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尼采的学说正在日本风行。这股“尼采热”感染了鲁迅。他之所以赞同和提倡“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个性解放主张，主要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这种主张作为战斗武器，作为自己理解的革命道路，但很明显，这当中包含着鲁迅受尼采等人影响的因素在内。 尼采（1844—1900）在世时比较潦倒，默默无闻，但死后不久，声誉却与日俱增，并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萧伯纳、夏目漱石、森鸥外等，都受过尼采的影响。日本作家想以尼采的“积极”“进取”的精神，作为振兴日本民族的思想武器。在我国，章太炎、郭沫若、茅盾以及高长虹、丘东平等，都曾深受尼采学说的影响。郭沫若在《匪徒颂》中，向尼采、达尔文、哥白尼这些“学说革命的匪徒们”大喊“万岁！万岁！万岁！”茅盾也说：“我那时所以对尼采有兴趣，是因为尼采用猛烈的笔触攻击传统思想。”《我走过的道路》（上），第133页。此外，高长虹喜欢写尼采式的诗歌，丘东平在1935年还说：“我的作品中应包含着尼采的强者，马克思的辩证……”转引自《沫若文集（8）》，第394页。 鲁迅到日本后，对尼采发生兴趣，这是事实。当时他“对于德国文学没有什么兴趣……尼采可以算是一个例外，《察拉图斯忒拉如是说》一册多年保存在他书橱里”《鲁迅的故家》，第390页。。早在1907年，他在《文化偏至论》等文章中，就以赞同的态度引用过尼采的一些话。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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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于1902年4月间到日本留学。他说自己是“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和其他进步留学生一样，鲁迅除学习日文以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并许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庄严誓言，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秋瑾则于1904年去日本，但有说是在旧历三月或四月，有说是在夏天或夏秋间的。最近，看到甲辰年三月二十五日（1904年5月10日）的天津《大公报》，上面说：“秋女士濬卿（秋瑾字濬卿——引用者）邀合同志妇女十余人赴日本留学，闻定于本月杪由京起程。”据此，她到日本的时间，似为阳历五月末。泛海东渡时，她一面感到祖国“日月无光”和家庭“骨肉分离”的悲痛，一面又豪情满怀，投向风起云涌的政治沙场。她一到日本以后，每逢集会，“则抠衣登坛，多所陈说，其词悲感激切，荡人心魂”（《鉴湖女侠秋君墓表》）。秋瑾和鲁迅一样，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感情。鲁迅和秋瑾可能在1904年6月至8月间就见过面，即在鲁迅往仙台以前就相识了。这因为秋瑾在留学时，“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鉴湖女侠秋瑾》）鲁迅呢，据周作人回忆，他们住在中越馆时（1907年、1908年），来客“主要的是陶焕卿、龚未生、陈子英、陶望潮这些人，差不多隔两天总有一个跑来，上天下地的谈上半天……”（《鲁迅的故家》，第334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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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了，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封建主义的统治基础。正因此，以后就出现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康有为、陈焕章、林纾等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掀起尊孔复古逆流，正是上述封建政治势力的一种表现。由于五四运动“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这就必然引起封建复古派的顽抗。林纾等人和学衡派、甲寅派的种种活动就都是把矛头针对五四文化革命运动的。 一 林纾在清朝末年，曾是一个有维新思想的人。首先，他大量译述外国文学，开拓了国人的眼界，有助于改变我国一向轻视小说的状况。其次，他主张“兴女学”，讥讽村塾老学究的愚昧昏庸，认为“儿童智慧须开爽，方能凌驾欧人上”。他的译书、他的维新主张，都基于“冀我同胞警醒”这一爱国主义立场。 当然，林纾的本意是改良，为风雨飘摇的清王朝修修补补。但是，迎面而来的却是革命：武昌起义的隆隆炮声宣告清王朝的最后灭亡。这是林纾无法接受的。他说辛亥以后，“闻闻见见，均弗适于余心”；“扪心赖有纲常热，恋主能云犬马痴”。他九次谒陵，表现出对清室的一片愚忠。 如果说，辛亥革命后的活动使得封建文人感到政治上的覆灭，那么，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文化的五四运动，使他们感到在思想学术领域中的地位受到根本的摇撼。严复、刘师培、黄侃、林纾、康有为等人都惶恐不安，拼命挣扎。当中，林纾的表现特别突出。他写信给蔡元培，攻击白话是“引车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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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他的老师之间，关系最深的是章太炎。