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下文简称为“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革命文学团体，鲁迅是它的旗手和盟主。 一、鲁迅参加“左联”的筹备筹组“左联”的任务，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到1929年底，我们已经有了七万工农红军和大小十五块根据地，这就要求在文化战线上也有自己的队伍和团体。于是，党提出把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影响下的作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左翼作家的统一组织。 鲁迅积极地参加了筹备——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可以把他从1928年开始的翻译工作也包括进去。 在革命文学的论争过程中，鲁迅大量地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如《文艺政策》《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以及帮助、支持冯雪峰出版“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等。鲁迅做这些工作很自觉，把它和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窃火给人间相比，说这是“从别国里窃得火来”。他后来曾说：“去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的成立，是一件重要事实。因为这时已经输入了蒲力汗诺夫，卢那卡尔斯基等的理论，给大家能够互相切磋，更加坚实而有力。”正是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人们在党的领导下统一了思想认识，使“左联”的成立成为可能。 1929年10~11月间，冯雪峰受党的委托，找鲁迅谈有关“左联”的筹组问题。鲁迅多次参加商议，表示赞同联合对敌的意见；主张在团体名称上加上“左翼”二字，使旗帜更加鲜明，并提出邀约郁达夫一起为发起人；审阅《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底理论纲领》等。 大家知道，从1928年开始，创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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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鲁迅早期思想的时候，往往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鲁迅何时开始接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这个问题和他何时购买并阅读《天演论》有直接关系。《天演论》即英国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一书前面两篇文章的译述，译述者为严复。《天演论》的版本，最早是陕西味经售书处的刻本，时间约为1894年或1895年，后经修改，于1898年正式出版。鲁迅在《朝花夕拾•琐记》中，说到他购读《天演论》的情况：转学到矿务铁路学堂以后——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鲁迅何时购读《天演论》？对此不少同志都是以《琐记》为根据做出回答的。如果是一般的论述，可以笼笼统统地说：鲁迅是在南京的时候，购买并阅读了《天演论》的。可是，如果要把这史实系年，像编鲁迅年谱的时候，分歧就出来了。我所看到的11种有关鲁迅的论著和研究资料，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认为鲁迅是1898年购读《天演论》的，两种；认为是1899年的，七种；认为是1900年的，一种；主张是在1901年购读的，一种。做出上述判断的同志，多半是根据《琐记》。为什么同是根据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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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文学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和革命家。在针对敌人营垒和敌对思想的斗争中，他非常重视战斗艺术。在书信和杂文等当中，他多次谈自己的战略和策略。首先，他认为要敢于斗争，“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在他的晚年，虽然他病况很重，体重才70多市斤，“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但是他的斗争仍十分的勇猛。他大义凛然，穷追猛打，不管是敌人的明枪，也不管是“朋友”的暗箭；不管是无耻的恫吓，也不管是凶残的暗杀，都丝毫不能动摇他的斗志。其次，他认为对战斗不要掉以轻心，要稳扎稳打，不应盲目冒进。他既重视那些“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也着重研究阴面的五花八门的战法，甚至在写小说时，他也留意斗争的策略，极力避免发生副作用，他说： 古今文坛消息家，往往以为有些小说的根本是在报私仇，所以一定要穿凿书上的谁，就是实际上的谁。为免除这些才子学者们的白费心思，另生枝节起见，我就用“赵太爷”，“钱太爷”，是《百家姓》上最初的两个字……还有排行，因为我是长男，下有两个兄弟，为预防谣言家的毒舌起见，我的作品中的坏脚色，是没有一个不是老大，或老四，老五的。《鲁迅全集（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页。 人们对鲁迅的战斗艺术历来是相当重视的，周恩来曾说，鲁迅“是一个最好的战斗的战略家，又是一个最好的文艺的战略家”。陈毅说，鲁迅的“打击方向准，是非严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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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人民出版社于今年六月间出版的云南省初中试用课本《语文》第一册上，收有鲁迅致山本初枝夫人的两封信。