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云南思想界是比较活跃的，特别是不少学术机关、团体、人士从京、沪等地迁至昆明，给学术领域带来了勃勃生机。但是，这一时期文学界的论争并不多。 一、关于话剧演出用国语或土话的争论 具有直观性的话剧，是宣传抗战、发动文化水准较低的民众投入抗日斗争的很适宜的艺术形式。抗战开始以后，话剧工作者从舞台走向街头，从城市走向乡村。于是，话剧如何接近群众，如何贯彻大众化精神，成了大家关心的问题。而演出是用国语还是用方言，又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从1937年9月开始，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采用云南方言演出《仁丹胡子》《难民曲》《死亡线上》。张子斋的《把话剧搬到街头去》一文对此给予肯定，说希望以后坚持用方言演出而不动摇，不要使街头剧“葬送在‘京话拜物狂’者的手里”。基本上赞同张子斋的观点者，先后有王道、蔡司镜、季生、老农等。不赞同上述观点者则有云苍、正之、杨其庄等人。云苍在《话剧用语问题》中说：由于方言种类繁多，要求多数观众能接受，“不能不使用一种比较普遍的语言”，即“以国语为标准，而国语中云南人不习用或不易懂的字音，无防把它改成方音”。正之等还举例说，《死亡线上》用土语演出，“引起观众的高兴而大笑……把一个悲剧的情调”破坏了。对这点，老农提出异议，说《死亡线上》的演出，群众有时大笑，这并不因为用土语，而是因为“舞台空气的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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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一八”以来，特别是从“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云南和全国一样，诗歌的呐喊声陡然昂扬了起来。1937年7月13日，《云南日报》刊出了《卢沟桥之歌》，它表示了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决心，宣称要像黑龙江、黄河、扬子江一样，“浩浩荡荡向东流／冲溃了敌人／所有的铁闸／争回我们的自由”。以写情诗见长，格调偏于纤细、自然、和谐的梅绍农也大声疾呼：“要为民族而生，为民族而死；泪也要为民族而流！”写出了激昂慷慨、爆发出愤怒火花的《战歌》和《呐喊》。1937年创刊的《文艺季刊》，除有《诗歌》栏目外，还特设《抗战诗歌》专栏。1938年有《战歌》《晨暾》《警钟》的出版。前者为诗歌月刊，后两者虽为综合刊物，但均着重刊登抗战诗歌。 在抗战八年中，诗歌是一个丰收的部门，拥有众多的作者。他们活跃在杂志和报纸上，吹奏起战斗的号角，抒发出激越的情怀；或者表现了生活的严峻，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腐朽；或者面向未来，唱出了希望之歌。徐嘉瑞、刘尧民、张子斋、普梅夫等的旧体诗也注入新的内容。八年间，虽然条件很困难，仍出版了诗集三十余册。除将另作重点论述者外，从事诗歌创作并做出贡献的作者还有：海燕、张子斋、醉秋、杨亚宁、欧小牧、梅之、普梅夫、江鹜、彭桂蕊、杨南生、常任侠、吕剑、赵萝蕤、杨百达、彭惠、卢静等。此外，在边区的云南籍诗人，还有柯仲平、刘御和桂涛声。柯仲平为广南人，有《边区自卫军》（战时知识社1938年出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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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桂萼（1908—1952），字小圃，临沧人。1931年毕业于东陆大学预科第八班，即任缅宁（今临沧）初级中学教员。1936年任教于双江县的省立简易师范。1940年，简易师范移至临沧，并升格为缅云师范学校，彭任该校校长。 1938年，彭桂萼参加广州的中国诗坛社。1939年1月，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理事。在此之前，从1930年开始，他曾和李景森、蔡国铭一道主编《缅宁旅省学会会刊》三期（有两期易名为《新缅宁》），其《发刊宣言》即由彭桂萼执笔。他还主编过“边城丛书”（收入他的著述《西南边城缅宁》《边地之边地》等）和“警钟丛书”，并主编《警钟》杂志，共出版六期。 除用本名写作外，彭桂萼使用的名字还有震声、丁屹、长戈、号兵、彭鹏。他勤于写作，“半世生涯，投掷在边疆文教的拓荒与地方自治的启蒙上”（引自《〈天海萍踪〉发端》），有著述多种（有些可以作为散文来看待）。此外，还出版了以下五种新诗集（1991年5月内部印刷的《儿歌集》不算在内）。 （一）《震声》，由郭沫若题签，马子华作序（以《风暴中的号角》为题），1938年出版。所收为抗战前后的诗作，主要有：《算还这盘血账》《用血写满这篇伟大的史诗》《咬紧牙关吧》《叫他吞下炸弹》《投进大时代铁流中去》《加强抗战笔枪》《在后方》和《野火》。 （二）《澜沧江畔的歌声》，穆木天题签并写序诗《赠澜沧江畔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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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合大学拥有众多的诗作者，如闻一多、冯至、卞之琳、李广田、薛沉之、何达（何孝达）、穆旦（查良铮）、卢静（卢福庠）、戈扬（杨百达）、罗寄一（江瑞熙）、杜运燮、郑敏、闻山（沈季平）等。