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纪念 News
学鲁文存
《伤逝》写于1925年10月。经过漫长岁月的考验,它在思想和艺术上,对我们仍有很大的影响。  小说写涓生和子君由相爱而同居;后来,因为环境的压迫和他们自身的弱点,终于被迫离散——子君返回封建家庭,在父亲“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之下死去,而涓生则挣扎地活着,想在新的生路上“跨出那第一步”而不能够。这个故事经过的时间约一年:他们在紫藤花开的春天相爱,春夏间同居,冬春之交分手;第二年初春,子君已经死去,涓生面对物是人非的环境,深深地感到寂寞和空虚,他自我忏悔,想有所作为。这故事发生在五四运动以后不久。那时,新思潮已经跨洋过海,来到中国,但是旧的势力还盘根错节,相当顽固。五四运动的风雷,把涓生、子君召唤出来,但时代并没有为他们提供明确的新路。“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人们的幻想、挣扎、颓唐、苦闷、彷徨,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涓生和子君乃是“五四”的儿女。他们的婚姻悲剧,其意义超出了婚姻的范围,有深广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社会原因。但是,从《伤逝》所提供的情节、细节来看,这一悲剧应主要从他们的思想性格上来加以认识。  从思想性格来看,他们是又刚强又软弱。刚强,这是说他们勇于求索、斗争;软弱,这表现为他们在困难面前的退缩、颓唐。这两个方面,在当时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比较普遍,是既统一而又矛盾的。  在追求婚姻自主的时候,子君不愧为一个英勇的战士。不管有多么大的压力,她仍然无畏...
发布时间: 2019 - 06 - 22
浏览次数:55
这篇小说写陈士成从看秀才考榜到精神失常、落水而死的经过。清政府在1905年被迫宣布:1906年起废除科举制度。因此,《白光》的故事发生在1905年以前。  陈士成执着地迷恋科举之路。童生考秀才,要经过县试、府试、院试三场,他似乎都在首轮县试中被淘汰。可是,功名利禄的观念像毒蛇一样缠着他,因此三年一次的考试,他坚持了16次,岁月已使他头发斑白,灯下攻读又劳累得两眼红肿。40多年来,他舍命赶考并一次又一次地构想自己的美好前程:“隽了秀才,……一径联捷上去,……绅士们既然千方百计的来攀亲,人们又都像看见神明似的敬畏……屋宇全新了,门口是旗杆和扁额……”  但是,第16次的落第给他以极为沉重的打击;精神彻底崩溃,陷入了痴癫的状态。两眼“发出古怪的闪光”,“眼光格外的闪烁”:这正是精神病人的一种特征。由于心理变态,他觉得学童“脸上都显出小觑他的神色”,“连一群鸡也正在笑他”,甚至死人的下巴骨也“索索的动弹起来”,“笑吟吟的显出笑影”,嘲笑他“这回又完了!”  在过去,当考试屡遭挫折时,他曾转而幻想发财,在自己的房子里多次发掘,希望能挖到传说中祖先埋下的大宗银子。如今,他从过去的精神一时飘忽发展到出现幻觉,似乎看到了作为银子的标记的白光。于是,他“狮子似的”走进房里去,“狮子似的”去拿锄头。这“勇猛”的行动活现出他追求财富的贪婪。他不仅在家里挖,还追逐那幻觉里出现的城外的“浩大闪烁的白光”,最...
发布时间: 2019 - 06 - 22
浏览次数:53
写《秋夜》的时候,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而新的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进行改组,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实行国共合作;以广州为中心,革命力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当时的北京则是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的巢穴,反动势力真是盘根错节。鲁迅当时在北京,他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揭露和批判,在实质上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息息相关。但是,他还没有能自觉地意识到这种联系,在1932年他曾回忆这段时间的情况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自选集〉自序》。正因此,《秋夜》一方面歌颂了枣树勇往直前、坚忍不拔的战斗精神;另一方面又流露出某些孤军奋战的彷徨情绪。  在《秋夜》里,以天空为首的一方,包括星星、繁霜、月亮等,是反动的势力。那摧残大地郁郁生机的天空,在玩弄着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法,它在“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使得草木凋残,呈现一片萧条的气氛。这微笑,乃是假象,遮掩着天空阴险狠毒的心肠。鲁迅说过:“我……看见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看见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碰壁之后》。天空口角上的微笑和杀人者的微笑在实质上是相同的。  那企图“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的“奇怪而高”的夜空,装出一副笑吟吟的“自以为大有深意”的样子,似乎很了不起了...
