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谈刘文典被蒋介石拘押的问题《关于鲁迅》在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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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鲁迅前期的思想时，人们都很重视《热风》中的《“来了”》和《“圣武”》这两篇杂感。前者提到列宁政府和过激主义（这是日本反动派为攻击布尔什维克主义而造出的贬义词）；后者则说：从俄国来看，“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人们往往根据这些话，阐述鲁迅从十月革命所受的影响，论证他对社会主义、对苏俄的仰慕心情；似乎鲁迅当时已经正面地歌颂苏俄的十月革命是“新世纪的曙光”，其意思和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相同。 说1919年写的《“来了”》和《“圣武”》表现了鲁迅对十月革命的仰慕心情，我想，这是有道理的。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鲁迅所说的“新世纪的曙光”，其意义和某些论文的理解有出入。这是因为紧接着“新世纪的曙光”之后就是：“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可见，鲁迅是从个性解放的主张出发来总结经验的。他从十月革命、从“有主义的人民”身上，看出的仍然是“掊物质而张灵明”的重要意义。他当时实际上是认为俄国人民“有主义”，也就是说个性比较解放，因此革命成功了；我们学习他们，就要“抬起头”，即要“张灵明”（解放个性），否则，“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这因为他当时认为，只有拂去“物欲”（即在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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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革命文学的问题，以前就提到了。早在1923年5月，郭沫若在《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一文中就曾经揭示过“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毒龙”“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但是，在以前，革命文学运动还没有兴起。——这当中的原因大约有三点： 一、提倡者本人的思想认识并不十分明确。例如郭沫若就说过：“在五卅工潮的前后，他们之中的一个，郭沫若，把方向转变了。……创造社大部分的分子，并未转换过来，即是郭沫若的转换，也是自然发生性的，并没有十分清晰的目的意识。”（《创造社论》，第76、77页） 二、提倡者正从事实际的革命政治活动，没有时间进行艺术创作。像郭沫若、成仿吾等人都担负有政治工作任务。所以，在当时的广东，虽然有了“革命文学”这个名称，但并没有什么作品出现。至于在上海，即连这个名称也还没有通行起来。 三、更重要的是：客观现实还没有具备产生革命文学运动的基础，人们还没有接受这一运动的思想准备。 但是，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特别是北伐战争开始和失败以后，情形就不同。那时，由于革命斗争的锻炼，人民群众对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思想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从读者和作者来说，都自觉地感到文学与革命之间的紧密关系。 北伐革命失败以后，1927年末和1928年初，革命文学运动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声势。当时许多作家和大批爱好文学的青年都从实际的政治工作、军事工作的岗位上退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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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刘文典，都是章太炎的学生。刘字叔雅，安徽合肥人，生于1890年关于刘的出生年月，据他所填的简历，为1889年12月，但据刘的亲属说，他属虎，生于旧历十一月十九日，即新历1890年12月30日。这与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及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的说法均不同。，1958年卒于云南大学。他们在日本时没有见过面，是在北京大学教书时才认识的。刘说自己和鲁迅“是少年同门，中年同事，比泛泛的朋友稍要亲密些”。鲁迅在著述中曾五次提到刘文典：见于《鲁迅日记》（后简称《日记》）中三次（两次见面，一次购买刘所著《淮南鸿烈集解》），见于《鲁迅致许广平书简》一次，见于《二心集•知难行难》一次。《知难行难》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几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1949年7月11日，刘在演讲中说这是鲁迅对自己的“嘉奖”。新版《鲁迅全集》在注释中说：“刘文典……曾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等职。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他因安徽大学学潮被蒋介石召见时，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被蒋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拘押，同年十二月获释。”其实，这与事实有点出入。1956年，云南大学中文系在编辑《鲁迅逝世廿周年纪念特刊》时曾向刘文典约稿，并把鲁迅著述中提及刘的地方摘录下来，供他参考。刘曾对学生说：被拘押根本不是因为称先生、不叫主席的问题，而是因为他在谈话时对蒋介石有所顶撞。刘是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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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思想发展经过质变，关于质变发生的时间，我同意1927年说。自然，在质变发生以前，有长时间的思想变化的量的积累。量的变化，那是早就发生的，但是，从1925年开始，思想的量变的步伐，才越来越加快。 1927年9月4日，鲁迅在《答有恒先生》中曾说：离开厦门的时候，他的思想已经有所改变，但“这种变迁的径路，说起来太烦，姑且略掉罢，我希望自己将来或者会发表”。可惜，鲁迅在后来并没有详细谈到这个问题。下面，姑且按照我的一些理解，来谈谈鲁迅从1925年至1927年间的思想变迁的径路吧。 第一，从鲁迅对社会现状的认识来看。 在1925年，鲁迅说：“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两地书》第四封信）这说明当时他对现状的认识不很明确，对问题拿得不很实在，这反映在行动上有时就举棋不定，好似站在十字路口，虽然可走的路很多，但不知应向哪里起步。他说：“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两地书》第二封信）。 1926年9月4日，他到达厦门。鲁迅很快就发现厦门大学的“中枢是‘钱’，绕着这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没有希望的”（《鲁迅书信集》，第125页）。他的眼光一再注视着北伐革命，说“此地北伐顺利的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两地书》第四十一封信），有关北伐的“消息很好，……即使要打折扣，情形很好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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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11日晚，刘文典教授应云南大学文史系之约，在学校泽清堂做了两小时的讲演，讲题为《关于鲁迅》。这在听众中，在当地文化界引起相当大的反响。在20天不到的时间里，据所见，昆明的报纸就发表了20多篇文章进行讨论、批评所发表的文章为：《刘文典谈鲁迅》《听刘文典讲〈关于鲁迅〉》《论废话一堆》《矛与盾》《鲁迅•“国宝”•坤伶》《与无论什么人》《献给刘文典先生》《斥刘文典的〈关于鲁迅〉》《鲁迅底〈药〉及〈中国小说史略〉》《呜呼，“国宝”！》《关于刘文典教授的〈关于鲁迅〉》《铜像显圣》《杂想一篇》《警惕刘文典嘴里的毒液》《刘文典为什么要讲〈关于鲁迅〉》《话说刘教授》《谈鲁迅的思想生活与创作》《庄子教授升天坠地记》《论吃死人的人》《如此“学者”》《给国宝给苍蝇们！》《关于也谈〈关于鲁迅〉》《鲁迅与刘叔雅》《世象杂收》《谈空前与绝后》《人咬狗》《杂谈百家争鸣》《与刘叔雅先生论鲁迅》《也谈〈关于鲁迅〉》。《恶战捧踢者》《总击顽固份子的文化传声筒》《三字经——关于刘文典教授讲〈关于鲁迅〉》《揭穿学术扒手苍蝇教授之类的真面目》《敬质观察报副刊编者》。刘文典教授的讲演记录并没有在报刊上发表。根据报上的介绍和有关文章的引述，他之所以被批评甚至被批判，是由于下列的原因。一、刘认为鲁迅的小说“有不少的疵点”（7月12日《大观晚报》），具体地说就是：甲、“我们中国的革命小说革命到《金瓶梅》，可以说革命到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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