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以后，云南和全国各地一样，涌起了强劲的抗战怒潮，各种抗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7月末，即成立云南全省各界抗敌后援会；8月间，学生抗敌后援会、妇女抗敌后援会也接着成立。由《云南日报》和《民国日报》有关人士和昆明各刊物的编辑共同发起，于9月间成立了云南文艺工作者抗敌座谈会筹备会并发表了《为“九一八”六周年纪念告同胞书》。这一座谈会于12月得到了批准。在筹备期间，它曾同学生抗敌后援会联合编辑《抗敌》杂志，但直到1938年3月才得以印出。 1937年12月31日，中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总会在汉口成立，第二年3月18日，该协会的云南分会即告诞生，选出陈豫源、王秉心、高竹秋、范启新、沙鸥（沙文良）等为理事。3月27日，在汉口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云南的文艺界深感不能只坐而谈（而且抗敌座谈会被批准以后，“因负责人走散，工作不能展开”，要集中起来座谈大概也困难），必须起而行。乃于5月1日，把云南文艺工作者抗敌座谈会改组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又分别于5月12日、8月21日、1939年1月8日召开了三次会员大会，通过“简章”和“工作纲领”，选举理事，研究如何开展工作等。从1939年1月8日起，“文协”云南分会改称“文协”昆明分会，先后由张克诚、冯素陶、楚图南、徐嘉瑞等负责领导工作。1945年10月，随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文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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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为了加强思想统制，也为了适应抗战以来新形势的需要，于1938年7月间决定在中央和地方成立图书杂志的审查机构（按：在30年代，他们为了“围剿”左翼文艺，于1934年5月成立了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处，1935年5月，因发生《新生•闲话皇帝》事件而被撤销）。云南省于1938年8月奉命进行筹备，9月1日，在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内成立了云南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滇黔绥靖公署政治训练处、民政厅、教育厅、警察局的代表组成，推定常委三人，为甘汝棠（省党部）、陈善初（教育厅）和傅宅安（警察局），而“由甘汝棠代表对外，统筹全局”。后来，因为委员会组织较为松散，于1940年6月改为主任委员制，“推（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执行委员赵澍为本会主任委员使事权集中”。1941年3月，复奉命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改组为云南省图书杂志审查处，由陈保泰任处长。 该委员会（审查处）的工作，是针对新闻和出版事业的。现将其有关文学的活动综述如下。 （一）审查演出的戏剧和书刊的原稿与书店出售之书刊。戏剧演出之前，需领准演证。书刊出版之前，需将原稿送审，凡通过者，即发“滇审字第×号”的审查证。如未送审而出版者，轻则饬令“补送审查”（如《飞鹰旗》），重则“去函警告”（如《南方月刊》第三卷第四期），甚至“依法取缔”（如《边塞的军笳》）。承印该书之印刷单位，则被“严重警告”。如认为某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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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纸的文学副刊 抗日战争时期，云南的报纸几乎都有文学副刊或以文学为重要内容的副刊，如《个旧曙光报》的《熔炉》副刊，昭通《东声间日报》的《东声》和《笔垒》，《腾越日报》的《边声》；在昆明，《益世报》有《烽火圈中》副刊，《暹华日报》（曾改名《侨光报》）有《火炬》，《中南报》（三日刊）有《夜光》《南风》《中南文艺》，《云南晚报》有《夜莺》，《观察报》有《小观察》《新希望》《昆明湖》。这些副刊，或出版的期数比较少，或影响不大，或因资料残缺，以下不再一一评介。下面着重介绍《民国日报》等五种报纸的副刊。 （一）云南《民国日报》的副刊。该报创刊于1930年4月6日，为国民党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的机关报。在抗日战争以前，它的副刊有《杜鹃》《大观》《云南民国日报副刊》《副刊》。抗战胜利后，该报于1946年4月改名《民意日报》，有副刊《人生》《文艺》等。 抗战爆发后，《民国日报》的《副刊》继续刊出；1937年12月13日发刊的《号角》，强调来稿的“朴实无华”“简劲有力”，认为“要有最明晰的最坚强的民族意识注入在里面，方切合战时的需要”。1938年2月15日，《号角》出新第一期，但编辑方针并无大的变化。1939年元旦，重出《大观》副刊，《〈大观〉的再生》一文说，《大观》要“做时代的号角……高唱着‘铁马金戈’，高唱着民族复兴，歌颂反抗，歌颂战斗！”4月10日，《大观》改版为《驼铃》。以后，又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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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思想、创作和战斗精神，对云南文化界、文学界有广泛的影响。