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写于1925年10月。经过漫长岁月的考验，它在思想和艺术上，对我们仍有很大的影响。 小说写涓生和子君由相爱而同居；后来，因为环境的压迫和他们自身的弱点，终于被迫离散——子君返回封建家庭，在父亲“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之下死去，而涓生则挣扎地活着，想在新的生路上“跨出那第一步”而不能够。这个故事经过的时间约一年：他们在紫藤花开的春天相爱，春夏间同居，冬春之交分手；第二年初春，子君已经死去，涓生面对物是人非的环境，深深地感到寂寞和空虚，他自我忏悔，想有所作为。这故事发生在五四运动以后不久。那时，新思潮已经跨洋过海，来到中国，但是旧的势力还盘根错节，相当顽固。五四运动的风雷，把涓生、子君召唤出来，但时代并没有为他们提供明确的新路。“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人们的幻想、挣扎、颓唐、苦闷、彷徨，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涓生和子君乃是“五四”的儿女。他们的婚姻悲剧，其意义超出了婚姻的范围，有深广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社会原因。但是，从《伤逝》所提供的情节、细节来看，这一悲剧应主要从他们的思想性格上来加以认识。 从思想性格来看，他们是又刚强又软弱。刚强，这是说他们勇于求索、斗争；软弱，这表现为他们在困难面前的退缩、颓唐。这两个方面，在当时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比较普遍，是既统一而又矛盾的。 在追求婚姻自主的时候，子君不愧为一个英勇的战士。不管有多么大的压力，她仍然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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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小说写陈士成从看秀才考榜到精神失常、落水而死的经过。清政府在1905年被迫宣布：1906年起废除科举制度。因此，《白光》的故事发生在1905年以前。 陈士成执着地迷恋科举之路。童生考秀才，要经过县试、府试、院试三场，他似乎都在首轮县试中被淘汰。可是，功名利禄的观念像毒蛇一样缠着他，因此三年一次的考试，他坚持了16次，岁月已使他头发斑白，灯下攻读又劳累得两眼红肿。40多年来，他舍命赶考并一次又一次地构想自己的美好前程：“隽了秀才，……一径联捷上去，……绅士们既然千方百计的来攀亲，人们又都像看见神明似的敬畏……屋宇全新了，门口是旗杆和扁额……” 但是，第16次的落第给他以极为沉重的打击；精神彻底崩溃，陷入了痴癫的状态。两眼“发出古怪的闪光”，“眼光格外的闪烁”：这正是精神病人的一种特征。由于心理变态，他觉得学童“脸上都显出小觑他的神色”，“连一群鸡也正在笑他”，甚至死人的下巴骨也“索索的动弹起来”，“笑吟吟的显出笑影”，嘲笑他“这回又完了！” 在过去，当考试屡遭挫折时，他曾转而幻想发财，在自己的房子里多次发掘，希望能挖到传说中祖先埋下的大宗银子。如今，他从过去的精神一时飘忽发展到出现幻觉，似乎看到了作为银子的标记的白光。于是，他“狮子似的”走进房里去，“狮子似的”去拿锄头。这“勇猛”的行动活现出他追求财富的贪婪。他不仅在家里挖，还追逐那幻觉里出现的城外的“浩大闪烁的白光”，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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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秋夜》的时候,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而新的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进行改组，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实行国共合作；以广州为中心，革命力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当时的北京则是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的巢穴，反动势力真是盘根错节。鲁迅当时在北京，他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揭露和批判，在实质上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息息相关。但是，他还没有能自觉地意识到这种联系，在1932年他曾回忆这段时间的情况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自选集〉自序》。正因此，《秋夜》一方面歌颂了枣树勇往直前、坚忍不拔的战斗精神；另一方面又流露出某些孤军奋战的彷徨情绪。 在《秋夜》里，以天空为首的一方，包括星星、繁霜、月亮等，是反动的势力。那摧残大地郁郁生机的天空，在玩弄着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法，它在“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使得草木凋残，呈现一片萧条的气氛。这微笑，乃是假象，遮掩着天空阴险狠毒的心肠。鲁迅说过：“我……看见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看见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碰壁之后》。天空口角上的微笑和杀人者的微笑在实质上是相同的。 那企图“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的“奇怪而高”的夜空，装出一副笑吟吟的“自以为大有深意”的样子，似乎很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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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战士》写于1925年12月14日。