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纪念 News
学鲁文存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尼采的学说正在日本风行。这股“尼采热”感染了鲁迅。他之所以赞同和提倡“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个性解放主张,主要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这种主张作为战斗武器,作为自己理解的革命道路,但很明显,这当中包含着鲁迅受尼采等人影响的因素在内。  尼采(1844—1900)在世时比较潦倒,默默无闻,但死后不久,声誉却与日俱增,并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萧伯纳、夏目漱石、森鸥外等,都受过尼采的影响。日本作家想以尼采的“积极”“进取”的精神,作为振兴日本民族的思想武器。在我国,章太炎、郭沫若、茅盾以及高长虹、丘东平等,都曾深受尼采学说的影响。郭沫若在《匪徒颂》中,向尼采、达尔文、哥白尼这些“学说革命的匪徒们”大喊“万岁!万岁!万岁!”茅盾也说:“我那时所以对尼采有兴趣,是因为尼采用猛烈的笔触攻击传统思想。”《我走过的道路》(上),第133页。此外,高长虹喜欢写尼采式的诗歌,丘东平在1935年还说:“我的作品中应包含着尼采的强者,马克思的辩证……”转引自《沫若文集(8)》,第394页。  鲁迅到日本后,对尼采发生兴趣,这是事实。当时他“对于德国文学没有什么兴趣……尼采可以算是一个例外,《察拉图斯忒拉如是说》一册多年保存在他书橱里”《鲁迅的故家》,第390页。。早在1907年,他在《文化偏至论》等文章中,就以赞同的态度引用过尼采的一些话。1918...
发布时间: 2019 - 06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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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于1902年4月间到日本留学。他说自己是“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和其他进步留学生一样,鲁迅除学习日文以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并许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庄严誓言,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秋瑾则于1904年去日本,但有说是在旧历三月或四月,有说是在夏天或夏秋间的。最近,看到甲辰年三月二十五日(1904年5月10日)的天津《大公报》,上面说:“秋女士濬卿(秋瑾字濬卿——引用者)邀合同志妇女十余人赴日本留学,闻定于本月杪由京起程。”据此,她到日本的时间,似为阳历五月末。泛海东渡时,她一面感到祖国“日月无光”和家庭“骨肉分离”的悲痛,一面又豪情满怀,投向风起云涌的政治沙场。她一到日本以后,每逢集会,“则抠衣登坛,多所陈说,其词悲感激切,荡人心魂”(《鉴湖女侠秋君墓表》)。秋瑾和鲁迅一样,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感情。鲁迅和秋瑾可能在1904年6月至8月间就见过面,即在鲁迅往仙台以前就相识了。这因为秋瑾在留学时,“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鉴湖女侠秋瑾》)鲁迅呢,据周作人回忆,他们住在中越馆时(1907年、1908年),来客“主要的是陶焕卿、龚未生、陈子英、陶望潮这些人,差不多隔两天总有一个跑来,上天下地的谈上半天……”(《鲁迅的故家》,第334页),而...
发布时间: 2019 - 05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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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了,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封建主义的统治基础。正因此,以后就出现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康有为、陈焕章、林纾等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掀起尊孔复古逆流,正是上述封建政治势力的一种表现。由于五四运动“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这就必然引起封建复古派的顽抗。林纾等人和学衡派、甲寅派的种种活动就都是把矛头针对五四文化革命运动的。  一  林纾在清朝末年,曾是一个有维新思想的人。首先,他大量译述外国文学,开拓了国人的眼界,有助于改变我国一向轻视小说的状况。其次,他主张“兴女学”,讥讽村塾老学究的愚昧昏庸,认为“儿童智慧须开爽,方能凌驾欧人上”。他的译书、他的维新主张,都基于“冀我同胞警醒”这一爱国主义立场。  当然,林纾的本意是改良,为风雨飘摇的清王朝修修补补。但是,迎面而来的却是革命:武昌起义的隆隆炮声宣告清王朝的最后灭亡。这是林纾无法接受的。他说辛亥以后,“闻闻见见,均弗适于余心”;“扪心赖有纲常热,恋主能云犬马痴”。他九次谒陵,表现出对清室的一片愚忠。  如果说,辛亥革命后的活动使得封建文人感到政治上的覆灭,那么,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文化的五四运动,使他们感到在思想学术领域中的地位受到根本的摇撼。严复、刘师培、黄侃、林纾、康有为等人都惶恐不安,拼命挣扎。当中,林纾的表现特别突出。他写信给蔡元培,攻击白话是“引车卖...
