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亚洲周刊》2018年9月30日
文/黄宇翔、吕畅能
香港政府理财原则应改变，应当在有财政能力的情况下，承担更多的常额开支，使香港民众生活有尊严，而非任由市场的无形之手以及资本家的有形之手，将人民推向贫穷的深渊。
香港贫富悬殊问题愈见严重，基尼系数去年达到零点五三九，是四十五年来新高，全民退休保障也被提到解决贫穷问题的议事日程当中。尤其是去年香港政府财政盈余达一千一百亿港元（约一百四十亿美元），财政储备更达一万一千亿（约一千四百亿美元），代表香港财富分配倾向贫者越贫、富者越富，政府坐拥巨额财政资源，但没有还富于民，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弹，反思香港政府理财原则，应当在有财政能力的情况下，承担更多的常额开支，使香港民众生活有尊严，而非任由市场的无形之手以及资本家的有形之手，将人民推向贫穷的深渊。
香港的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位居全球前列，与奥地利相仿，但经济水平与香港接近的奥地利、瑞士以及瑞典等国家，福利体系都相对完善，没有出现类近香港的严重贫富悬殊，而与香港贫富差距程度相比的，则是纳米比亚、海地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以香港的富裕程度、公共管理能力之强，于财富分配问题上竟然厕身于世界末流，委实是「东方明珠」的耻辱，而香港的财富分配问题，就源于港府理财思维以及管理模式需要革新，不能再以过去「积极不干预」的思路进行。
香港政府长期以来抱有「积极不干预」的理财原则，相关「不干预」概念由六十年代的财政司郭伯伟(John Cowperthwaite)提出，七十年代末由时任财政司夏鼎基（Charles Haddon -Cave）完善，回归以后，曾荫权执政以降，尽量不增加政府的常额开支，倾向以一次性拨款处理。当年香港经济实力未达世界前列，于经济增长期间，尽力减少福利开支尚且情有可原。然而，时至二十世纪的今天，香港的主要矛盾已经由创造更多财富，范式转移成为财富分配的矛盾。
对于社会建设，香港政府以「私进民退」的思维主导，成立法定组织，如市区重建局、房协之类的名义非牟利机构，实质上自负盈亏，具有庞大的逐利冲动，反过来成为刺激房价上涨的帮凶，房协必须通过居屋等业务的收益，以补贴公屋兴建；市区重建局亦为了证明重建符合经济效益，因此这些项目本质上依然是楼价上升的助力，而非用以解决楼价问题。
须解决财富分配问题
「私进民退」、「一次性拨款」的思维无助于解决财富分配问题，反过来可能使问题越演越烈。政府必须认清香港财富分配问题，香港贫穷问题需要系统性的处理，全民退休保障就是系统性解决财富分配问题中最为关键的一步，也最为社会各界所支持。
全民退休保障最基本的定义，就是指向市民届退休年龄符合一定资产、入息审查之后，就给予一笔过资金作为退休金，以作为其退休后的稳定收入。当然，全民退保的形式具有很大争议，但这个原理是香港含有的政治共识，除了代表工商界利益的经民联、自由党以外，泛民主派的民主党、公民党，以至建制派的民建联、工联会都至少支持在具有审查机制之下，进行全民退保计划，工联会以及泛民政党更都支持没有任何审查机制的全民退保方案。
奇怪的是，这个具有广泛民意支持的全民退休保障计划，现任特首林郑月娥缺坚决地以「斩钉截铁」形容自己反对全民退保的决心，选择在现有框架内继续完善相关措施，坚决不肯增加税款或拨出「一次性」的千亿港元拨款，以进行全民退保。政府委托研究的香港大学教授周永新，最后甚至针对政府不加税的要求，提出了「全民老年金改良方案」，政府只需要一笔过注资五百亿港元（约六十四亿美元），让市民年满七十岁才可以领取，并满足资产不超过五百万、全年离港不超过九十天等复杂的条件，预计基金可以持续五十年运作，而且本金仍未耗尽。
尽管如此，政府依然认为该方案不是严谨的学术研究，两年前反驳周永新方案，时任政务司司长、现任行政长官的林郑月娥更直斥周永新对政府行政运作、公共理财不太熟悉。
其他涉及到加税的方案，例如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副教授黄洪就与「争取全民退休保障联席」提倡三方供款方案：政府先注入种子基金，再从强积金与利得税抽取部分作为维持退保基金的运作。不考虑这项建议更是丝毫未获政府考虑。
全民退休保障主要目的是为长者提供稳定的收入，使其生活有尊严以及稳定感。黄洪表示，贫穷是安全感的问题，但没有固定收入时，长者就会缺乏安全感，对社会、家庭不信任，而走上街头，用尽全力寻找一份稳定的收入，即便他有物业或者丰厚的退休资本。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总主任黄和平表示，当香港唯一的退休措施就是强积金，而强积金在香港生活成本高的情况下，并不足以安享晚年。黄和平表示，长者在七十岁以后的医疗费用会急升，因此不少长者的积蓄都怕不够养老，唯有压低支出，甚至再尝试工作来维持收入，结果很多就成为了拾荒长者。
要让老年人有安全感
全民退保是解决拾荒老人问题的根本方法，除了让长者生活得有尊严，稳定收入带来的安全感，也能够释放长者的消费能力，不用担心耗尽存款后无法度过最后岁月。两千年前的孟子论为政之道，在于「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但这些中国传统只会却于今日的香港失落，到底是官僚的冷漠，还是殖民地「新自由主义」思维的泛滥，使为政者忘记了以民为本的政道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