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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退保纾缓贫富悬殊之痛

日期: 2018-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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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亚洲周刊》2018年9月30日

文/黄宇翔、吕畅能

  香港政府理财原则应改变,应当在有财政能力的情况下,承担更多的常额开支,使香港民众生活有尊严,而非任由市场的无形之手以及资本家的有形之手,将人民推向贫穷的深渊。

  香港贫富悬殊问题愈见严重,基尼系数去年达到零点五三九,是四十五年来新高,全民退休保障也被提到解决贫穷问题的议事日程当中。尤其是去年香港政府财政盈余达一千一百亿港元(约一百四十亿美元),财政储备更达一万一千亿(约一千四百亿美元),代表香港财富分配倾向贫者越贫、富者越富,政府坐拥巨额财政资源,但没有还富于民,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弹,反思香港政府理财原则,应当在有财政能力的情况下,承担更多的常额开支,使香港民众生活有尊严,而非任由市场的无形之手以及资本家的有形之手,将人民推向贫穷的深渊。

  香港的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位居全球前列,与奥地利相仿,但经济水平与香港接近的奥地利、瑞士以及瑞典等国家,福利体系都相对完善,没有出现类近香港的严重贫富悬殊,而与香港贫富差距程度相比的,则是纳米比亚、海地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以香港的富裕程度、公共管理能力之强,于财富分配问题上竟然厕身于世界末流,委实是「东方明珠」的耻辱,而香港的财富分配问题,就源于港府理财思维以及管理模式需要革新,不能再以过去「积极不干预」的思路进行。

  香港政府长期以来抱有「积极不干预」的理财原则,相关「不干预」概念由六十年代的财政司郭伯伟(John Cowperthwaite)提出,七十年代末由时任财政司夏鼎基(Charles Haddon -Cave)完善,回归以后,曾荫权执政以降,尽量不增加政府的常额开支,倾向以一次性拨款处理。当年香港经济实力未达世界前列,于经济增长期间,尽力减少福利开支尚且情有可原。然而,时至二十世纪的今天,香港的主要矛盾已经由创造更多财富,范式转移成为财富分配的矛盾。

  对于社会建设,香港政府以「私进民退」的思维主导,成立法定组织,如市区重建局、房协之类的名义非牟利机构,实质上自负盈亏,具有庞大的逐利冲动,反过来成为刺激房价上涨的帮凶,房协必须通过居屋等业务的收益,以补贴公屋兴建;市区重建局亦为了证明重建符合经济效益,因此这些项目本质上依然是楼价上升的助力,而非用以解决楼价问题。

  须解决财富分配问题

  「私进民退」、「一次性拨款」的思维无助于解决财富分配问题,反过来可能使问题越演越烈。政府必须认清香港财富分配问题,香港贫穷问题需要系统性的处理,全民退休保障就是系统性解决财富分配问题中最为关键的一步,也最为社会各界所支持。

  全民退休保障最基本的定义,就是指向市民届退休年龄符合一定资产、入息审查之后,就给予一笔过资金作为退休金,以作为其退休后的稳定收入。当然,全民退保的形式具有很大争议,但这个原理是香港含有的政治共识,除了代表工商界利益的经民联、自由党以外,泛民主派的民主党、公民党,以至建制派的民建联、工联会都至少支持在具有审查机制之下,进行全民退保计划,工联会以及泛民政党更都支持没有任何审查机制的全民退保方案。

  奇怪的是,这个具有广泛民意支持的全民退休保障计划,现任特首林郑月娥缺坚决地以「斩钉截铁」形容自己反对全民退保的决心,选择在现有框架内继续完善相关措施,坚决不肯增加税款或拨出「一次性」的千亿港元拨款,以进行全民退保。政府委托研究的香港大学教授周永新,最后甚至针对政府不加税的要求,提出了「全民老年金改良方案」,政府只需要一笔过注资五百亿港元(约六十四亿美元),让市民年满七十岁才可以领取,并满足资产不超过五百万、全年离港不超过九十天等复杂的条件,预计基金可以持续五十年运作,而且本金仍未耗尽。

  尽管如此,政府依然认为该方案不是严谨的学术研究,两年前反驳周永新方案,时任政务司司长、现任行政长官的林郑月娥更直斥周永新对政府行政运作、公共理财不太熟悉。

  其他涉及到加税的方案,例如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副教授黄洪就与「争取全民退休保障联席」提倡三方供款方案:政府先注入种子基金,再从强积金与利得税抽取部分作为维持退保基金的运作。不考虑这项建议更是丝毫未获政府考虑。

  全民退休保障主要目的是为长者提供稳定的收入,使其生活有尊严以及稳定感。黄洪表示,贫穷是安全感的问题,但没有固定收入时,长者就会缺乏安全感,对社会、家庭不信任,而走上街头,用尽全力寻找一份稳定的收入,即便他有物业或者丰厚的退休资本。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总主任黄和平表示,当香港唯一的退休措施就是强积金,而强积金在香港生活成本高的情况下,并不足以安享晚年。黄和平表示,长者在七十岁以后的医疗费用会急升,因此不少长者的积蓄都怕不够养老,唯有压低支出,甚至再尝试工作来维持收入,结果很多就成为了拾荒长者。

  要让老年人有安全感

  全民退保是解决拾荒老人问题的根本方法,除了让长者生活得有尊严,稳定收入带来的安全感,也能够释放长者的消费能力,不用担心耗尽存款后无法度过最后岁月。两千年前的孟子论为政之道,在于「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但这些中国传统只会却于今日的香港失落,到底是官僚的冷漠,还是殖民地「新自由主义」思维的泛滥,使为政者忘记了以民为本的政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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