发布时间: 2019 - 06 - 26
浏览次数:57
《这样的战士》写于1925年12月14日。鲁迅说:这篇“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的。  这里所说的军阀主要是指皖系军阀段祺瑞。1924年1月,段任军阀政府的“临时执政”,对外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对内反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反对进步的孙中山和爱国的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十分反动。鲁迅把段祺瑞等统治的年月称为“可诅咒的时代”,把他们势力范围下的区域称为“可诅咒的地方”,加以严厉的挞伐。  这里所说的文人学士,主要指章士钊、胡适、杨荫榆、陈源、徐志摩等。章士钊当时是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杨荫榆是下了台的女师大校长,但本身原也是“文人学士”。他们或者禁止北京学生纪念“五七国耻”;或者不准哀悼孙中山的逝世,诬蔑什么共产共妻;或者攻击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行动,是什么“分裂与猜忌的现象”。总而言之,他们当时投身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怀抱里,甘心为虎作伥。鲁迅斥责这一伙“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这样的战士》无情地剥下他们“学者、文士、长者”和“学问、道德、国粹”的画皮,揭露他们的反动手法,像用照妖镜照住一样,使他们无法遁形。  1925年3月23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曾说:“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但正在准备毁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只可惜数目太少。”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样的战士》的思想内容。鲁迅把文人学士为之效劳的军阀统治下的王国,比作必须打破的漆黑染缸。...
发布时间: 2019 - 06 - 26
浏览次数:73
周遐寿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谈到,鲁迅往日本留学时,带去的书籍中包括下面三种:《科学丛书》第一集十本,《日本新政考》二本,《和文汉读法》一本。  关于《日本新政考》,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等合编的《鲁迅在南京》中有这样的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当时曾引起国内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的兴趣,黄遵宪曾编写过《日本国志》一书。康有为编写了一本《日本明治变政考》。鲁迅行囊中的这本书,大约就是康有为的《日本明治变政考》。”(第173页)这介绍不确切。鲁迅所携带出国的并不是康有为的这本书,而是刑部主事顾厚焜从光绪十三年十月(1887年11月)至十四年三月(1888年5月)在日本所写的两本考察报告。  我所见到的《日本新政考》收在《西政丛书》里,是“光绪丁酉(1897年)仲夏慎记书庄石印”本。该书单面印刷,每页两版,共二卷,分订两册,和周作人日记中所记的“《日本新政考》二本”相符;卷一为《西政丛书》的第二十五册,共三十六页;卷二为《西政丛书》的第二十六册,共三十八页。但是,也有些版本是把卷一和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合订在一起,作为丛书的第二十五册的。  《日本新政考》共分九部,即:洋务、财用、陆军、海军、考工、治法、纪年、爵禄、舆地;部以下还有细目。有同志认为“购备了《日本新政考》,这表明青年鲁迅对明治维新的研究兴趣”(《鲁迅在南京》,第105页)。这也不很确切。鲁迅对明治维新是有兴趣的,但和这本书的...
发布时间: 2019 - 06 - 12
浏览次数:72
鲁迅是1902年到日本留学的。当时我国留日学生的数目,在有关著述中的说法很不一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年谱》上册认为1902年,“我国留日学生已由去年数百人激增至二三千人”(第44页);《辛亥革命前的鲁迅先生》则认为各省留日学生,“到了一九〇一年一九〇二年”“增至数千人”(第40页);《鲁迅传略》也认为“一九〇一年以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下子由几百人增至几千人”(第15页);《鲁迅年谱(试编)》所说的中国留日学生数最高,多达八千余人。  这些著述都把当时留日学生的数目夸大了,和事实有较大出入。像八千这个数字,出使日本大臣杨枢的《密陈学生在东情形折》中提到过。他说:“奴才初抵任时,在东官费自费学生仅逾千人,日增月盛,迄于今日已至八千余人。”(《教育世界》第121号)但这是1906年初的统计数目,而且也可能不很准确。因为当时的统计方法不科学。八千余人云云,不只包括在校学生,而且还可能包括随父母在日本居住的青少年、已到日本而还未正式入校的人员、游历者以至还包括毕业后已回国的学生(像《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的调查表,就包括已毕业回国者九十六人在内)。如果据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1906年12月6日)出版的《学部官报》所公布的数目,当时的在校学生才5418人,加上已到日本而尚未入学的人数,也才6883人,和八千余人的数字还相差较大。杨枢是1903年6月15日任出使日本大臣的,...
发布时间: 2019 - 06 - 12
浏览次数:79
Copyright ©2018 - 2021 彦山学堂
您是第 位访问本站,谢谢您的关注!
犀牛云提供云计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