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第一个表述出下面的正确思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妇女解放的程度，都可以作为一般社会解放的尺度。可见，关心社会解放的人，应该注意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妇女的问题。 革命民主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的鲁迅，对妇女问题十分重视。除了杂文以外，鲁迅在《祝福》《明天》《伤逝》《离婚》等小说中，描绘了一系列的鲜明的妇女形象。他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妇女的思想、感情、命运的表现来解剖旧中国的社会。 中国的妇女，在当时，受着以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为代表的全部封建宗法社会的思想和制度的束缚，她们是奴隶的奴隶。她们受的是最深重的精神的残害，过的是最痛苦的生活。 她们的痛苦远远地超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妇女。譬如娜拉，她只要有钱，就能解决出走以后的问题，可是，对当时中国农村的妇女来说，钱并不能帮助她们摆脱痛苦的命运。我们试看《祝福》中的祥林嫂，她辛辛苦苦地积蓄了十二元鹰洋；这总算“有钱”了吧，可是，又抵什么用呢！除了在土地庙捐上一条门槛以外，连祭祀时拿酒杯、筷子的权利也没有买到。 鲁迅在《祝福》里面刻画了这个勤劳、善良的农妇的不幸遭遇和结果。这作品的气氛是那样的冷冽，仿佛令人掉到冰窟里去似的；但它又是那样的热烈，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明显地感到作者的痛苦和愤激的心情，听到他那革命人道主义的良心的跳动。 《狂人日记》揭发了人吃人的历史真相。《祝福》对人吃人的血腥事实做了十分真实、细致的描写。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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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出生在一个逐渐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里，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和所受的封建教育，开头对农民的认识是有偏颇的。他说：“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是，他的外祖母家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9页。，在思想感情上逐渐和农民有了比较巩固的联系。 这种联系，对鲁迅后来的思想发展和文学创作都有很大影响。表现在思想上，在前期，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身上就具备“清醒的现实主义，——也可以说是老实的农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见瞿秋白《乱弹及其他》，山东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388页。；表现在创作上，就使他重视对贫苦农民形象的刻画，努力去表现他们喜怒哀乐，反映他们的苦闷、追求和斗争。 在过去，作家注意的中心，往往是帝王将相、官吏老爷、才子佳人、小市民以及知识分子。清末的谴责小说，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间的鸳鸯蝴蝶派，五四时期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家，描写的对象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鲁迅在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意识地把眼光注视着农民，为连姓名都不被人们知道的小人物写传，意义十分重大，更何况他对贫苦农民的态度，不是从上而下的人道主义的同情，而是从生活的底层反映了农民的命运。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过：“中国的革命实际上是农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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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知识分子这一阶层很熟悉，在《呐喊》和《彷徨》里面，正面地集中地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就有一半以上。在晚年，他还准备写一部反映我国四代知识分子活动的长篇小说。可见，鲁迅不但是十分熟悉而且是十分关心知识分子这一阶层的。 《呐喊》《彷徨》刻画了众多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它们可以分为下面这几类。 第一类是封建知识分子：《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等。前两人是封建科举制度的牺牲者和陪葬物，后两人是一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善者。 科举制度，在广大封建知识分子面前闪耀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希望”。它诱导知识分子皓首穷经，是捆绑知识分子的名缰利锁。孔乙己爬不上去，“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自己也变成了废物，无以为生。陈士成参加了十六次县考，经受了十六次希望幻灭的袭击，终于疯狂了起来，落水淹死。鲁迅通过这些人物形象，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溃烂，也表现了封建社会人与人的冷漠关系。在《孔乙己》中，自然有人道主义的某些同情，但更多的是对旧社会制度的坚决否定。如果认为作者对孔乙己是采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这恐怕跟鲁迅的本意不相符合。 