发布时间: 2019 - 06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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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他的老师之间,关系最深的是章太炎。1908年跟章氏学《说文解字》等,到1935年、1936年,鲁迅还清晰地记得讲授内容并在《出关》中加以运用。在《鲁迅全集》中,直接提及章太炎的地方就有:《坟》的《题记》,《华盖集》的《补白》,《三闲集》的《在钟楼上》,《花边文学》的《趋时和复古》,《且介亭杂文》的《门外文谈》和《病后杂谈之余》《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名人和名言》,《且介亭杂文末编》的《〈出关〉的“关”》《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集外集》的《序言》,《集外集拾遗》的《又是“古已有之”》。此外,还有1911年7月31日、1916年12月9日、1936年9月25日的《致许寿裳》和1933年6月18日的《致曹聚仁》;《鲁迅日记》记到章太炎的地方有8处。这些地方涉及的史实,《鲁迅全集》大都做了注释,是比较准确、详尽的。但是,也有若干缺漏或欠妥的地方。如《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说章氏“三入牢狱”,《鲁迅全集》(后简称《全集》)的注释认为“可考者为两次”;有人还认为“三入牢狱”为“入狱三年”之误,或者认为把1914年的幽禁于龙泉寺和幽禁于钱粮胡同作为两次入狱。其实,除了1903年、1914年的入狱外,还有一次是1909年3月3日。那是因为《民报》案,章太炎未交罚金,被日本东京“小石川警察署拘留”,当天“章如数完纳罚金,即日释放”(《章太炎吴虞论集》,第77、78...
发布时间: 2019 - 05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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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受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思想的影响,这是事实,他后来和这种思想决裂了,这也是事实。但是,梁启超后来沦为保皇派,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因此,有些同志出于把鲁迅和梁启超划清界限的目的,在论述鲁迅与维新思想的关系时,往往把这关系冲淡,把鲁迅与维新思想决裂的时间提前。有同志甚至认为,鲁迅在南京当学生的时候,就发现维新思想的弊病,这种思想对他的影响就微不足道,而当他到日本以后,即从1902年起,就彻底和维新思想划清界限了。我觉得,这不符合历史实际。  鲁迅在南京读书时,如何批判维新思想,这似乎还没有什么具体的史料。至于他对维新思想感兴趣,例子则是有的,如:一、在学校的阅报处热心看《时务报》旬刊(当时已经停刊,只能看老的了),而且在1932年底,还清楚地记得“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上,看见了《福尔摩斯包探案》的变幻”《祝中俄文字之交》。。二、和“戊戌以后附和维新”的周仲翔(周椒生的次子,是鲁迅的叔辈)“很谈得来,有如朋友”《鲁迅的故家》,第153页。。       到日本以后,鲁迅和维新思想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特别是在1904年以前。  根据有关资料,鲁迅在弘文学院期间,除正课外,所看的书大别为三类:一、世界各国的历史、哲学和文学著作;二、自然科学,如《生理学粹》和《物理新诠》等;三、梁启超所编著的书刊。据有关史料,第三类书刊看得很不...
发布时间: 2019 - 06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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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注意到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1890—1952)是在1921年。这一年的5月28日,爱罗先珂被日本警察逮捕,6月4日被逐,“凤山丸号”往海参崴。日本的报刊对这事很有议论,鲁迅因此“才留心到这漂泊的失明的诗人”(《〈狭的笼〉译者附记》)。7月27日,他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就说到爱罗先珂的《天明前之歌》,考虑购买。8月,爱氏因不能回国而转到哈尔滨。8月30日,鲁迅收到李宗武寄来的日文的《天明前之歌》,他在这天给周作人的信里说:“大打特打之盲诗人之著作已到……似尚佳,……我或将来译之,亦未可定。”10月7日,爱罗先珂经大连到达上海,一面在按摩院工作以维持生活,一面又撰写《枯叶杂记》《世界的火灾》等,同时,还在上海世界语会担任义务教学(据1922年2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2月4日,爱罗先珂参加在西藏路宁波同乡会举行的万国歌舞大会,演出者“有波兰、西班牙、法、俄、韩、日、意大利、中国诸著名音乐歌舞大家”;爱氏演奏了四弦琴(据2月2日、4日的上海《民国日报》)。他还是这个大会的主席,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我们今天开这会的目的,是为苏爱南先生所办的小学校(按:即志民学校)筹款。苏先生虽是一个贫人,但他底心力并不贫乏。……反观中国的富人,他们连中国仅有的一个北京大学还不能维持下去。他们会当资本家,会压迫穷人……绝不肯顾及学校,这班富人真是该死极了!……他们却口口声声说无政府党共产党社会主...
发布时间: 2019 - 05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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