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纪念 News
鲁迅史实研究
关于章太炎为鲁迅所书的条幅  1915年6月17日,鲁迅在日记中记道:“许季市来,并持来章师书一幅,自所写与。”首先介绍了这条幅详细内容的是黄裳。他在《锦帆集外?关于鲁迅先生的遗书》中说:这“是一张中堂,厚纸,章太炎先生所书:‘变化齐一,不主故常。杜谷满谷,杜阬满阬。涂却守神,以物为量。’上属‘书赠豫材’,下题‘章炳麟’”(第206页)。1956年,在《文艺报》第19期上曾刊载影印原件。和影印的原件相较,《锦帆集外》所录基本上准确。按:章太炎所写,选自《庄子?天运》,该文中有这样的句子:“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阬满阬;涂郤守神,以物为量;其声挥绰,其名高明。”章选录了当中的六句。当时,他被袁世凯软禁,心情愁闷悲愤。在五月二十六日的信中,他说到“今日谗匿横行,宵人成市”,有些事“不必与争,争之亦无益耳”(据影印本《章太炎先生家书》,第74页)。从这种心情、认识出发,他可能是以《庄子?天运》之意以自励,表示要顺自然之法则,以达到“处困而享”(《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的境界。《锦帆集外》之所录,“在”误为“杜”,“郤”(xì)误为“却”(què)。这可能是因为形近而至讹(章所写的字体是楷书而近隶,“在”字看来有点似“杜”字),也可能是由于检字者的误植。  又,近出的《许广平忆鲁迅》,把《关于鲁迅先生的遗书》一文收入“附编”,有些论著,也...
发布时间: 2019 - 05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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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章太炎为鲁迅所书的条幅  1915年6月17日,鲁迅在日记中记道:“许季市来,并持来章师书一幅,自所写与。”首先介绍了这条幅详细内容的是黄裳。他在《锦帆集外?关于鲁迅先生的遗书》中说:这“是一张中堂,厚纸,章太炎先生所书:‘变化齐一,不主故常。杜谷满谷,杜阬满阬。涂却守神,以物为量。’上属‘书赠豫材’,下题‘章炳麟’”(第206页)。1956年,在《文艺报》第19期上曾刊载影印原件。和影印的原件相较,《锦帆集外》所录基本上准确。按:章太炎所写,选自《庄子?天运》,该文中有这样的句子:“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阬满阬;涂郤守神,以物为量;其声挥绰,其名高明。”章选录了当中的六句。当时,他被袁世凯软禁,心情愁闷悲愤。在五月二十六日的信中,他说到“今日谗匿横行,宵人成市”,有些事“不必与争,争之亦无益耳”(据影印本《章太炎先生家书》,第74页)。从这种心情、认识出发,他可能是以《庄子?天运》之意以自励,表示要顺自然之法则,以达到“处困而享”(《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的境界。《锦帆集外》之所录,“在”误为“杜”,“郤”(xì)误为“却”(què)。这可能是因为形近而至讹(章所写的字体是楷书而近隶,“在”字看来有点似“杜”字),也可能是由于检字者的误植。  又,近出的《许广平忆鲁迅》,把《关于鲁迅先生的遗书》一文收入“附编”,有些论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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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1月25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下午往中大学生会欢迎会,演说约二十分钟”。这次演说,有林霖的记录稿,发表于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上。鲁迅认为在广州演讲的记录,“记得太失真,我自己并未改正”(《鲁迅书信集》,第687页),有些地方甚至“意思和我说的正是相反”(《集外集?序言》),所以没有把这篇记录稿收进自己的集子里。  关于这次欢迎会,与会者的回忆不完全相同。1936年12月,清水在《西北风》半月刊第十三期上发表《我怀念到鲁迅先生》一文,说当天的主席是李秀然,李致欢迎词以后,鲁迅接着演说(参见《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第230、233页)。  1971年,徐彬如的回忆和清水的有所不同,他说当天的主席是朱家骅,朱讲话在前,鲁迅讲话在后(见197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在广州》,第204页)。  人们的回忆有分歧并不奇怪,有些地方不很确切也容易理解。这因为清水写回忆时,距开欢迎会已有九年多,而徐彬如谈当时的情况更是在四十五年之后。我觉得,参与其事者的回忆虽然很可贵,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根据当时的文献和记录材料,要根据鲁迅本人的叙述和回忆。虽然林霖的记录稿不很确切,不能作为论述问题的主要根据,但是,关于这个欢迎会的情况,鲁迅是有论述的。当年的九月三日,他在《而已集?通信》中说:  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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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经济情况,除童年和学生时代以外,从其发展变化来看,大致可以分作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自留学回国以后到辛亥革命之前,即从1909年到1911年。