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从乡士爱、民族爱逐渐发展起来的，而在批判洋务派、维新派的过程中逐渐系统了的。在前期，它以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为基本内容，也就是说，以反帝反封建为基本内容。 鲁迅到日本留学以后，他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得特别强烈。 首先，鲁迅对清政府采取决裂态度，热情地向往和参加革命运动。他说自己是“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门徒，才到日本来的。可见，他是抱着同旧传统决裂和寻找救国道路而去日本留学的。正因为如此，他一到东京，“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表现出巨大的求知欲望和强烈的革命感情。在1903年初，他还冒着“会坐牢或杀头的”风险，毅然把辫子剪掉；后来，又参加革命组织“浙学会”和“光复会”。这说明了鲁迅的坚决和勇敢，表现出他和清朝统治者势不两立的态度。 其次，鲁迅在选择研究对象时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在1904年决定学医，为的是“战争时候去当军医”，同时又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1906年，他弃医而学文学，是因为当时他认为学医只能医病，而不能改变人们的愚昧精神状态。他强调文学的战斗作用，决心做精神界之战士。可见，他学医或者学文，都是以爱国主义思想为根据所做出的决定。他在选择研究对象时，表现出一种勇开新路、勇挑重担的忧国忧民的精神和对救国道路、办法的辛勤探索。 在辛亥革命后，鲁迅的爱国主义思想则主要表现在：坚决参加革命和在革命失败以后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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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研究中，史料的整理、研究等是一个重要方面。史料是研究的基础，为研究作家的生平、思想、创作提供必要的条件。毛泽东同志曾说：应该“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我们在鲁迅研究中要做出正确的结论，除了要有科学的理论做指导之外，还要有充分的史料做根据。史料学是关于史料的搜集、鉴别、编订的科学。史料残缺不全，就无法做出判断；未经考订，就区分不清史料的真伪、对错；至于缺乏编订，如没有系年或没有按专题、专人集中等，史料就很难为我所用。因此，毛泽东同志深入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并在理论上反复强调掌握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和《〈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著作。马克思呢，“为要写《资本论》中讨论英国工厂法的二十页多一点文章，他把整个图书馆里英国与苏格兰工厂视察员所作特殊调查团底报告的蓝皮书都参考遍了”（拉法格《马克思回忆录》本文集中的注释大多因时间跨度大，现已难一一查证和完善出版项等，故保留原貌。）。列宁也指出：《资本论》“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加以研究的结果。鲁迅在史料工作方面的表现也很突出。他为了写《中国小说史略》而编录了《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古小说钩沉》《小说备校》《明以来小说年表》等；在搜集小说史的材料时，真是“废寝辍食，锐意穷搜”（《〈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可见，毛泽东、马克思、鲁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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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青年时期，就走上了寻找革命真理的道路。1902年2月2日，他购读了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参阅拙文《关于鲁迅购读〈天演论〉的时间》，《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以后，又看了丘浅治郎的《进化论讲话》等书，对进化论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进化论是一股时代思潮，影响非常大。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以及严复等，受进化论的影响很明显；就是孙中山，他在《答翟永斯教授书》中也谈及“于西学则雅癖达尔文之道”；茅盾则说“进化论，当然我研究过，对我有影响”。鲁迅说得更明确：“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 进化论，是由英国近代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所创立的学说，它与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一起，被称为19世纪自然科学界的三大发现。它正确地揭示了有机自然界的发展规律。恩格斯说，达尔文“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马克思也说：“达尔文的著作……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但是，人们对待达尔文的进化论却存在不同的态度并引申出不同的结论：有些人从当中吸取进化的辩证的思想，为变革旧社会制度而斗争；有些人则片面地强调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后者歪曲达尔文的进化论，或者夸大它的某些缺点，并用这经过歪曲或夸大的东西来解释人类社会，从而和唯物辩证法进行对抗。