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章太炎为鲁迅所书的条幅 1915年6月17日，鲁迅在日记中记道：“许季市来，并持来章师书一幅，自所写与。”首先介绍了这条幅详细内容的是黄裳。他在《锦帆集外?关于鲁迅先生的遗书》中说：这“是一张中堂，厚纸，章太炎先生所书：‘变化齐一，不主故常。杜谷满谷，杜阬满阬。涂却守神，以物为量。’上属‘书赠豫材’，下题‘章炳麟’”（第206页）。1956年，在《文艺报》第19期上曾刊载影印原件。和影印的原件相较，《锦帆集外》所录基本上准确。按：章太炎所写，选自《庄子?天运》，该文中有这样的句子：“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阬满阬；涂郤守神，以物为量；其声挥绰，其名高明。”章选录了当中的六句。当时，他被袁世凯软禁，心情愁闷悲愤。在五月二十六日的信中，他说到“今日谗匿横行，宵人成市”，有些事“不必与争，争之亦无益耳”（据影印本《章太炎先生家书》，第74页）。从这种心情、认识出发，他可能是以《庄子?天运》之意以自励，表示要顺自然之法则，以达到“处困而享”（《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的境界。《锦帆集外》之所录，“在”误为“杜”，“郤”（xì）误为“却”（què）。这可能是因为形近而至讹（章所写的字体是楷书而近隶，“在”字看来有点似“杜”字），也可能是由于检字者的误植。 又，近出的《许广平忆鲁迅》，把《关于鲁迅先生的遗书》一文收入“附编”，有些论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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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章太炎为鲁迅所书的条幅 1915年6月17日，鲁迅在日记中记道：“许季市来，并持来章师书一幅，自所写与。”首先介绍了这条幅详细内容的是黄裳。他在《锦帆集外?关于鲁迅先生的遗书》中说：这“是一张中堂，厚纸，章太炎先生所书：‘变化齐一，不主故常。杜谷满谷，杜阬满阬。涂却守神，以物为量。’上属‘书赠豫材’，下题‘章炳麟’”（第206页）。1956年，在《文艺报》第19期上曾刊载影印原件。和影印的原件相较，《锦帆集外》所录基本上准确。按：章太炎所写，选自《庄子?天运》，该文中有这样的句子：“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阬满阬；涂郤守神，以物为量；其声挥绰，其名高明。”章选录了当中的六句。当时，他被袁世凯软禁，心情愁闷悲愤。在五月二十六日的信中，他说到“今日谗匿横行，宵人成市”，有些事“不必与争，争之亦无益耳”（据影印本《章太炎先生家书》，第74页）。从这种心情、认识出发，他可能是以《庄子?天运》之意以自励，表示要顺自然之法则，以达到“处困而享”（《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的境界。《锦帆集外》之所录，“在”误为“杜”，“郤”（xì）误为“却”（què）。这可能是因为形近而至讹（章所写的字体是楷书而近隶，“在”字看来有点似“杜”字），也可能是由于检字者的误植。 又，近出的《许广平忆鲁迅》，把《关于鲁迅先生的遗书》一文收入“附编”，有些论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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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1月25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下午往中大学生会欢迎会，演说约二十分钟”。这次演说，有林霖的记录稿，发表于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上。鲁迅认为在广州演讲的记录，“记得太失真，我自己并未改正”（《鲁迅书信集》，第687页），有些地方甚至“意思和我说的正是相反”（《集外集?序言》），所以没有把这篇记录稿收进自己的集子里。 关于这次欢迎会，与会者的回忆不完全相同。1936年12月，清水在《西北风》半月刊第十三期上发表《我怀念到鲁迅先生》一文，说当天的主席是李秀然，李致欢迎词以后，鲁迅接着演说（参见《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第230、233页）。 1971年，徐彬如的回忆和清水的有所不同，他说当天的主席是朱家骅，朱讲话在前，鲁迅讲话在后（见197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在广州》，第204页）。 人们的回忆有分歧并不奇怪，有些地方不很确切也容易理解。这因为清水写回忆时，距开欢迎会已有九年多，而徐彬如谈当时的情况更是在四十五年之后。我觉得，参与其事者的回忆虽然很可贵，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根据当时的文献和记录材料，要根据鲁迅本人的叙述和回忆。虽然林霖的记录稿不很确切，不能作为论述问题的主要根据，但是，关于这个欢迎会的情况，鲁迅是有论述的。当年的九月三日，他在《而已集?通信》中说： 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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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经济情况，除童年和学生时代以外，从其发展变化来看，大致可以分作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自留学回国以后到辛亥革命之前，即从1909年到1911年。