这是一群闪耀在南国的诗星。闻一多、卞之琳在云南时期，很少或没有写诗，但他们分别领导着南湖诗社、冬青社、新诗社的活动。闻一多编辑了《现代诗抄》，撰写过不少评论诗歌的文章；卞之琳于1940年在昆明明日社出版了他在延安及太行山区所写的《慰劳信集》。他们在新诗界有巨大的影响。 在西南联大的诗歌群星中，除李广田将在本书第三章第二节论及外，成就突出的还有以下几位。 冯至（1905—1993），河北人，在云南期间，先后在同济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他的《十四行集》收入了1941年创作的商籁体诗27首，1942年由桂林明日社出版。作者在该书的《序》里说：“从历史上不朽的人物到无名的村童农妇，从远方的千古的名城到山坡上的飞虫小草，从个人的一小段生活到许多人的共同的遭遇，凡是和我的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联的，对于每件事物我都写出一首诗。”他善于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它蕴涵的不平凡意义：对尤加利树在秋风里萧萧作响，诗人便联想到它“是那插入晴空的高塔，升华了全城市的喧哗”；看见母狗衔小狗晒太阳，作者便浮想联翩，说“这一次的经验／会融入将来的吠声，／你们在深夜吠出光明”；在《鼠曲草》中，诗人寄托以人生理想，主张舍弃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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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1919—2005），大理人，白族，1936年从家乡到昆明读书，后入中法大学。他曾加入西南联合大学的“新诗社”，参加过《中国周报》和《民主周刊》的编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从事地方戏剧的创作、整理和改编，有滇戏《牛皋扯旨》（整理）和白剧《望夫云》（改编）等。他用过的笔名有丁奂、杨光明、柳映光等。 杨明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有小说（如《月琴回来了，弹琴的人呢？》）、散文（如《黄昏祭》）、论文（如《诗人疯子•个性解放的殉道者》），但主要是写诗。除短诗外，有约400行的长诗《死在战场以外的中国兵》。他说：在白色恐怖下，“暴力勒住我们的喉咙，要喊，就不要命！而事实上，我们也还有一些投鼠忌器，不便作声”。因此，长诗的写作颇拖了一些日子，迟迟不能完稿。一直到1945年8月16日，才“提起笔一口气写完”。 《死在战场以外的中国兵》于1946年5月4日出版，由李广田题签，西南联大新诗社发行。全诗共11节，如《被绑出来了》《你终生信持的功课》《人不如猪》《结算，我们要结算》等。前面有何达的《我们不是“诗人”》（代序），书末有《后记》。 长诗写一个爱国的农民，不明不白地被抓去顶替豪绅子弟当兵。当官的克扣粮饷，凶狠地毒打这些壮丁，士兵忍饥挨饿，遍体鳞伤，气息奄奄。由于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拥兵以伺机发动内战，所以“一心打国仗的人离战场的路竟这么远”，并且最后倒毙在陌生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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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铁鹰（1917—1985），原名罗树藩，云南洱源人，白族。在上海大同大学和云南大学读书时即开始创作活动。先后用过的笔名有骆驼英、莱士、周比德等。他曾任“文协”昆明分会的常务理事兼编辑室主任。1938—1939年间，与徐嘉瑞等合编诗刊《战歌》；以后，还主编过《金碧旬刊》等。他著有诗集四册据《火之歌》后所附书目，罗铁鹰还有《解放交响曲》(诗集)、《战争的影像》(译诗集)和《一个骡马主任》(通俗诗集)，当时“或已出”，或在“印刷中”，或在“编辑中”。这三种书均未见，可能是未发现，也可能是没有出版。、诗论一册，但现在已很难看到。据说，他的“一箱遗著遗稿，则为他住在外县的侄辈严密保藏，秘不示人，倚为奇货。省志办想借罗著复印存档，并编入省志，为此曾与之办过多次交涉，均未获一阅”（魏荒弩《罗铁鹰同志五年祭》）。这当然是很令人遗憾的事。罗在去世前，曾把抗战爆发后至新中国成立之前诸诗人在云南报刊上发表的诗歌加以编选，名为《天南诗星》，可惜未能出版。 罗铁鹰所编的《战歌》，本书第一章第三节已有评介。他的另五种著作，也从省内外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中一一找到。其中《原形毕露》是讽刺诗集，署骆驼英著，为抗战胜利后之作。现就所见，对他的另外四种著作加以述评。 (一)《原野之歌》。该书为“战歌丛书”之二，由茅盾题签，救亡诗歌社1939年2月10日出版。诗集除《序诗》和《后记》外，分为四辑：《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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