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第一个表述出下面的正确思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妇女解放的程度,都可以作为一般社会解放的尺度。可见,关心社会解放的人,应该注意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妇女的问题。 革命民主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的鲁迅,对妇女问题十分重视。除了杂文以外,鲁迅在《祝福》《明天》《伤逝》《离婚》等小说中,描绘了一系列的鲜明的妇女形象。他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妇女的思想、感情、命运的表现来解剖旧中国的社会。 中国的妇女,在当时,受着以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为代表的全部封建宗法社会的思想和制度的束缚,她们是奴隶的奴隶。她们受的是最深重的精神的残害,过的是最痛苦的生活。 她们的痛苦远远地超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妇女。譬如娜拉,她只要有钱,就能解决出走以后的问题,可是,对当时中国农村的妇女来说,钱并不能帮助她们摆脱痛苦的命运。我们试看《祝福》中的祥林嫂,她辛辛苦苦地积蓄了十二元鹰洋;这总算“有钱”了吧,可是,又抵什么用呢!除了在土地庙捐上一条门槛以外,连祭祀时拿酒杯、筷子的权利也没有买到。 鲁迅在《祝福》里面刻画了这个勤劳、善良的农妇的不幸遭遇和结果。这作品的气氛是那样的冷冽,仿佛令人掉到冰窟里去似的;但它又是那样的热烈,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明显地感到作者的痛苦和愤激的心情,听到他那革命人道主义的良心的跳动。 《狂人日记》揭发了人吃人的历史真相。《祝福》对人吃人的血腥事实做了十分真实、细致的描写。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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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出生在一个逐渐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里,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和所受的封建教育,开头对农民的认识是有偏颇的。他说:“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是,他的外祖母家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9页。,在思想感情上逐渐和农民有了比较巩固的联系。 这种联系,对鲁迅后来的思想发展和文学创作都有很大影响。表现在思想上,在前期,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身上就具备“清醒的现实主义,——也可以说是老实的农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见瞿秋白《乱弹及其他》,山东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388页。;表现在创作上,就使他重视对贫苦农民形象的刻画,努力去表现他们喜怒哀乐,反映他们的苦闷、追求和斗争。 在过去,作家注意的中心,往往是帝王将相、官吏老爷、才子佳人、小市民以及知识分子。清末的谴责小说,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间的鸳鸯蝴蝶派,五四时期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家,描写的对象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鲁迅在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意识地把眼光注视着农民,为连姓名都不被人们知道的小人物写传,意义十分重大,更何况他对贫苦农民的态度,不是从上而下的人道主义的同情,而是从生活的底层反映了农民的命运。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过:“中国的革命实际上是农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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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知识分子这一阶层很熟悉,在《呐喊》和《彷徨》里面,正面地集中地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就有一半以上。在晚年,他还准备写一部反映我国四代知识分子活动的长篇小说。可见,鲁迅不但是十分熟悉而且是十分关心知识分子这一阶层的。 《呐喊》《彷徨》刻画了众多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它们可以分为下面这几类。 第一类是封建知识分子:《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等。前两人是封建科举制度的牺牲者和陪葬物,后两人是一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善者。 科举制度,在广大封建知识分子面前闪耀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希望”。它诱导知识分子皓首穷经,是捆绑知识分子的名缰利锁。孔乙己爬不上去,“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自己也变成了废物,无以为生。陈士成参加了十六次县考,经受了十六次希望幻灭的袭击,终于疯狂了起来,落水淹死。鲁迅通过这些人物形象,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溃烂,也表现了封建社会人与人的冷漠关系。在《孔乙己》中,自然有人道主义的某些同情,但更多的是对旧社会制度的坚决否定。如果认为作者对孔乙己是采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这恐怕跟鲁迅的本意不相符合。 