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亚洲周刊》2018年6月10日

文/笔锋

六四是不能忘记的。但六四的伤痛必须化为正面的力量，而不是沉迷在那点点的烛光中，在一种自我浪漫化与怨恨交织的氛围里，不敢正视中国最新的变化，不敢正视中国新一代与改革力量的诉求，而是自甘于成为中国边缘的游荡者，被港独势力牵着鼻子走，让爱国与民主中国的理想葬送在港独的呐喊中。

又是一年六四。这宗二十九年前发生的流血事件，成为香港历史上百万人刻骨铭心的记忆。当年几次百万人上街支援北京学生的往事，变成香港每年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晚会，见证港人对中国政治的批判与期盼——期望中国要走出悲剧的漩涡，要在权力的制衡与人权的保障上，都有制度建设的突破。

但近几年香港的分离主义逆流兴起，一些激进组织甚至认为香港支联会的口号「建设民主中国」不是「政治正确」，与本土主义的「香港优先」不符，认为应该取消这些口号。这在一些年轻人的网络论坛上曾经蛊惑人心，但最后在六四的晚会上，坚持参与维园晚会的人数还是占了压倒性的多数，显示激进路线还是不得人心，无法在六四的政治光谱上占有一席之地。

不过，必须注意在香港泛民主派的光谱上，近年的分离主义势头显然正在上升。当年指挥占中的领袖以香港大学法律系的教师戴耀廷为首，陷入港独论述的漩涡，将香港争取民主的力量偷梁换柱，移形换位支持港独，使得一些本来是支持民主的选民被牵往分离主义的道路，也改变了香港政治版图的颜色。

这都因为香港很多新一代缺乏历史知识，对现代中国的发展都没有确切的认识，被某些一知半解的歪说所误导，将国家与政府与政党混在一起，而无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超越政权的变化。从民国到共和国，都是靠渊源悠长的五千年文化所支撑。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对现实政治不满，但却不能自弃丰富文化遗产的烙印。

在现实政治上，香港人也必须了解香港在六四问题上的长期关注，其实赢得不少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与改革派的肯定与敬佩。他们也许是访问香港的游客，或是在互联网上辗转看到数以十几万计的点点烛光，不禁心生感动，认为只有在香港这样开放自由的环境中，才可以对这个在神州大地被遗忘的事件给予足够的关注，也就是在这个一年一度的纪念中，在一种奇特的「仪式感」中，反思中国欠缺制度化的制衡的弊端，也刺激中国执政力量的反思。

这也对习近平的党内改革带来奇异的动力。尽管他没有实施西方议会政治或是舆论全面开放，但六四的幽灵，与一九四九年以来历次滥用权力的痛苦事件，都在重击习近平与统治阶层的内心，要发现如何在中国共产党专政下落实权力的制衡。因而近年党中央派去地方的「巡视组」络绎不绝，而地方上贪腐大员被查而自杀的新闻也不断出现。这也许是一种无形的内部制衡。历史的不幸，成为一种组织心理上的内部压力，要确保不会让一九八九年的悲剧重演。

但光是防弊还不够，还要有巨大的发展动力。毫无疑问，二十九年以来中国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当时学生领袖柴玲、王丹、吾尔开希等与官员邓小平、李鹏、阎明复等人的想象。其实就是从二零零八年开始，中国在基础建设、科技发展方面都开始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的价值链，中国不但成为世界工厂，也成为世界市场，是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也是最大的汽车消费国。但更重要的是，过去几年间，中国进入了社交媒体的爆发期，让即时通讯与移动支付成为生活的「标配」。

因而在这澎湃的发展动力中，北京取得更多的正当性，走出六四的阴影。这都因为人民生活素质普遍的提高，中产阶级快速崛起，综合国力飙升，让全国上下有更多的自信，而没有耽于历史的痛苦中。尤其年轻一代，从寒门到创富成功，从底层到大腕，都有不少例子。ofo共享单车的创办人戴威是北京大学的九零后，如今已拥有数以亿计的身家，社会阶梯上升不再是遥远的梦，而是近在咫尺的现实。

港人要认识中国的新发展

因而香港人在纪念六四之际，也急需调整「中国观」，不要只是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来重复二十九年前的论述，而是要在中国新的现实中，与中国的改革派和年轻人结合，寻找中国急需推动的社会公正与法治精神，避免党治在某个程度之内的成功，碾碎了制度建设的理想。

昔日港人支持六四的先锋不少已经获得北京发出回乡证，可以重返神州故园，一睹中国最新的变貌，而不会在香港一些激进媒体的圈子内，任由「中国即将崩溃」的言论催眠自己，而与中国最新的发展完全脱节。

六四是不能忘记的。但六四的伤痛必须化为正面的力量，而不是沉迷在那点点的烛光中，在一种自我浪漫化与怨恨交织的氛围里，不敢正视中国最新的变化，不敢正视中国新一代与改革力量的诉求，而是自甘于成为中国边缘的游荡者，被港独势力牵着鼻子走，让爱国与民主中国的理想葬送在港独的呐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