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多维》2018年3月29日4月号

文/杨晖

就香港社会政治参与心理本身而言，要意识到区域精神与国家精神调适的必然性，也要意识到政治参与的循序渐进性。把孤芳自赏的前排意识转化为面朝大海背靠祖国再出发的前进意念。回归不仅仅只是制度上的回归，更重要的是认同，认同的空间不限于一个小格局小区域，而是共同构建的一种使时间和空间步调一致的制度。

至今仍被谈起的“六七”事件是指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在香港的社会群体事件。该事件从劳资关系到社会动荡直至社会骚乱出现，被称为是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占中”事件是指2014年3月发起，从9月28日凌晨至12月11日香港出现了持续79天、占领中环的社会事件，被中国政府定性为非法集会、破坏法治、破坏社会安宁的违法行为。

两大事件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从事件的起因、性质、目的都是大相径庭，如果不纠结于事件本身出现的口号、诉求的是非，思考一个曾冠之以政治冷漠症的社会，为何在处理公共问题上，一再以对抗性方式呈现，是社会政治参与心理研究意义所在。

所谓社会政治参与心理，就六七事件和占中事件而言，是关注特定历史影响下的社会，其群体的结构、成就感、甘心卷入冲突的意愿促成了其表达、参与公共问题的行为。比较分析两大事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解释，也希望成为香港治理的参考。

两大事件的纷扰：论断与共识的错位

基于对两大事件的不同立场，采取列举性的描述可避免结论性的判断，从而保证深入挖掘的空间。就六七事件而言，就有运动、骚乱、革命、恐怖主义等诸多论断。在当时的香港，青年人口相对居多，经济正在起飞，逐渐显现工业化带来的现代社会的特征，区域性的香港在追赶时代的潮流，被当时英国官员赞誉为“它的经历是有史以来的成功范例之一”及“一提到香港，连财政部的官员都面带微笑，它是不要英国纳税人大把掏钱的少数殖民地之一”。

这种社会的发展，伴随的是社会失衡的倾向，连英国议会下院都通过决议“（香港）的工作环境如此恶劣，深感不安和忧虑，必须改善这种状况”。按照韦尔什（Frank Welsh）在《香港史》中的描述，“这种金钱至上的态度成为经济扩张的发动机，对任何带有‘福利国家’意味的事务，嗤之以鼻”。相应的，商界反对强制公积金、失业、疾病等保障制度和殖民地政府脆弱的忍受性，构成现实和出路的双重幻灭感，产生和滋长着社会的不满情绪。

当然社会的相对贫困或不公不一定促成群体性事件，因为类似的社会状况，无论历史和区域并非香港独此一家，但是不安定因素不会放过任何失衡的机会。当理性向激情让路的思潮和香港始终深切意识到与可能发生革命的中国相邻的位置携手合流，革命、反英抗暴赋予了正义感与合法性，形成了巨大的力量，一有突破口便会迸发而出。

如果在搁置政治正确的情况下审视占中事件，除了非法集会、破坏法治、破坏社会安宁的违法行为结论外，占中发起者之一戴耀廷也承认是违法行为，还有所谓的“公民抗命（政治权利）”、“颜色革命（民主）”、“雨伞运动（非暴力）”等口号。表面上由“政改”引起的事件，原因的总结也是非常广泛，经济发展说，青年前途说，殖民地残留意识说，文化独特说，国家意识说，外国势力操纵说等。

如果把占中事件进行历史叙事，它应该是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两制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即当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两制在内地和香港呈现出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融合后，形成了市场经济的共识，到如何面对政治上的两制？尽管有一国的前提，但普通法系的司法系统、价值中立传统的文官阶层与内地有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制度上的差异能否朝融合性或共存性的方向靠近。

香港回归之始，政治上的两制存在着一个各自自我默认的状态，这种各自默认有重合也有不触碰的地方。但是如果过度依靠上下级治理惯性和一碗水端平的权威，缺乏对融合性或共存性政治两制进行创新性设计的话，就隐藏着发展进程的可能性被动。

香港的司法系统和行政文官阶层通过一些公共事务的特殊性，以司法独立传统与文官价值中立的旗号，单方面把公共事务司法化。一方面以司法裁决行政的形式，企图占领香港治理的主导权，另一方面有意推动市民把行政问题立法化，公共事务成为无休止的杯葛。

香港司法系统和文官阶层的这些行为是其内部运作的逻辑使然，但是在政治共识未形成，相互信任未彻底建立时，单方面的改变现状，必然会遭遇一国框架的制度性约束，双非婴儿释法，香港政改释法，特首任期释法，刚果（金）国家豁免释法，直至8·31释法的一槌定音，表明已经触碰了一国的底线。

这就不能视为是不断完善发展一国两制的进程了。但是两制的张力把一些不成熟的民意席卷进来，并试图以政治抗争来改变这种状况，对抗既有的制度框架，实际上是以区域想象来对抗国家实际。对抗性政治又一次出现在了以政治冷漠而出名的香港历史中。

两大事件的共性：区域想象和时代潮流的误植

这两个对抗性的政治参与事件有一些共性，即都体现出青年人参与众多，以青年群体结构为主力的直接参与，急于看到希望的驱动力、并从参与中获得成就感，都认为能促成现状的改变。