这时,鲁迅在杭州、绍兴两地任教,薪水的支出分三个方面:一、本人的生活费和书报费;二、家庭的生活费;三、周作人在日本留学的费用。当时,周作人已和羽太信子结婚,留学的官费已不够开支,鲁迅每月要给他汇去60元(据王鹤照口述的《回忆在鲁迅先生家中三十年》,见山东师院聊城分院编的《鲁迅在绍兴》,第185页)。鲁迅在杭州两级师范时,薪水还较为丰厚(第二年第一期《教育杂志》上的《杭州某君论师范风潮书》说:“师校教员薪水,为通省冠。”),一说为每月100元,一说为每月200元(见《乡友忆鲁迅》,第63、67页);回到绍兴府中学堂时,则“所入甚微,不足自养”,只能靠卖地来维持日子。在1910年,家里卖了一次田。到1911年3月,卖田的钱已经用完。1911年则“售尽土地”,鲁迅说:“一思将来,足以寒心。”因此,他只好力促周作人回国,不同意为了“略习法文”而继续留学,“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在这个时期,鲁迅的经济情况相当拮据。  第二个时期从往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起至1919年全家搬往北京时止。在南京,每月只有津贴30元。到北京以后,开头几个月也只是每月领津贴60元。1912年有半年左右,经济情况是相当紧张的。至8、9月份,鲁迅开始领半俸125元,10...
发布时间: 2019 - 05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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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新书局,1925年3月成立于北京。第二年十月,它在上海设立分店;1927年春,总店亦迁沪。该书局的经理为李小峰(1897—1971)。他于1923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曾听过鲁迅的课,并参加文学团体“新潮社”和“语丝社”,和鲁迅有相当深的关系。荆有麟曾谈到:“在金钱方面,使先生牺牲最多的,是北新书局的创设。”(《鲁迅回忆》,1947年4月复兴第1版,第57页)。鲁迅在1933年1月2日的《致李小峰》信中也说:“我与北新,并非‘势利之交’,现在虽然版税关系较大,但在当初,我非因北新门面大而送稿去,北新也不是因我的书销场好而来要稿的。”我们从北新书局所登的“鲁迅先生遗作特价纪念四十天”的广告里可以看出,鲁迅所著、所译、所编的书籍,由北新书局出版或经销的就有39种之多,计创作7种、杂感11种、翻译9种、论著9种和艺术3种。此外,还有关于鲁迅的著述2种,即李长之著的《鲁迅批判》和李何林编的《鲁迅论》(见1936年10月24日《时事新报》)。许广平甚至说,鲁迅对北新书局“有些偏爱,或甚至溺爱的”见马蹄疾辑录《许广平忆鲁迅》,第288页。,为的是希望它“是一个为文化服务令人敬佩的书店”,例如“在厦门、广州时,曾有另一书店托人和先生磋商,许以优待条件,要先生把在某某书店(指北新书局——引用者)发行的全部著作移出,交给那家书店出版,先生也未为所动”(《欣慰的纪念?鲁迅和青年们》)。但是,后来北...
发布时间: 2019 - 05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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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晚年,面临着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1935年12月1日,上海《社会日报》发表文章,说鲁迅即将投降南京,引进人是胡风。1936年1月,鲁迅在致沈雁冰和胡风的信里说:“近得转寄来之南京中央狱一邮片,甚怪,似有人谓我已转变,并劝此人(署名寿昌)转变……”;“据南京盛传,我已经转变了。”《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291、296页。另外,在“左联”解散的问题上,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鲁迅被人“说是破坏联合战线”,甚至被影射为托派、汉奸,矛盾也相当尖锐。研究鲁迅晚年思想和战斗业绩的人们,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解散”和“论争”之上,而对那盛传的“转变”论等,则相对地有所忽略。这两个方面,自然有巨大的区别:前者是革命阵营内部的认识分歧和论争,后者则是反革命的阴谋伎俩,是尖锐的阶级斗争问题。但是,这两个方面有联系、交叉,并不能一刀两断简单地分开来。这因为在新的形势下,在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发生大转变的时候,在党内、在左翼作家内部发生分歧、论争不可避免,而敌人,也必然会利用这些分歧、论争,采用种种办法以求达到他们的目的;加上他们的爪牙有的以进步知识分子的面貌出现,而左翼阵营的有些文化人又被敌人以威迫利诱的办法拉了过去,这就形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  首先,革命阵营内部这场尖锐的论争,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引起了南京政府以及其他敌对力量的极大注意。托陈派的王凡西在《...
发布时间: 2019 - 05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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