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月刊》2018年5月
文/余英时
我在香港的五年（一九五○─一九五五）一直生活在流亡知识人的小世界中，和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工商社会根本没有接触的机会。但现在回顾起来，这个小世界的独特性质是值得揭示出来的。这其实是中国自由派知识人汇聚而成的社群，生活并活跃在一个最自由的社会中。英国人对香港这块殖民地采用的是相当彻底的法治，只要不犯法，人人都享有言论、结社、出版等的自由。所以流亡知识人异口同声地说：「香港没有民主，但有自由」，事实真相确是如此。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香港为中国自由派知识人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机会，使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追寻自己的精神价值。更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流亡在港的自由派知识人数以万计，虽然背景互异，但在坚持中国必须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则是一致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群体，并拥有难以估量的思想潜力。因此我感到有必要对这一群体的主要精神动态，略加介绍。
第三势力在香港的动态
当时这一群体曾普遍被称作「中国第三势力」，无论在中国人或美国人之间都是如此。但「中国第三势力」和同时在国际上流行的所谓「第三势力」不可混为一谈。后者是印度尼赫鲁提倡的，要求独立于美国、苏联之外的国家组成一个「国际第三势力」，不受美、苏二强的控制。「中国第三势力」则企图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专政」的政权之外，建立起一个以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为终极目标的精神力量。但香港的「第三势力」并未真正形成一个全盘性的政党组织，它只是一群个别的知识人，而且来自各种不同的背景。其中有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更多的则是无党无派者，而且无论背景为何，都是以个人的身份出现的。让我举一二实例说明这一情况。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一部分从广州逃亡到香港的国民党上、中级的官员便断定：
现在的政治形势，国内外的心理都认为，共产党的专政是忍受不了，也绝不能成功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已经绝望了，都渴望有一个拥护民主自由的新势力出来。（见《陈克文日记，一九三七——一九五二》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〇一二年，页一二七七）
这和「第三势力」的政治观点是一致的。这些国民党中的自由主义者当时奉顾孟馀为精神领袖；他们后来虽未形成一个「新势力」，但一般都以「第三势力」视之。顾氏的影响力很快便扩张到党外，成为整个「第三势力」的领袖之一。他当时手下有一个有力的活动分子，叫做「李微尘」（似是假名），很起组织作用，但后来退出了。我未见过此人。
另一个例子也很能显示第三势力在香港的动态。《胡适日记》一九五二年五月七日记载：
早八点，张君劢先生来吃早饭，谈了一点半。他是为了「第三势力」问题来的。我对他说，此时只有共产国际的势力与反共的势力，绝无第三势力的可能，香港的「第三势力」只能在国务院的小鬼手里讨一把「小米」（chicken feed）吃吃罢了。这种发小米的「小鬼」，毫无力量，不能做什么事，也不能影响政策！（《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台北：联经，二〇〇四年，页九）
误认香港的「第三势力」即是「国际第三势力」的一种分支，而不知它其实是如假包换的「反共的势力」。由于胡适相信反共必须以武力为后盾，他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始终采取维护的态度，而不能接受香港「第三势力」的彻底否定的观点。他对「第三势力」的轻视似乎和这一根深柢固的偏见有关。但他预料「第三势力」「不能做什么事，也不能影响政策」，却不幸而言中。我引这段日记不是要谈胡适的想法，而是要特别凸显出张君劢在建立「第三势力」这件大事上的努力和贡献。
张君劢的努力和贡献
张君劢很早便追随梁启超，因而对于中国文化和思想十分崇敬。但他同时也信服西方的民主宪政，特别欣赏英国费边式（Fabian）的民主社会主义，所以他创建的党命为「民社党」。更值得重视的是在抗战胜利（一九四五年）之后，国、共和其他各党派商议和平统一的期间，他承担了草拟宪法的主要任务。为了使宪法不陷入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但又能为国民党所接受，他确曾费尽心血。例如国民党坚持「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必须写进宪法，为立国的根本原则。张君劢竞巧妙地将「民治、民有、民享」取代了原有的「三民主义」。由于孙中山曾宣扬过林肯的这句名言，国民党为了和其他党派达成合作，终于默认了这一偷梁换柱之举。所以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国民大会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大体上建立在他的初稿之上，而且至今还在台湾实行着，虽然其中有过局部的变更。
一九四九年以后，张君劢深知面对大陆极权统治的新形势，他已不能仅凭民社党一党来推动民主自由在中国的实现。因此他才超出陕隘的党派观念，决意将一切反共知识人集合成一「第三势力」。他不但曾游说胡适参与其事，而且还恳邀一向不卷进政治的钱师宝四入伙。钱先生《师友杂忆》中有下面一段回忆：
旧识张君劢，又在香港相晤。……彼方欲约集民社、青年两党及其他人士流亡在港者，共创一新党勉余加入。余言：「君积年从事政治活动，对国家自有贡献，鄙意向不反对。特今日局势大变，欲在国民党共产党外另创一新政党，事非仓促可成。鄙意宜邀合数人，作精详之商讨，从根本上草创一救国家救民族之百年大计。先拟一新政纲，然后本此政纲再邀同志，创建新党。……傥君有意先邀集此会议，余亦愿陪末席，供献刍荛。」忽一日，在茶楼又晤君劢，彼告余最近即拟赴印度，已曾以余意转告诸友，盼随时同商大计。余言：「前所告者，乃创建新党之根本大计，余虽未未获与君深交，然亦略知君之为人，故敢轻率妄言。但此非筑室道谋之事，与余不相熟者，从不以于愚相识，余又将从何处发言。姑俟君印度归后再谈可也。」此后在港，即闻有一第三党之酝酿，并有美国方面协款支持。屡有人来邀余出席会议，余终未敢一赴其会。（《钱宝四先生全集》本，第五十一册，页二九六-二九七）
钱先生笔下的「新党」或「第三党」即指「第三势力」而言。出于对张君劢的信任，他肯定「第三势力」的宗旨是在寻找「救国家救民族之百年大计」，因此愿意参加张氏亲自主持的讨论会，提出看法。但是他不能和素不相识的政治人物商议创建新政党的问题，最后终于和「第三势力」分道扬镳。上面所引钱先生的回忆是有关张君劢和「第三势力」运动的直接纪录，与胡适《日记》具有同等的史料价值。
同情「第三势力」
张君劢无疑是「第三势力」中最活跃和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之一。但在他那一代之中，还有不少著名的政治人物也积极地在「第三势力」运动中发挥着领导的作用，如青年党的左舜生和李璜。不但如此，青年党四十岁以上高级干部流亡到香港者远比民社党为多，他们通过出版报刊和书籍的方式推展「第三势力」运动，贡献不小（后面还会提到）。除民、青两党外，脱离了共产党的张国寿，甚至蒋介石的旧上司许崇智老人也都参加了「第三势力」的组织活动。
我当时还是一个在学青年，而且生性对于政治组织没有兴趣，因此「第三势力」的大大小小聚会，我一次也没有参加过。上述「第三势力」的领袖人物如顾孟馀、张君劢等级人，我也无一面之缘。但是在政治思想上，我却是同情「第三势力」的，因为我深信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开放与宽容的民主体制，才能走上现代化之路。至于谁来推行或谁来领导这一运动，则是「人」的问题，是次要的。我既对当时诸领袖人物无所认识，因此也不觉有追随他们的必要。我的真正兴趣在思想和文化，终于走上写作和编辑的道路。这也是当时香港流亡知识社群的主要动态。
（未完待续。作者为本刊顾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余英时教授回忆录将由台湾允晨文化出版社出版。本文大题「中国自由知识人」及分题均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