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亚洲周刊》2018年9月30日
文/黄宇翔、吕畅能、邹雯雅、林威龙、邓善宜
香港人均所得位列亚洲前茅，却有约万名低收入长者在街头捡拾纸皮，赚取微薄的生活费。拾荒老人的悲歌，不仅折射香港贫富悬殊尖锐，也暴露香港人缺乏全民退休保障的痛苦。香港政府坐拥巨额储备，却长期以「积极不干预」的思维，拒绝实施全民退保。八九十岁拾荒老人的身影，成为香港耻辱的印记。
香港作为著名的「东方之珠」，以现代化的高效率知名，被视为现代都市的象征。但谁也没有想到东方明珠整洁街道背后，是数以万计的拾荒老人，他们穿梭在横街窄巷之间，周旋于嘈杂的车辆、人群之间，步履蹒跚地推着充满铁锈的手推车，上面堆着比他们还高的「纸皮」（压扁了的纸箱），有时他们还要拖着疲乏的身躯，在斜坡上吃力蠕行。
这些拾荒老人是香港回收业的中坚，由他们进行最原始的废料回收，尔后才由回收商进行下一步的再造。很多七八十岁的老人，却常常会受到回收商的欺压，借故少给一点的回收价钱。
一般游客、香港人走在街头，很容易就看见拾荒老人的身影，拾荒老人可说是香港一块耻辱的标记。综观亚洲人均生产总值如香港这般的城市，如台北、东京，以至中国大陆的深圳、上海，也没有这样大规模的拾荒老人现象。香港作为国际都会，却遍地拾荒老人，不啻是钉在香港政府管治能力的耻辱柱上的标记。这些拾荒老人大多六十岁以上，最老的拾荒老人甚至已达九十六岁，尽管香港是全球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却让他们工作毕生，仍无法度过有体面的晚年，在疲病交加、风吹雨打化际，仍辗转在街头工作、「执纸皮」。
国际都市VS绝望贫穷
香港人均生产总值以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六万四千美元，全球排在第九位，与瑞士、瑞典这些先进国家比肩。同时，香港贫富悬殊问题却极为严峻，二零一六年，基尼系数就达到零点五三九，同样位居世界「前列」，排在全球十一位，竟与津巴布韦、海地等为伍。香港在多项「自由经济体」评比，位列榜首，代价就是政府对贫穷问题的不作为，没有积极地介入到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基尼系数达到零点四就是警戒线，代表社会容易处于严重的阶级对立之中，香港基尼系数在这些年来持续接近零点六的「极高」水平，没有扭转的迹象，就代表香港阶级矛盾处于前所未有的高度，亦是亚洲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
香港坐拥约一万亿港元（约一千三百亿美元）的财政储备，外汇储备亦有四千亿美元之谱。港府的巨额财政盈余是其他国家所钦羡，但与此同时香港却有严重的贫穷问题，以至许多香港老龄人都处于贫穷之中，三分之一的六十五岁以上长者贫穷，由于缺乏退休保障，工作时待遇亦差，导致他们不得不在晚年依然工作。
中环后巷的拾荒老人
香港素有「水泥森林」之名，山多平地少的地形里插满了高耸入云的大楼，高空俯瞰都是香港的核心商业区（CBD），即便在以金融中心闻名的中环，但走进其中的横街窄巷，也常有长者在捡拾整理「纸皮」。走过香港街头，在商店前或是后横巷里，不难发现有些老人在捡拾整理废纸，他们每日工作十多小时，早上七点直到晚上十二点，捡拾纸皮、汽水铝罐，赚取微薄的收入来帮补生计。
香港拾荒老人数目从来都没有完整统计。拾荒者研究平台「拾平台」今年的研究报告访谈了五百名拾荒老人，以样本推算，香港就至少有两、三千名拾荒老人。但根据更可靠的行业数据，香港环保废料再造业总会会长刘耀成指出，香港拾荒者约有四万人，当中超过三分之一是长者，换言之，香港就有逾万名拾荒老人，是国际大都会里少见的大规模长者拾荒现象。
拾荒老人仍徘徊于横街窄巷之间，拖着佝偻的身体，每天捡拾被港人称为「纸皮」的纸箱，卖予回收店过活，为了让纸皮卖个好价钱，他们甚至会想尽办法，把纸皮弄湿，务求让纸皮过磅时重些，换多一元数角。但即便劳累终日，他们终究也只能换得数十元的微薄收入，仅仅足够吃上一两顿廉价的快餐。