1908年跟章氏学《说文解字》等，到1935年、1936年，鲁迅还清晰地记得讲授内容并在《出关》中加以运用。在《鲁迅全集》中，直接提及章太炎的地方就有：《坟》的《题记》，《华盖集》的《补白》，《三闲集》的《在钟楼上》，《花边文学》的《趋时和复古》，《且介亭杂文》的《门外文谈》和《病后杂谈之余》《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名人和名言》，《且介亭杂文末编》的《〈出关〉的“关”》《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集外集》的《序言》，《集外集拾遗》的《又是“古已有之”》。此外，还有1911年7月31日、1916年12月9日、1936年9月25日的《致许寿裳》和1933年6月18日的《致曹聚仁》；《鲁迅日记》记到章太炎的地方有8处。这些地方涉及的史实，《鲁迅全集》大都做了注释，是比较准确、详尽的。但是，也有若干缺漏或欠妥的地方。如《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说章氏“三入牢狱”，《鲁迅全集》（后简称《全集》）的注释认为“可考者为两次”；有人还认为“三入牢狱”为“入狱三年”之误，或者认为把1914年的幽禁于龙泉寺和幽禁于钱粮胡同作为两次入狱。其实，除了1903年、1914年的入狱外，还有一次是1909年3月3日。那是因为《民报》案，章太炎未交罚金，被日本东京“小石川警察署拘留”，当天“章如数完纳罚金，即日释放”（《章太炎吴虞论集》，第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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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受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思想的影响，这是事实，他后来和这种思想决裂了，这也是事实。但是，梁启超后来沦为保皇派，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因此，有些同志出于把鲁迅和梁启超划清界限的目的，在论述鲁迅与维新思想的关系时，往往把这关系冲淡，把鲁迅与维新思想决裂的时间提前。有同志甚至认为，鲁迅在南京当学生的时候，就发现维新思想的弊病，这种思想对他的影响就微不足道，而当他到日本以后，即从1902年起，就彻底和维新思想划清界限了。我觉得，这不符合历史实际。 鲁迅在南京读书时，如何批判维新思想，这似乎还没有什么具体的史料。至于他对维新思想感兴趣，例子则是有的，如：一、在学校的阅报处热心看《时务报》旬刊（当时已经停刊，只能看老的了），而且在1932年底，还清楚地记得“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上，看见了《福尔摩斯包探案》的变幻”《祝中俄文字之交》。。二、和“戊戌以后附和维新”的周仲翔（周椒生的次子，是鲁迅的叔辈）“很谈得来，有如朋友”《鲁迅的故家》，第153页。。 到日本以后，鲁迅和维新思想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特别是在1904年以前。 根据有关资料，鲁迅在弘文学院期间，除正课外，所看的书大别为三类：一、世界各国的历史、哲学和文学著作；二、自然科学，如《生理学粹》和《物理新诠》等；三、梁启超所编著的书刊。据有关史料，第三类书刊看得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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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注意到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1890—1952）是在1921年。这一年的5月28日，爱罗先珂被日本警察逮捕，6月4日被逐，“凤山丸号”往海参崴。日本的报刊对这事很有议论，鲁迅因此“才留心到这漂泊的失明的诗人”（《〈狭的笼〉译者附记》）。7月27日，他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就说到爱罗先珂的《天明前之歌》，考虑购买。8月，爱氏因不能回国而转到哈尔滨。8月30日，鲁迅收到李宗武寄来的日文的《天明前之歌》，他在这天给周作人的信里说：“大打特打之盲诗人之著作已到……似尚佳，……我或将来译之，亦未可定。”10月7日，爱罗先珂经大连到达上海，一面在按摩院工作以维持生活，一面又撰写《枯叶杂记》《世界的火灾》等，同时，还在上海世界语会担任义务教学（据1922年2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2月4日，爱罗先珂参加在西藏路宁波同乡会举行的万国歌舞大会，演出者“有波兰、西班牙、法、俄、韩、日、意大利、中国诸著名音乐歌舞大家”；爱氏演奏了四弦琴（据2月2日、4日的上海《民国日报》）。他还是这个大会的主席，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我们今天开这会的目的，是为苏爱南先生所办的小学校（按：即志民学校）筹款。苏先生虽是一个贫人，但他底心力并不贫乏。……反观中国的富人，他们连中国仅有的一个北京大学还不能维持下去。他们会当资本家，会压迫穷人……绝不肯顾及学校，这班富人真是该死极了！……他们却口口声声说无政府党共产党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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