譬如，达尔文主张物竞天择，生物必须适应周围的环境，适者生存。有人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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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母亲之命，鲁迅于1906年与朱安结婚。朱安（1878—1947）是绍兴丁家衖人，据说又名德意《绍兴师专学报》1982年第1期。这里的记音可能有误。我想，“德意”似为“德懿”，又有女德又温柔，这才符合封建旧家庭的美学观念，如果叫“德意”，可能就不太像大家闺秀的名字了。。这一旧式婚姻给鲁迅带来了精神上很大的痛苦，对他的思想、人生道路有相当大的影响。他对许寿裳说过：“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本文对鲁迅这一旧式婚姻的若干史实进行探索，同时谈谈鲁迅所得到的朱安的支持，以就正于同志们。一、关于订婚的时间鲁迅和朱安订婚的时间，目前有两说。一说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一说是在南京读书时。但是，由于没有掌握有力的材料，暂时还是推测之词，所以论述者往往用上“可能”“大致”等词语，以示慎重。例如王得后同志在《〈两地书〉研究》中就说，在“周作人日记手稿中……却不见有关鲁迅的婚事的记载”（第283页），如果只从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的行文来看，“说媒的时间……似乎在鲁迅去南京求学之后”（第284页）。我于1978年5月，在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曾翻检过《周作人日记》手稿，11月，在上海师大看过《周作人日记》抄本。因为时间太匆促，只能跳跃地看过去，也没有发现有关鲁迅订婚的记载。现在，《周作人日记》在《鲁迅研究资料》等刊物中，正陆续刊出，可以慢慢地阅读。原来，有关鲁迅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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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我国正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重压下。鲁迅关切地注视着国家的前途，他很早就看出改良主义道路不足以救中国，认识到洋务派、维新派的金铁商估、国会立宪等主张，只是“抱枝拾叶”的治标办法。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乃是以封建思想、制度作为立国的根本。“中学为体”并不新鲜。海瑞就说：“与其屈乡官，宁屈小民，以存体也。”清官自己可以不滥取一文钱，两袖清风，但他总是念念不忘封建统治的“体”。洋务派企图用西方的自然科学、物质文明来维护腐朽的清王朝。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指出，他们在学习外国的时候，“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维新派呢，则“托言众治”。要总揽“事权言议”，不少人实为追逐私利，政治上表现得十分近视。鲁迅虽然也曾受过这两派，特别是维新派的影响，但他后来逐渐认识到他们是“辁才小慧”和“奔走干进之徒”，他们那些脱离实际的办法不可能解决得了国家、民族的出路问题。他还研究过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在《破恶声论》中说，托氏认为：“下民无不乐平和，而在上者乃爱喋血，驱之出战，丧人民元，于是家室不完，无庇者遍全国，民失其所，政家之罪也。何以药之？莫如不奉命。……独夫孤立于上，而臣仆不听命于下，则天下治矣。”《鲁迅全集（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2页。鲁迅不赞同托氏的观点，他在1927年所写的《关于知识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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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周作人，在家乡、在南京、在日本、在北京，一起相处的时间近30年。仅据鲁迅日记所记，他给周作人的信就多达495封，关系极为密切。因此，研究他们的关系很有必要。鲁迅和周作人是同胞兄弟，有相同的家庭背景，年龄相近，所处的社会环境也一样。在青少年时期，不但文艺活动、文艺思想相一致，连政治态度、思想、感情也相似或相同。由于后来两人的分歧越来越大，因此人们往往忽视他们相同的一面而只强调相异之点。这是不完全合适的。譬如说，鲁迅和周作人在一段时间里，对科举考试、对维新思想的态度，以及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就是相似或相同的。鲁迅只考过一次秀才（未考完），周作人则考三次均落了榜，但仍相当入迷，甚至做了恍惚迷离的科举梦。1900年2月21日，他于“黎明梦一家匾上题‘花甲登科’四字，左题‘光绪甲申年’，右则漫漶不可辨。未知何祥也，故笔之”。（《鲁迅研究资料（9）》，第138页）鲁迅呢，周作人认为他对科举“是‘跛者不忘履’，内心还是不免有迷恋的”（《知堂回想录》，第53页）。这虽然不是定论，但我觉得有符合实际的一面。如果说在鲁迅和周作人合写的《祭书神文》中，写到“他年芹茂樨香兮，购异籍以相酬”等只可以作为旁证，那么，鲁迅于1898年12月18日参加会稽县试，就应视为直接的证明。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如果没有“跛者不忘履”的内因，别人就无法把他硬拉进试场。当然，鲁迅在县试未放榜前就去南京了，并没有参加府、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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