这时，鲁迅在杭州、绍兴两地任教，薪水的支出分三个方面：一、本人的生活费和书报费；二、家庭的生活费；三、周作人在日本留学的费用。当时，周作人已和羽太信子结婚，留学的官费已不够开支，鲁迅每月要给他汇去60元（据王鹤照口述的《回忆在鲁迅先生家中三十年》，见山东师院聊城分院编的《鲁迅在绍兴》，第185页）。鲁迅在杭州两级师范时，薪水还较为丰厚（第二年第一期《教育杂志》上的《杭州某君论师范风潮书》说：“师校教员薪水，为通省冠。”），一说为每月100元，一说为每月200元（见《乡友忆鲁迅》，第63、67页）；回到绍兴府中学堂时，则“所入甚微，不足自养”，只能靠卖地来维持日子。在1910年，家里卖了一次田。到1911年3月，卖田的钱已经用完。1911年则“售尽土地”，鲁迅说：“一思将来，足以寒心。”因此，他只好力促周作人回国，不同意为了“略习法文”而继续留学，“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在这个时期，鲁迅的经济情况相当拮据。 第二个时期从往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起至1919年全家搬往北京时止。在南京，每月只有津贴30元。到北京以后，开头几个月也只是每月领津贴60元。1912年有半年左右，经济情况是相当紧张的。至8、9月份，鲁迅开始领半俸125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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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新书局，1925年3月成立于北京。第二年十月，它在上海设立分店；1927年春，总店亦迁沪。该书局的经理为李小峰（1897—1971）。他于1923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曾听过鲁迅的课，并参加文学团体“新潮社”和“语丝社”，和鲁迅有相当深的关系。荆有麟曾谈到：“在金钱方面，使先生牺牲最多的，是北新书局的创设。”（《鲁迅回忆》，1947年4月复兴第1版，第57页）。鲁迅在1933年1月2日的《致李小峰》信中也说：“我与北新，并非‘势利之交’，现在虽然版税关系较大，但在当初，我非因北新门面大而送稿去，北新也不是因我的书销场好而来要稿的。”我们从北新书局所登的“鲁迅先生遗作特价纪念四十天”的广告里可以看出，鲁迅所著、所译、所编的书籍，由北新书局出版或经销的就有39种之多，计创作7种、杂感11种、翻译9种、论著9种和艺术3种。此外，还有关于鲁迅的著述2种，即李长之著的《鲁迅批判》和李何林编的《鲁迅论》（见1936年10月24日《时事新报》）。许广平甚至说，鲁迅对北新书局“有些偏爱，或甚至溺爱的”见马蹄疾辑录《许广平忆鲁迅》，第288页。，为的是希望它“是一个为文化服务令人敬佩的书店”，例如“在厦门、广州时，曾有另一书店托人和先生磋商，许以优待条件，要先生把在某某书店（指北新书局——引用者）发行的全部著作移出，交给那家书店出版，先生也未为所动”（《欣慰的纪念?鲁迅和青年们》）。但是，后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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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晚年，面临着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1935年12月1日，上海《社会日报》发表文章，说鲁迅即将投降南京，引进人是胡风。1936年1月，鲁迅在致沈雁冰和胡风的信里说：“近得转寄来之南京中央狱一邮片，甚怪，似有人谓我已转变，并劝此人（署名寿昌）转变……”；“据南京盛传，我已经转变了。”《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291、296页。另外，在“左联”解散的问题上，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鲁迅被人“说是破坏联合战线”，甚至被影射为托派、汉奸，矛盾也相当尖锐。研究鲁迅晚年思想和战斗业绩的人们，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解散”和“论争”之上，而对那盛传的“转变”论等，则相对地有所忽略。这两个方面，自然有巨大的区别：前者是革命阵营内部的认识分歧和论争，后者则是反革命的阴谋伎俩，是尖锐的阶级斗争问题。但是，这两个方面有联系、交叉，并不能一刀两断简单地分开来。这因为在新的形势下，在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发生大转变的时候，在党内、在左翼作家内部发生分歧、论争不可避免，而敌人，也必然会利用这些分歧、论争，采用种种办法以求达到他们的目的；加上他们的爪牙有的以进步知识分子的面貌出现，而左翼阵营的有些文化人又被敌人以威迫利诱的办法拉了过去，这就形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 首先，革命阵营内部这场尖锐的论争，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引起了南京政府以及其他敌对力量的极大注意。托陈派的王凡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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