四铭和高尔础，既有封建性，又有流氓性，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在这二人中，高尔础的流氓性表现得更露骨。生活中自然可能有像高尔础这一类的人，例如有些统治者很反动，但为了投机却送儿子到苏联留学——可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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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彷徨》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均有崭新的特点。茅盾曾指出，像《狂人日记》，“它的题目，体裁，风格，乃至里面的思想，都是极新奇可怪的”；又说：“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欣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49页。这是说得很对的。从《狂人日记》开始的鲁迅小说，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崇高的地位。它们为中国现代小说奠定了基石，并为其发展开拓了道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从“开掘要深”说起 鲁迅在《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中说，作家创作，“选材要严，开掘要深”。这是对青年作家的希望，也是对自己的创作实践的总结。他的小说，在“选材”和“开掘”这两方面，为人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下面，我们围绕着“开掘要深”谈一谈。 “开掘要深”，这是说要看准故事里的意思，即故事对于时代、人生有什么助力和贡献；也就是说，要从题材中发掘出深刻的主题。题材，好似从山上采下来的大理石毛坯。富有经验的工匠，经过捉摸以后，就能看准它所蕴含的纹理，加以琢磨，让它显现出最精巧的图景，成为杰出的工艺品。主题不是附加上去的，应是题材客观上包含的意义，就如同图像是大理石毛坯本身所固有的一样。但是，工匠必须掌握好琢磨的火候，火候不足，图像出不来；火候过了头，图像就会受损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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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新编》除《序言》外，共收创作八篇。第一篇《补天》（原名《不周山》）写于1922年11月，在北京；《铸剑》和《奔月》写于1926年，在厦门和广州；《非攻》《理水》《采薇》《出关》和《起死》则写于1934年、1935年，在上海。从《补天》创作之日算起，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 对这些新编的故事，人们一直都相当重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一段时间，人们在研究《故事新编》时讨论了下面的问题：第一，它是历史小说还是寓言式的作品？即它主要是反映历史的过去还是反映历史的现在？第二，对《故事新编》当中的“油滑之处”应如何理解和评价？ 关于第一个问题，有同志认为，《故事新编》根本就不是历史小说，而是“寓言式的短篇小说”，是“以‘故事’形式写出来的杂文”，“是小品”，是“卓越的讽刺文学”。另一些同志认为，《故事新编》是历史小说，它所描写的人物、故事、情节甚至细节，大都有历史记载做根据；它虽然也采取现代材料来补充古代的神话和传说，但目的不在于“影射”现状。 第二个问题，有文章认为：《故事新编》的“油滑之处”“是这部作品的客观上确实存在的缺点”，有些地方“是毫无必要的”。这种观点曾引起广泛的讨论。 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当时是各持己见，观点没有能够统一起来。现在，我想谈一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一、《故事新编》是不是历史小说 这并不是一个纯理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理解，就会对《故事新编》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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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致王冶秋》中曾说：“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这里主要是指杂感，但“我的文章”自然包括小说和散文诗等，而《野草》的“不大好懂”是更为突出的。这有政治方面、思想方面或个人生活方面等的原因，而当中的细节“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些措辞就很含糊了”（《4》，第356页——《4》即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4卷。以下所引均按此办法标示）。因此，我们要在反复阅读散文诗的同时，还应针对使人不好懂的这些原因，注意被人忽略的方面，才可能理解作者“难于直说”的内容。*** 写《野草》时，反动力量像“漆黑的染缸”（《11》，第26页），而反叛者则只是散兵游勇，布不成阵，使鲁迅产生孤军奋战之感。于是，他把目光转向青年，努力“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11》，第33页）。他所支持的《语丝》，于1924年11月出版，所编辑的《莽原》于1925年4月创刊。鲁迅说：“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11》，第63页）他在《淡淡的血痕中》歌颂“叛逆的猛士”，在《一觉》中赞美那苦恼、呻吟、愤怒、粗暴起来了的青年，这和编辑《莽原》等刊物的目的一样，为的是培养更多的批评者，从而“争天拒俗”，达到“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摩罗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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