从「麦难民」到拾荒老人
亚洲周刊记者到上水大会堂附近，就经常看到黄月娴婆婆在捡拾纸皮，她的「工作区」就在大会堂附近的一段路。她今年六十三岁，十多年前在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当了三十多年的医院清洁工，退休后一直找不到稳定的工作，虽然每月有三千多元退休金，但她没有申领综缓，因此收入不稳定，甚至要一度成为「麦难民」，几年前来到上水，开始了拾荒的生涯。
黄月娴数年前辗转来到了上水寻求工作机会，看到几家商店的纸皮有时多得无人清理，就开始捡拾纸皮拿去变卖，每天大概能赚取五十多港元，「有时商场的清洁工会谢谢我帮忙」。尽管每天劳累不堪，但黄月娴捡拾纸皮赚取的收入，在省吃俭用的情况下，也仅能维持三餐温饱。到上水拾荒后，黄月娴每晚会到附近通宵营业的麦当劳餐厅睡觉，有一段时间因为麦当劳结业，更要在她的「工作区」睡觉，几块纸皮就成为她的床铺。
每到旅游季节，就是消费旺季，商铺都会大量进货，这样就意味着会出现大量纸皮，当商场的清洁工人无法应付，也是黄月娴最忙的时候，几乎要整天不停整理。
拾荒老人VS食环署
黄月娴一方面仅能赚取微薄收入。另一方面却依然要面对香港冷冰冰的警政与官僚系统。黄月娴在捡拾纸皮时，经常也遇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的巡查，有时更会被清走「纸皮」，甚至个人物件，连她身上仅有羽绒服也被当成垃圾清理。谈到激动处，黄婆婆不由得慨叹：「我不想做社会负担，不领综缓，为何（食环署）要赶绝我？」黄月娴说到跟食环署周旋的经历特别激动，眼泛泪光。
另一位拾荒老人兰姐，同样亦被食环署的执法所烦恼。兰姐每天收集的纸皮较多，也成为重点的执法对象，甚至惹来区议员的投诉。食环署的职员每天早上八时多就会巡逻，因此兰姐七时多就要起床在街上处理昨晚捡拾的纸皮，如果晚一点辛劳一天的成果就可能会被没收掉。兰姐最希望的是，食环署的执法不要太严厉，让她能松一口气。
这不单是黄月娴和兰姐的个人经历，远在天水围的香婆婆也有同样经验，更是所有香港拾荒老人共同面对的困局，因为食环署认为拾荒老人的纸皮阻碍街道，因此几乎每星期都驱赶一次。黄月娴就强调她们会保持环境的清洁，也绝不会在纸皮上加水，污染地面，更会帮商店清理纸箱的垃圾。黄月娴认为自己克尽公民责任，仅为生计而奔波街头，完全想不到政府何以对他们作出打击。
乐天知命是黄月娴的个性，虽然没有子女照顾，但她闲时到大会堂听听歌艺表演，跟路过的街坊聊天打招呼，闲话家常，已经令黄月娴相当满足。谈到拾荒可做到哪一天，黄月娴就说：「做到做不动为止，也不知做到何时。」这番话既有狮子山下的奋发精神，更带有狮子山下的悲怆。
拾荒为求经济保障
兰姐跟她的丈夫在葵芳的街市已经捡了十多年纸皮，她负责捡拾纸皮，而丈夫刚负责「发泡胶箱」（塑料箱、保丽龙），两夫妇分工合作，每日可赚取一百至二百元。不过，兰姐与很多拾荒者不同，她有一所自置物业。
兰姐今年六十六岁，退休前是工厂女工，七十七岁的丈夫以前是巴士司机，亦有两子一女，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已经成家立室，不过，兰姐却不想依赖儿女，「靠自己就最可靠」。养儿防老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但兰姐却一再否定这个想法，暗示子女无法供养自己。虽然兰姐有资格申请「长者生活津贴」，但她自己和丈夫的积蓄超出申请限制约五十万港元。曾经有人提议兰姐，将积蓄交给子女，这样就合资格申请津贴。但她断然拒绝，因为不放心将自己的「棺材本」（用以殓葬的费用）交出去。
拾荒老人的工作条件恶劣，时常要在路边、马路之间来回奔走，饱受路旁废气、挤逼人群夹击，他们步履艰难，于急速穿梭的都市更显他们工作的艰难。屯门新墟菜市场的一条短街上，李婆眼瞧着对面药房有纸皮扔出，脚步飞快地上前捡走。她立马把纸皮压扁，往手推车里一扔。那一刹那的神情有着如孩童获得心爱的玩具般满足，嘴角泛起喜悦的弧度。
收入微薄入不敷支
