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溅波（1909—1999），又名雷同、雷必兴。祖籍云南思茅，长于昆明。1930年2月到上海，把中共云南地下省委的文件交给中共中央；1935年从沪赴日本求学，1937年底回国，1938年从杭州回到云南。从1938年起，他和徐嘉瑞、罗铁鹰等合编《战歌》诗刊。1939年，编辑云南留日同学归国战地服务团出版的《歼倭》半月刊。抗战胜利后，任《新云南周刊》社副社长。雷溅波是到达上海以后才开始创作活动的。1930年5月，他在《萌芽月刊》上发表新诗《军事会议》和《退出以后》。同年，经艾芜介绍，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先后用过的笔名有赞庭、碧星、李明、田雨、三弟。他在1937年以前结集的诗作有：《夜哨》《前哨》《熔合》（据《文学新辑》第一辑和《文学丛报》第五期的介绍）。另有长诗《新流之歌》，已排出清样而被焚，未能面世。抗日战争发生后，有诗集《群众的队伍》《黎明之歌》《冬天的乡巴老》（据《前进！中国兵》书后的介绍），但现在均未发现。现存者有《战火》和《前进！中国兵》两书。《战火》由救亡诗歌社于1938年出版，连《诗序》共收诗歌32首。其中《异国拖木头的劳动朋友》《写在百灵庙前》等11首写于抗战爆发之前；大多数则写于卢沟桥事变至1938年l1月之间。这些作品为了和平而歌颂正义的战争，歌颂枪杆子和执枪卫国的战士。《诗序》写道：“无边的战火烧着，／战士们唱着战歌。／去！／拿起锐利的武器，／去解放伟大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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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未然（1913—2002），湖北省人，原名张文光，后改为张光年。所用笔名有华山、华夫、天明、李怀等。1937年“八一三”沪战爆发，他从上海到达武汉。1938年8—9月间，去晋西吕梁游击区从事演剧等宣传活动。1939年1月，因病在延安就医；2月，写《黄河大合唱》组诗；9月，去重庆。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光未然由组织派往仰光，任《新知周刊》主编。后因日军侵入缅甸，他于1942年夏天，步行二十余日到达昆明，往路南云南大学附中任教。1944年，供职于北门出版社。1945年，兼任昆明民盟的《民主增刊》的编辑。 1944年9月，光未然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的理事。在云南期间，他除从事文艺、民主运动外，还撰写杂文、文艺评论和改编戏剧（如独幕剧《唐•吉诃德》），但以创作诗歌为主。作品有《绿色的伊拉瓦底》《民主在欧洲旅行》《市侩颂》《给新中国》《我嘲笑》（这五首诗，收入1960年出版的《五月花》一书)、《为胜利团结与民主而歌》和1944—1945年间由北门出版社出版的诗集《雷》（收入《午夜雷声》《野性的呐喊》《颂歌》《镇魂曲》《月夜竞赛曲》），以及翻译、整理的彝族长诗《阿细的先鸡》“先鸡”为音译，译诗出版时，名为《阿细的先鸡》。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般则署《阿细的先基》。。 在延安时所写的《黄河大合唱》组诗（歌词），是光未然的代表作。它波澜壮阔，善于向纵深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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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木天（1900—l971），原名穆敬熙，吉林人。创造社成员，1931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抗战爆发后，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38年夏到达昆明，1939年1月，被推选为“文协”昆明分会的常务理事。穆积极投入“文协”分会的工作，对云南抗战文学的现状和发展，进行了宏观的、执着的、认真的思考，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 穆木天在云南抗战文艺的理论研究上作出了贡献。 首先，他向云南文艺工作者提出，应把反映云南的社会实际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1938年8月，他在《南方》第一卷第十期上，发表《认识云南表现云南》一文，一方面强调要把握全国“大的动向”，同时要“把握住地方的种种的现实”，并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穆木天指出，文艺是反映现实的，而云南在经济上、风土上、文化上都有特殊性，还有众多的民族；在抗战的时代潮流的冲击下，新旧交替，形成了它的丰富和复杂。因此，抗战的云南，是文学赖以生长的沃土，它为文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他从题材和主题的多样性来立论，认为作者应该深入云南的实际，把认识云南、表现云南作为中心课题，而不应舍近求远，空想地去写“八千里外的云和月”。 其次，他特别重视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他强调：“地方文化工作，是十字街头的工作，是下乡入伍的工作，而不是书斋的工作，研究室的工作。”