六七事件是华洋分治区域格局和经济变革时代格局下，把区域性的社会问题诉求，求助于革命的思潮，也可以说是革命思潮给了当时失衡社会的想象性希望。英国殖民统治决定了其对香港的治理不会高度具有像本国国内那样的责任意识。而急于看到希望的民众，自然需要把社会遇到的挫折以及怨恨，转化为民族独立革命的情绪。

只不过他们遇到的是超越国家范围、具有世界意义的大革命思潮。当然这里有极左思潮作用下，出现了僭越政府行为的因素。把区域遇到的社会问题，诉诸于世界范围的宏大理论，决定了这一事件行为是无边界约束的。

所以不难理解，当时市民的心态是，对劳资纠纷的模棱两可，但给多年来作威作福的港英政府一点颜色，也是大快人心的。事件的后果是很多人成为了输家。尽管后来的港英社会治理进行了修补，在改善劳资关系、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进行改进，但是没有建立起容纳、解决政治社会问题的场域和途径，而是以咨询、委任的方式辅以放任自流的手段进行调整，表面上有开明的一面，实际上是造就政治冷漠深埋香港社会的政治参与。在回归前彭定康的政改又激活了这种政治参与的心理。

在香港这样特殊经历的地区，易受潮流裹挟的狭小区域以及时代带来的超大规模希望想象，决定了社会政治参与心理的步伐，在起步之始就显现出夸张的步调。这种状况没有恰当化解空间和场域的话，它不会消失，只不过是深埋在不可直察的社会政治参与心理中。

循着这一思路来审视占中事件。中国经济从发展到崛起几乎与香港回归同步，从回归前的港资依赖，发展成能独立应对世界经济潮流的变化，独特性的改革带来的有效性成果，决定了当时一国两制的内在包容性起了微妙变化，即长远性、说服性、求同性的包容，变为了绩效性、管理性和典范性的包容。

近几年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经济全球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某种意义上是对世界潮流主导的努力，与当下西方世界贸易保护、民粹主义抬头形成鲜明对比。与国家一起面向世界还是回味曾经以区域搭上世界经济快车的荣光，是香港需要正面思考的问题。

其实，自香港回归之初就有一部分力量刻意与国家拉开距离，以保持港人的优越感，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自我保护的心态。潜意识中还蕴含着站在国家前列面对世界的优越，这无可厚非。

但是这种心理会逐渐滋长一种想象性的自主主体，以高度自治的名义构建一种超然于国家之外的身份，展开一些自主的、独立的、程序性社会运行和政治参与，因此它会不断找寻它活动和政治参与的边界，不停试探中央的底线，甚至在面对中央权威时，以高度自治的名义，寻找、构建国家之外的特殊身份。

所以在占中期间，可以看到一些人承认违法的同时力图使违法活动变得秩序化、理性化，开展了乌托邦式的社群生活实验，其本质是重申其潜在心理的优越性，也是自主主体的建构。但是这种优越于国家之外的身份建构，极易突破国家的建制，走向极端反国家的立场。比如港独势力就搭上这股思潮，而且几乎获得了立法会议员的议席。

当然区域化的格局不可能产生持续性和整体性的方案，想象式的乌托邦也注定是昙花一现。值得注意的是占中的退场，并不意味着这种区域与时代不协调的社会政治参与心理的退场，它还是为未来香港社会埋下了一些不好直察的痕迹，乃是一种潜伏的隐患。

区域格局与时代思潮的步调调适

世界潮流总是带有凶猛性、席卷性和盲从性，国家战后建制的目的，就是对潮流疏导和转化。香港特区在现代性大潮中，其现代社会的形成都缺乏国家的庇护与疏导。

因此一种想象身份的政治诉求，无论是六七事件还是占中事件，都是内心充满了时局无奈的孤芳自赏和暗自幽怨自我身份建构，对外则是立即行动的和志向正确的自信。这是香港社会政治参与心理的外显特征。化解这种对抗性的政治参与，无论国家还是特区都要直面。

就国家层面而言，一国两制是包容这种不对称的制度框架，在此框架内的张力是一国两制丰富和发展的动力，也是证明一国两制是经得起检验的包容性制度。既然是时间拉动空间的不对称，就要有意识地渐进拓展空间，逐步吸纳、消化、规范这种心理和情绪。

一方面在框架和底线的范围内吸收这种政治参与，一方面对既有政治格局的改革也要有勇气和自信。社会出现矛盾是正常现象，关键是矛盾处理和化解。另外，目前许多面向香港及香港青年旨在促进融合的政策性措施相继出台，但是明显过度的政策倾斜和覆盖面不够的措施，无助于其体面走出孤芳自赏的政治幽怨。

就香港社会政治参与心理本身而言，要意识到区域精神与国家精神调适的必然性，也要意识到政治参与的循序渐进性。把孤芳自赏的前排意识转化为面朝大海背靠祖国再出发的前进意念。回归不仅仅只是制度上的回归，更重要的是认同，认同的空间不仅限于一个小格局小区域，而是共同构建的一种使时间和空间步调一致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