李婆和丈夫陈伯是四川来的移民，亲戚、家中子女亦已四散，唯有拾荒而维生。他们习惯从早上的十一时，捡到晚上的八时半，一天工作九小时半。一星期七天，工作一共六十六小时半，名副其实地从早到晚辛勤劳动。夫妻两人习惯分开行动，以便拾获更多纸皮。难以想像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在街头之中不管风吹雨打、日晒雨淋，都持续努力工作。
李婆直言：「我现在就是租的房子，每个月房租连水电杂费要五千多块。」一车纸皮大约六十多公斤，一天他们大多可以卖两车纸皮。「一公斤纸皮能卖六毛钱，一车能赚四十多块。」环境好和身体许可时，一天可以卖三车纸皮。这换算下来，每个月的收入大概是三千多至四千多，远远不及每个月的支出，只能每天朝十一晚八地工作。两位老人在花甲之年，别人儿女承欢膝下时，仍要为了三餐而天天奔波，安享晚年也成为了遥不可及的梦想。
拾荒老人徘徊于街边捡拾，每步虽然都走得艰难，但却支撑了香港的回收业。同时，他们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生活悲歌，或有着长期病患，又或者有着一些家庭的悲剧。
在葵涌光辉围的一处街市，熙来攘往的地带，常看见人称廖伯的廖添胜身影，穿梭于捡拾商铺丢弃的纸皮箱。廖添胜有一位六十来岁的老婆，育有两子，但他说：「养了儿子三十六年，没有给过我一元。」廖添胜绝望的眼神，不由得令人慨叹人情冷暖，但仔细一问，原来他的小儿子也曾给过家用，但廖添胜情知儿子成家立室、要交租，给他钱也只会加重儿子的负担，于是回绝。拾荒老人背后，都有着香港基层家庭收入仅够维生的悲惨故事。
行动不便被逼辞职
在五年前，廖添胜仍有一份清洁的工作，工头看他行动日益不便，为了避免承担工伤责任，便叫他辞职。廖添胜拖着行动不便的右脚，拾荒谋生，每日可得三四十元，高峰期也不过五六十元。廖添胜对亚洲周刊述及他右腿病患的问题，痛骂中国内地庸医误他右脚的诊治，打至第三支注射液打完，医生就告诉他再注射有可能导致残疾，回港后赴玛嘉烈医院求医。排期四个多月后，医生通知他要切除右脚，避免肌肉萎缩或瘫痪的可能。
拖着沉重的右脚拾荒，廖添胜显得有力无处使，更慨叹香港公立医院服务的轮候漫长。由于公立医院不可用医疗劵，廖伯每每担心医疗费用，而被逼去看私家医生，因为只有私家医生才收医疗劵。私家医生说廖伯的脚缺钙，需要食用钙片。十四粒药丸收费二百二十元，只够服食两个星期。
政府资助杯水车薪
政府每年津贴的二千元医疗劵很快用尽。除此之外，廖添胜只符合申请政府每月一千三百二十五元的长者高龄津贴，资助金额对他而言可谓杯水车薪。因家人无法提供入息证明，他也不能申请「综援」或长者伤残津贴，廖添胜抱怨政府社会福利署无良：「可能怕我骗他，不然怎么要搞审查，一个八十九岁的老人能骗你十年八年？」他心有不甘：「有些家庭的人有手有脚，有几份工作，他们能领『综援』，政府为何不查他们，要来查我。」对于这种处境，廖添胜不止一次咨询过社工，得到的回覆总是同一句话——「提供家庭入息审查证明」，反映着制度的冰冷。
香港政府没提供协助
拾荒老人的处境凄凉，工作环境恶劣，亦受日晒雨淋，而这些拾荒老人在香港已逾万人，但香港政府却没有针对性为这群老人提供适切的协助，甚至在既有政策之下，前线工作的社工、食环署都是官僚习气浓厚，没有以民为本的精神。而拾荒老人也成为香港最为耻辱的一道风景线，号称国际都会的香港居然有如此严重的贫穷问题，拾荒老人现象只是香港贫穷问题的冰山一角，暴露香港财富分配不公平问题。
香港贫穷问题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涉及数十年来的政治、经济权力结构，任何方案必定触及既得利益阶层，但不解决必定带来社会动荡。过去数年，港独问题是社会主要矛盾，让香港政府可以回避尖锐的阶级矛盾，但时过境迁，阶级矛盾持续尖锐，贫穷问题、房屋问题以及全民退休保障问题成为香港人头上的「三座大山」 。
香港政府必须挥别「私进公退」的市场化思维，香港政府能不能有「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魄面对贫穷问题，决定了未来香港社会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