鲁迅说：这篇“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的。 这里所说的军阀主要是指皖系军阀段祺瑞。1924年1月，段任军阀政府的“临时执政”，对外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对内反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反对进步的孙中山和爱国的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十分反动。鲁迅把段祺瑞等统治的年月称为“可诅咒的时代”，把他们势力范围下的区域称为“可诅咒的地方”，加以严厉的挞伐。 这里所说的文人学士，主要指章士钊、胡适、杨荫榆、陈源、徐志摩等。章士钊当时是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杨荫榆是下了台的女师大校长，但本身原也是“文人学士”。他们或者禁止北京学生纪念“五七国耻”；或者不准哀悼孙中山的逝世，诬蔑什么共产共妻；或者攻击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行动，是什么“分裂与猜忌的现象”。总而言之，他们当时投身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怀抱里，甘心为虎作伥。鲁迅斥责这一伙“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这样的战士》无情地剥下他们“学者、文士、长者”和“学问、道德、国粹”的画皮，揭露他们的反动手法，像用照妖镜照住一样，使他们无法遁形。 1925年3月23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曾说：“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但正在准备毁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只可惜数目太少。”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样的战士》的思想内容。鲁迅把文人学士为之效劳的军阀统治下的王国，比作必须打破的漆黑染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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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遐寿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谈到，鲁迅往日本留学时，带去的书籍中包括下面三种：《科学丛书》第一集十本，《日本新政考》二本，《和文汉读法》一本。 关于《日本新政考》，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等合编的《鲁迅在南京》中有这样的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当时曾引起国内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的兴趣，黄遵宪曾编写过《日本国志》一书。康有为编写了一本《日本明治变政考》。鲁迅行囊中的这本书，大约就是康有为的《日本明治变政考》。”（第173页）这介绍不确切。鲁迅所携带出国的并不是康有为的这本书，而是刑部主事顾厚焜从光绪十三年十月（1887年11月）至十四年三月（1888年5月）在日本所写的两本考察报告。 我所见到的《日本新政考》收在《西政丛书》里，是“光绪丁酉（1897年）仲夏慎记书庄石印”本。该书单面印刷，每页两版，共二卷，分订两册，和周作人日记中所记的“《日本新政考》二本”相符；卷一为《西政丛书》的第二十五册，共三十六页；卷二为《西政丛书》的第二十六册，共三十八页。但是，也有些版本是把卷一和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合订在一起，作为丛书的第二十五册的。 《日本新政考》共分九部，即：洋务、财用、陆军、海军、考工、治法、纪年、爵禄、舆地；部以下还有细目。有同志认为“购备了《日本新政考》，这表明青年鲁迅对明治维新的研究兴趣”（《鲁迅在南京》，第105页）。这也不很确切。鲁迅对明治维新是有兴趣的，但和这本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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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1902年到日本留学的。当时我国留日学生的数目，在有关著述中的说法很不一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年谱》上册认为1902年，“我国留日学生已由去年数百人激增至二三千人”（第44页）；《辛亥革命前的鲁迅先生》则认为各省留日学生，“到了一九〇一年一九〇二年”“增至数千人”（第40页）；《鲁迅传略》也认为“一九〇一年以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下子由几百人增至几千人”（第15页）；《鲁迅年谱（试编）》所说的中国留日学生数最高，多达八千余人。 这些著述都把当时留日学生的数目夸大了，和事实有较大出入。像八千这个数字，出使日本大臣杨枢的《密陈学生在东情形折》中提到过。他说：“奴才初抵任时，在东官费自费学生仅逾千人，日增月盛，迄于今日已至八千余人。”（《教育世界》第121号）但这是1906年初的统计数目，而且也可能不很准确。因为当时的统计方法不科学。八千余人云云，不只包括在校学生，而且还可能包括随父母在日本居住的青少年、已到日本而还未正式入校的人员、游历者以至还包括毕业后已回国的学生（像《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的调查表，就包括已毕业回国者九十六人在内）。如果据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1906年12月6日）出版的《学部官报》所公布的数目，当时的在校学生才5418人，加上已到日本而尚未入学的人数，也才6883人，和八千余人的数字还相差较大。杨枢是1903年6月15日任出使日本大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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