他从文艺能动地反映现实这一命题出发，旗帜鲜明地反对形式主义、艺术至上主义、唯美主义（写《旅心》诗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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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初期，云南的刊物上很少有小说。因为这种文体要求对生活素材有较长时间的消化过程，而当时，作家或心情处于极为亢奋的状态，或四处奔走，很难静下心来。 1937年11月创刊的《文艺季刊》是比较注重小说的，但它所刊登的，如《劫》《耳朵》等，主要是承接20世纪30年代初期乡土文学的传统，并没有直接反映抗战爆发后新的现实。该刊第二期的《慧星》，虽然说明是“用抗战为背影”，写几个女性毅然到“前线上为国效劳”，但它是根据《夜雾》修改而成的，写作时间是在卢沟桥事变以前。 较早反映抗战现实的小说，1937年8月有周辂的《铁蹄下》；1938年有陈铨的《蓝蚨蝶》、白平阶的《跨过横断山脉》、马子华的《福地》和欧阳震铎的《赵教官》。 1938年5月7日，报上登出“文艺季刊社第三期墙头小说特辑征稿”的广告。以后，又发表《墙头小说理论》等文。关于墙头小说，早在1932年，陆万美就在北平《世界日报》上撰文提倡，强调小说的短小精悍，更贴近群众的生活和欣赏习惯。这和提倡通讯、随笔、杂感等的用意相似。但是，在抗战初期，发表的墙头小说并不多，影响也不大。 小说创作，到1939年才逐渐多了起来。这一年，比较受人注意的小说有：白平阶的《金坛子》《神女》；马子华的《布鞋》《飞鹰旗》和周辂的《石碑山的火》等。但是，由于人们生活越来越艰难，加上国民党政府一系列的反动措施，特别是“皖南事变”的发生，使文学界面临一场浩劫，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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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田（1906—1968），山东人，原名王锡爵，后过继于舅父家，改姓名为李广田。他使用的笔名有曦晨、洗岑、黎地、望之等。1941年，他从四川叙永到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任教直至1946年联大复员。1952年，他从北京到昆明，先后任云南大学副校长、校长。两次留昆，共达21年之久。 李广田一生均在教育岗位上，只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活动。他是我国现代散文家中的佼佼者。但在抗战时期，在云南，他的主要成就则在小说，有短篇小说集《欢喜团》《金坛子》和长篇小说《引力》。 《欢喜团》，1943年由桂林工作社出版，内含《追随者》《废墟中》《两老人》《欢喜团》《子午桥》《朝》。《两老人》和《子午桥》均从侧面写到抗战：两老人的儿子去打仗，刘家二少爷也偷偷地跑上前线，“我”则“要加入一个部队”；《子午桥》中的李炳然从小个性刚强，反复说“要制服老子是比登天还难的”，在故乡沦陷后，他在反抗斗争中“死得很好”，无愧为中华好男儿。 《废墟中》和《欢喜团》写昆明的战时生活。前者着重塑造王木匠的性格特征：敌机把六家人所住的院坝炸为废墟，疏散到外地的人陆陆续续回来后，发现院坝已被木匠收拾得“到处干干净净，齐齐整整”，连旁边的“小菜园已是充满了葱葱茏茏的绿意”。王木匠有他的缺点，但他不乏善良和不屈服的一面。《欢喜团》更多的是表现抗战中下层人士的生活。它在开头即以王科长的天伦之乐来衬托我（周先生）家的不幸：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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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白平阶、宣伯超二人，是云南现代文学界异军突起的乡土文学作者。 白平阶（1915—1995），云南腾冲人，回族，经名为素勒伊摩乃。他从1935年开始文学创作。在卢沟桥事变前后，任《云南日报》记者；1942年，曾短期负责《昆明周报》文艺版的编辑工作。他的作品有话剧《主仆之间》（独幕喜剧），小说《古树繁花》《路工》《蛮荒》和散文《栗子》《苦茶》《腾冲骊驹行》等。除此以外，还有作品集《驿运》，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2年1月初版，属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七集第二册，收入《驿运》《跨过横断山脉》《金坛子》《风箱》和《神女》五篇作品。 《古树繁花》描写在战争的动乱里，一个大家庭中的晚辈对外婆和外婆对她的哥哥的紧密感情联系。作者说，这篇小说，是“想接触一个中国固有文化的伦理问题，想表现我们民族特有的‘孝’，在民族的构成上，尤其当战争之后，它发生一些什么作用！”因此，古树繁花就是指传统的伦理道德“孝”所结出的硕果；或者说是用古树来象征由民族优秀意识维系的大家庭，而繁花则指家庭人丁兴旺。这和《苦茶》的主题有相似、相通之处。《苦茶》的内容是：友人爬山时曾在茶棚饮茶，因发现口袋空空无法付钱，说由后来的伙伴付。卖茶的老奶奶很自然地说：“不相干。钱不便可以！”还殷勤地告诉他如何绕过被洪水冲断的路。后面的伙伴到来也饮茶，但付钱时老奶奶并不说及前事，同样殷勤地告知如何绕道行走。于是，友人反复叮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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