第二封信，《语文》第一册根据197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书信选》，说是写于1934年7月11日。在这以前，1952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鲁迅书简补遗》一书，也说这封信是鲁迅在1934年写的。这些书所标的写信年份似乎不对。譬如这封信说“《明日》第四号亦已收到”，可是，早在1933年9月29日，鲁迅就收到山本初枝所寄赠的《明日》第五号了（见《鲁迅日记》，第944页）。如果这封信确写于1934年，那么就会使人发生怀疑：为什么《明日》第五号在第四号之前十个月就已收到呢？从第二封信所谈的一些内容来看，也并不发生在1934年。如“他们现在制造了谣言，说我已经逃到青岛去了”，这就是指反动刊物《社会新闻》第四卷第一期（1933年7月3日出版）上的恶毒污蔑。它们说“上海暗杀之风甚盛”，文人“胆子最小而脚步最快”，进而造谣攻击鲁迅“以避暑为名离开了上海”，“赴青岛”去了。在《伪自由书•后记》里，鲁迅就把这谣言录下来示众。又如信中说“现在正收到增田君写来的信，和他自己画的庭院，书斋和孩子的画”，这就是指1933年7月11日收到的增田涉四日写、六日发的信。鲁迅在当天的回信中就说到增田所画的庭院和关于他的孩子“木实君的画像”（参看《鲁迅致增田涉书信选》，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第131页）。如果鲁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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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在这三家之中，我觉得思想家是更为基本的，这因为：一、鲁迅作为伟大革命家的特点，不是拿起刀枪去冲锋陷阵，也不是组织和领导一场军事斗争，而是勇敢地承担和很好地完成了文化思想领域内的革命任务。二、鲁迅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强调文艺的革命功利主义目的，主张“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论睁了眼看》，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0页。；“就是我的小说，也是论文；我不过探用了短篇小说的体裁罢了”《鲁迅与抗日战争》，战时出版社1937年版，第64页。。因此，他的小说的不少特点，是和伟大思想家的这一身份密切不可分的。世界观对作家的创作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它影响甚至是决定作家对主题的掌握和表现、对人物形象的选择和描写，等等。如果离开了鲁迅的思想实际，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认识鲁迅的小说创作。 鲁迅创作《呐喊》和《彷徨》时的思想，自然相当复杂。我想大致应该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以革命民主主义为基本内容的爱国主义思想；二、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因素的进化论思想；三、以改造社会为目的的个性解放思想。在这三方面中，爱国主义思想是他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为了祖国的独立和繁荣，为了“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他才批判地接受进化论思想和有针对性地宣传个性解放的主张；他把这些思想作为实现爱国主义宏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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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第一个表述出下面的正确思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妇女解放的程度，都可以作为一般社会解放的尺度。可见，关心社会解放的人，应该注意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妇女的问题。 革命民主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的鲁迅，对妇女问题十分重视。除了杂文以外，鲁迅在《祝福》《明天》《伤逝》《离婚》等小说中，描绘了一系列的鲜明的妇女形象。他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妇女的思想、感情、命运的表现来解剖旧中国的社会。 中国的妇女，在当时，受着以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为代表的全部封建宗法社会的思想和制度的束缚，她们是奴隶的奴隶。她们受的是最深重的精神的残害，过的是最痛苦的生活。 她们的痛苦远远地超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妇女。譬如娜拉，她只要有钱，就能解决出走以后的问题，可是，对当时中国农村的妇女来说，钱并不能帮助她们摆脱痛苦的命运。我们试看《祝福》中的祥林嫂，她辛辛苦苦地积蓄了十二元鹰洋；这总算“有钱”了吧，可是，又抵什么用呢！除了在土地庙捐上一条门槛以外，连祭祀时拿酒杯、筷子的权利也没有买到。 鲁迅在《祝福》里面刻画了这个勤劳、善良的农妇的不幸遭遇和结果。这作品的气氛是那样的冷冽，仿佛令人掉到冰窟里去似的；但它又是那样的热烈，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明显地感到作者的痛苦和愤激的心情，听到他那革命人道主义的良心的跳动。 《狂人日记》揭发了人吃人的历史真相。《祝福》对人吃人的血腥事实做了十分真实、细致的描写。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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