没有见过面，是在北京大学教书时才认识的。刘说自己和鲁迅“是少年同门，中年同事，比泛泛的朋友稍要亲密些”。鲁迅在著述中曾五次提到刘文典：见于《鲁迅日记》（后简称《日记》）中三次（两次见面，一次购买刘所著《淮南鸿烈集解》），见于《鲁迅致许广平书简》一次，见于《二心集•知难行难》一次。《知难行难》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几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1949年7月11日，刘在演讲中说这是鲁迅对自己的“嘉奖”。新版《鲁迅全集》在注释中说：“刘文典……曾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等职。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他因安徽大学学潮被蒋介石召见时，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被蒋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拘押，同年十二月获释。”其实，这与事实有点出入。1956年，云南大学中文系在编辑《鲁迅逝世廿周年纪念特刊》时曾向刘文典约稿，并把鲁迅著述中提及刘的地方摘录下来，供他参考。刘曾对学生说：被拘押根本不是因为称先生、不叫主席的问题，而是因为他在谈话时对蒋介石有所顶撞。刘是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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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11日晚，刘文典教授应云南大学文史系之约，在学校泽清堂做了两小时的讲演，讲题为《关于鲁迅》。这在听众中，在当地文化界引起相当大的反响。在20天不到的时间里，据所见，昆明的报纸就发表了20多篇文章进行讨论、批评所发表的文章为：《刘文典谈鲁迅》《听刘文典讲〈关于鲁迅〉》《论废话一堆》《矛与盾》《鲁迅•“国宝”•坤伶》《与无论什么人》《献给刘文典先生》《斥刘文典的〈关于鲁迅〉》《鲁迅底〈药〉及〈中国小说史略〉》《呜呼，“国宝”！》《关于刘文典教授的〈关于鲁迅〉》《铜像显圣》《杂想一篇》《警惕刘文典嘴里的毒液》《刘文典为什么要讲〈关于鲁迅〉》《话说刘教授》《谈鲁迅的思想生活与创作》《庄子教授升天坠地记》《论吃死人的人》《如此“学者”》《给国宝给苍蝇们！》《关于也谈〈关于鲁迅〉》《鲁迅与刘叔雅》《世象杂收》《谈空前与绝后》《人咬狗》《杂谈百家争鸣》《与刘叔雅先生论鲁迅》《也谈〈关于鲁迅〉》。《恶战捧踢者》《总击顽固份子的文化传声筒》《三字经——关于刘文典教授讲〈关于鲁迅〉》《揭穿学术扒手苍蝇教授之类的真面目》《敬质观察报副刊编者》。刘文典教授的讲演记录并没有在报刊上发表。根据报上的介绍和有关文章的引述，他之所以被批评甚至被批判，是由于下列的原因。一、刘认为鲁迅的小说“有不少的疵点”（7月12日《大观晚报》），具体地说就是：甲、“我们中国的革命小说革命到《金瓶梅》，可以说革命到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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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鲁迅早期思想的时候，往往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鲁迅何时开始接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这个问题和他何时购买并阅读《天演论》有直接关系。《天演论》即英国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一书前面两篇文章的译述，译述者为严复。《天演论》的版本，最早是陕西味经售书处的刻本，时间约为1894年或1895年，后经修改，于1898年正式出版。鲁迅在《朝花夕拾•琐记》中，说到他购读《天演论》的情况：转学到矿务铁路学堂以后——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鲁迅何时购读《天演论》？对此不少同志都是以《琐记》为根据做出回答的。如果是一般的论述，可以笼笼统统地说：鲁迅是在南京的时候，购买并阅读了《天演论》的。可是，如果要把这史实系年，像编鲁迅年谱的时候，分歧就出来了。我所看到的11种有关鲁迅的论著和研究资料，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认为鲁迅是1898年购读《天演论》的，两种；认为是1899年的，七种；认为是1900年的，一种；主张是在1901年购读的，一种。做出上述判断的同志，多半是根据《琐记》。为什么同是根据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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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人民出版社于今年六月间出版的云南省初中试用课本《语文》第一册上，收有鲁迅致山本初枝夫人的两封信。第二封信，《语文》第一册根据197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书信选》，说是写于1934年7月11日。在这以前，1952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鲁迅书简补遗》一书，也说这封信是鲁迅在1934年写的。这些书所标的写信年份似乎不对。譬如这封信说“《明日》第四号亦已收到”，可是，早在1933年9月29日，鲁迅就收到山本初枝所寄赠的《明日》第五号了（见《鲁迅日记》，第944页）。如果这封信确写于1934年，那么就会使人发生怀疑：为什么《明日》第五号在第四号之前十个月就已收到呢？从第二封信所谈的一些内容来看，也并不发生在1934年。如“他们现在制造了谣言，说我已经逃到青岛去了”，这就是指反动刊物《社会新闻》第四卷第一期（1933年7月3日出版）上的恶毒污蔑。它们说“上海暗杀之风甚盛”，文人“胆子最小而脚步最快”，进而造谣攻击鲁迅“以避暑为名离开了上海”，“赴青岛”去了。在《伪自由书•后记》里，鲁迅就把这谣言录下来示众。又如信中说“现在正收到增田君写来的信，和他自己画的庭院，书斋和孩子的画”，这就是指1933年7月11日收到的增田涉四日写、六日发的信。鲁迅在当天的回信中就说到增田所画的庭院和关于他的孩子“木实君的画像”（参看《鲁迅致增田涉书信选》，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第131页）。如果鲁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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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之的《中国和中国人的镜子》收文三篇，即综合性的《中国和中国人的镜子》，介绍和研究鲁迅小说《离婚》《伤逝》的《辛亥的女儿》和《一出悲壮剧》；另外，附录了《离婚》和《伤逝》。 我入藏的该书为土纸本，于1942年4月由桂林民范出版社发行，三户图书社总经售，开本为12.8×18.4厘米；印数五千册。1946年11月，上海新新出版社有重印本。 何干之（1906—1969），广东台山人，原名谭郁君，笔名有须旅杜鲁人、何汉生等；1929—1931年在日本留学，抗战爆发后赴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著述有《中国现代革命史》和《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1937）、《鲁迅思想研究》（1946）等等。 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里，何干之即说“鲁迅的小说，每篇都有社会的意义，每篇都写得很精彩”。他“建立了新文学的基础”；他的杂文，乃“是中国有小品文字以来最丰富的收获”。他还说，鲁迅的著作，“以尖刻、古朴、讽刺的笔调，真实地、形象地、具体地控告吃人的礼教……” 《中国和中国人的镜子》就是把上述概括的论点加以深化，阐述鲁迅的杂文和小说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阐述鲁迅在反对封建、争取民主斗争中的历史地位。 鲁迅曾说，萧伯纳是“一面镜”（《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何干之引申出“把鲁迅当做一面中国的镜子，是恰当不过的”，因为他反映出“中国的大众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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