四铭和高尔础,既有封建性,又有流氓性,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在这二人中,高尔础的流氓性表现得更露骨。生活中自然可能有像高尔础这一类的人,例如有些统治者很反动,但为了投机却送儿子到苏联留学——可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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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彷徨》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均有崭新的特点。茅盾曾指出,像《狂人日记》,“它的题目,体裁,风格,乃至里面的思想,都是极新奇可怪的”;又说:“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欣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49页。这是说得很对的。从《狂人日记》开始的鲁迅小说,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崇高的地位。它们为中国现代小说奠定了基石,并为其发展开拓了道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从“开掘要深”说起 鲁迅在《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中说,作家创作,“选材要严,开掘要深”。这是对青年作家的希望,也是对自己的创作实践的总结。他的小说,在“选材”和“开掘”这两方面,为人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下面,我们围绕着“开掘要深”谈一谈。 “开掘要深”,这是说要看准故事里的意思,即故事对于时代、人生有什么助力和贡献;也就是说,要从题材中发掘出深刻的主题。题材,好似从山上采下来的大理石毛坯。富有经验的工匠,经过捉摸以后,就能看准它所蕴含的纹理,加以琢磨,让它显现出最精巧的图景,成为杰出的工艺品。主题不是附加上去的,应是题材客观上包含的意义,就如同图像是大理石毛坯本身所固有的一样。但是,工匠必须掌握好琢磨的火候,火候不足,图像出不来;火候过了头,图像就会受损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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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新编》除《序言》外,共收创作八篇。第一篇《补天》(原名《不周山》)写于1922年11月,在北京;《铸剑》和《奔月》写于1926年,在厦门和广州;《非攻》《理水》《采薇》《出关》和《起死》则写于1934年、1935年,在上海。从《补天》创作之日算起,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 对这些新编的故事,人们一直都相当重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一段时间,人们在研究《故事新编》时讨论了下面的问题:第一,它是历史小说还是寓言式的作品?即它主要是反映历史的过去还是反映历史的现在?第二,对《故事新编》当中的“油滑之处”应如何理解和评价? 关于第一个问题,有同志认为,《故事新编》根本就不是历史小说,而是“寓言式的短篇小说”,是“以‘故事’形式写出来的杂文”,“是小品”,是“卓越的讽刺文学”。另一些同志认为,《故事新编》是历史小说,它所描写的人物、故事、情节甚至细节,大都有历史记载做根据;它虽然也采取现代材料来补充古代的神话和传说,但目的不在于“影射”现状。 第二个问题,有文章认为:《故事新编》的“油滑之处”“是这部作品的客观上确实存在的缺点”,有些地方“是毫无必要的”。这种观点曾引起广泛的讨论。 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当时是各持己见,观点没有能够统一起来。现在,我想谈一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一、《故事新编》是不是历史小说 这并不是一个纯理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理解,就会对《故事新编》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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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致王冶秋》中曾说:“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这里主要是指杂感,但“我的文章”自然包括小说和散文诗等,而《野草》的“不大好懂”是更为突出的。这有政治方面、思想方面或个人生活方面等的原因,而当中的细节“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些措辞就很含糊了”(《4》,第356页——《4》即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4卷。以下所引均按此办法标示)。因此,我们要在反复阅读散文诗的同时,还应针对使人不好懂的这些原因,注意被人忽略的方面,才可能理解作者“难于直说”的内容。*** 写《野草》时,反动力量像“漆黑的染缸”(《11》,第26页),而反叛者则只是散兵游勇,布不成阵,使鲁迅产生孤军奋战之感。于是,他把目光转向青年,努力“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11》,第33页)。他所支持的《语丝》,于1924年11月出版,所编辑的《莽原》于1925年4月创刊。鲁迅说:“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11》,第63页)他在《淡淡的血痕中》歌颂“叛逆的猛士”,在《一觉》中赞美那苦恼、呻吟、愤怒、粗暴起来了的青年,这和编辑《莽原》等刊物的目的一样,为的是培养更多的批评者,从而“争天拒俗”,达到“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摩罗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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