早在20年代中期，鲁迅的呐喊声，就在南滇的上空回荡。楚图南、柯仲平、艾思奇、马子华、张子斋等云南作家，都曾从鲁迅那里受到教益。 鲁迅逝世时，云南籍人士参加送殡者有张天虚、马子华等。在省内，报纸上曾刊出“鲁迅先生逝世特刊”，但未能举行群众性的悼念活动。1937年至1944年，每逢鲁迅忌日，云南都有纪念活动。 （一）1937年。在鲁迅逝世周年时，昆明仍无纪念集会，但《云南日报》出版了“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特辑”，在10月19、20日，刊载了张子斋的《鲁迅先生永远和我们活在一起》以及晓阳、初明、海燕、醉秋的诗文。在本年内，发表有关纪念鲁迅的较重要的文章还有： 1月5日，有署“滇圁”笔名者，在《纪念在我们的心里》一文中说：1936年鲁迅逝世时，昆明未开追悼会，乃是因为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里”，“连说说宋哲元也认为是破坏‘和平统一’哩！”但是，“永久在心里纪念着鲁迅先生是胜过于暂时在形式上纪念他万万倍的”（见《鲁迅先生纪念集》）。 1月16日，《云南民国日报》发表尧民的《周作人论鲁迅》，批评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中对鲁迅的歪曲，指出：“周作人所叙述的鲁迅，是周作人眼里的鲁迅，是染上了周作人色彩的鲁迅。”“因为是弟兄的关系相知的太多了，倒反不相知起来，由不相知便进而操戈，可胜叹哉！” 3月12、13日，《云南民国日报》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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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灭亡我国家、民族的野心暴露无遗。1937年11月，上海陷落；12月，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先后失守，国家、民族的存亡已处于最后关头。大敌当前，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奔向抗日战争的神圣岗位。1937年10月，云南派出四万余人的第60军，经长沙、武昌前往鲁南参加徐州大会战。高涨的抗战热潮，极大地鼓舞了文艺界。不少人走出书斋，走出思想中的象牙之塔，意气风发地走上街头，走向农村，或投笔从戎，奔向民族解放斗争的第一线，如张天虚、张子斋、李乔、孟田等。 云南文艺界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于1938年5月1日成立了“文协”云南分会。而在这之前，戏剧界已经动员起来：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在街头演出抗日戏剧，金马剧社组织巡回剧团，前往滇西演出《打倒日本》《血洒卢沟桥》等话剧，救亡花灯团改组为农民救亡灯剧团，演出新花灯剧《茶山配》。同时，新的杂志也纷纷创刊，1937年有《南方》《文艺季刊》，1938年有《怒江》《晨暾》《战时知识》《新动向》《文化岗位》《战歌》和《警钟》等。它们都把动员群众抗战作为自己的神圣任务。《南方》主张“以‘抗日’为第一”，《晨暾》表示稿件要“能适应抗战需要为主”。1937年11月，《云南日报》发表有关“街头文艺”“战地剧团”“街头剧团”的文章以及《抗战时期的艺术运动》等，探讨文艺如何才能更好地为抗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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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不少文化人从大城市走向中、小城市甚至乡村，和广大群众有了较为密切的接触；为了发动群众抗战，为了让宣传深入人心，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成为一时的风尚。“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召唤着作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教育部在提倡通俗文学上都做了不少工作，创办了《抗到底》 《大众报》等报刊，成立了通俗读物编刊社。在这样的形势影响下，云南文艺界的创作风气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37年8月初，张子斋的救国弹词《大家听》在《云南日报》上发表，他希望执笔者多写这一类群众容易接受的文字来宣传抗日，“把救亡的火焰很广泛地在大众里面燃烧起来”。11月24日，亦文（沈沉）在《南风》上发出“我们需要着大众读物”的呼吁。1937年11至12月，报刊上展开舞台语言问题的讨论，或强调用国语，或强调用云南方言，目的都为了便于大众接受，是围绕着文艺通俗化和大众化来立论的。1938年，“文协”云南分会成立以后，曾成立通俗文艺运动委员会，楚图南、穆木天等为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多次撰文，顾颉刚曾以通俗文学为题发表演讲，着重谈文学为什么要通俗等问题。 在创作上，除前面提及的《大家听》以外，还有弹词开篇《战卢沟》《世代仇》（又名《日寇侵华记》），街头戏《志愿兵》，鼓词短剧《休妻杀敌》（又名《投军记》）。1938年5月演出的新花灯剧《茶山配》，被誉为“一个通俗化的宝贵收获”。在抗战的前期，举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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