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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记──走进坟墓大观园

日期: 2018-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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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明报月刊》20185

/余英时

我在香港的五年(一九五○─一九五五)一直生活在流亡知识人的小世界中,和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工商社会根本没有接触的机会。但现在回顾起来,这个小世界的独特性质是值得揭示出来的。这其实是中国自由派知识人汇聚而成的社群,生活并活跃在一个最自由的社会中。英国人对香港这块殖民地采用的是相当彻底的法治,只要不犯法,人人都享有言论、结社、出版等的自由。所以流亡知识人异口同声地说:「香港没有民主,但有自由」,事实真相确是如此。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香港为中国自由派知识人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机会,使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追寻自己的精神价值。更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流亡在港的自由派知识人数以万计,虽然背景互异,但在坚持中国必须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则是一致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群体,并拥有难以估量的思想潜力。因此我感到有必要对这一群体的主要精神动态,略加介绍。

第三势力在香港的动态

当时这一群体曾普遍被称作「中国第三势力」,无论在中国人或美国人之间都是如此。但「中国第三势力」和同时在国际上流行的所谓「第三势力」不可混为一谈。后者是印度尼赫鲁提倡的,要求独立于美国、苏联之外的国家组成一个「国际第三势力」,不受美、苏二强的控制。「中国第三势力」则企图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专政」的政权之外,建立起一个以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为终极目标的精神力量。但香港的「第三势力」并未真正形成一个全盘性的政党组织,它只是一群个别的知识人,而且来自各种不同的背景。其中有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更多的则是无党无派者,而且无论背景为何,都是以个人的身份出现的。让我举一二实例说明这一情况。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一部分从广州逃亡到香港的国民党上、中级的官员便断定:

现在的政治形势,国内外的心理都认为,共产党的专政是忍受不了,也绝不能成功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已经绝望了,都渴望有一个拥护民主自由的新势力出来。(见《陈克文日记,一九三七——一九五二》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一二年,页一二七七)

这和「第三势力」的政治观点是一致的。这些国民党中的自由主义者当时奉顾孟馀为精神领袖;他们后来虽未形成一个「新势力」,但一般都以「第三势力」视之。顾氏的影响力很快便扩张到党外,成为整个「第三势力」的领袖之一。他当时手下有一个有力的活动分子,叫做「李微尘」(似是假名),很起组织作用,但后来退出了。我未见过此人。

另一个例子也很能显示第三势力在香港的动态。《胡适日记》一九五二年五月七日记载:

早八点,张君劢先生来吃早饭,谈了一点半。他是为了「第三势力」问题来的。我对他说,此时只有共产国际的势力与反共的势力,绝无第三势力的可能,香港的「第三势力」只能在国务院的小鬼手里讨一把「小米」(chicken feed)吃吃罢了。这种发小米的「小鬼」,毫无力量,不能做什么事,也不能影响政策!(《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台北:联经,二〇〇四年,页九)

误认香港的「第三势力」即是「国际第三势力」的一种分支,而不知它其实是如假包换的「反共的势力」。由于胡适相信反共必须以武力为后盾,他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始终采取维护的态度,而不能接受香港「第三势力」的彻底否定的观点。他对「第三势力」的轻视似乎和这一根深柢固的偏见有关。但他预料「第三势力」「不能做什么事,也不能影响政策」,却不幸而言中。我引这段日记不是要谈胡适的想法,而是要特别凸显出张君劢在建立「第三势力」这件大事上的努力和贡献。

张君劢的努力和贡献

张君劢很早便追随梁启超,因而对于中国文化和思想十分崇敬。但他同时也信服西方的民主宪政,特别欣赏英国费边式(Fabian)的民主社会主义,所以他创建的党命为「民社党」。更值得重视的是在抗战胜利(一九四五年)之后,国、共和其他各党派商议和平统一的期间,他承担了草拟宪法的主要任务。为了使宪法不陷入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但又能为国民党所接受,他确曾费尽心血。例如国民党坚持「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必须写进宪法,为立国的根本原则。张君劢竞巧妙地将「民治、民有、民享」取代了原有的「三民主义」。由于孙中山曾宣扬过林肯的这句名言,国民党为了和其他党派达成合作,终于默认了这一偷梁换柱之举。所以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国民大会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大体上建立在他的初稿之上,而且至今还在台湾实行着,虽然其中有过局部的变更。

一九四九年以后,张君劢深知面对大陆极权统治的新形势,他已不能仅凭民社党一党来推动民主自由在中国的实现。因此他才超出陕隘的党派观念,决意将一切反共知识人集合成一「第三势力」。他不但曾游说胡适参与其事,而且还恳邀一向不卷进政治的钱师宝四入伙。钱先生《师友杂忆》中有下面一段回忆:

旧识张君劢,又在香港相晤。……彼方欲约集民社、青年两党及其他人士流亡在港者,共创一新党勉余加入。余言:「君积年从事政治活动,对国家自有贡献,鄙意向不反对。特今日局势大变,欲在国民党共产党外另创一新政党,事非仓促可成。鄙意宜邀合数人,作精详之商讨,从根本上草创一救国家救民族之百年大计。先拟一新政纲,然后本此政纲再邀同志,创建新党。……傥君有意先邀集此会议,余亦愿陪末席,供献刍荛。」忽一日,在茶楼又晤君劢,彼告余最近即拟赴印度,已曾以余意转告诸友,盼随时同商大计。余言:「前所告者,乃创建新党之根本大计,余虽未未获与君深交,然亦略知君之为人,故敢轻率妄言。但此非筑室道谋之事,与余不相熟者,从不以于愚相识,余又将从何处发言。姑俟君印度归后再谈可也。」此后在港,即闻有一第三党之酝酿,并有美国方面协款支持。屡有人来邀余出席会议,余终未敢一赴其会。(《钱宝四先生全集》本,第五十一册,页二九六-二九七)

钱先生笔下的「新党」或「第三党」即指「第三势力」而言。出于对张君劢的信任,他肯定「第三势力」的宗旨是在寻找「救国家救民族之百年大计」,因此愿意参加张氏亲自主持的讨论会,提出看法。但是他不能和素不相识的政治人物商议创建新政党的问题,最后终于和「第三势力」分道扬镳。上面所引钱先生的回忆是有关张君劢和「第三势力」运动的直接纪录,与胡适《日记》具有同等的史料价值。

同情「第三势力」

张君劢无疑是「第三势力」中最活跃和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之一。但在他那一代之中,还有不少著名的政治人物也积极地在「第三势力」运动中发挥着领导的作用,如青年党的左舜生和李璜。不但如此,青年党四十岁以上高级干部流亡到香港者远比民社党为多,他们通过出版报刊和书籍的方式推展「第三势力」运动,贡献不小(后面还会提到)。除民、青两党外,脱离了共产党的张国寿,甚至蒋介石的旧上司许崇智老人也都参加了「第三势力」的组织活动。

我当时还是一个在学青年,而且生性对于政治组织没有兴趣,因此「第三势力」的大大小小聚会,我一次也没有参加过。上述「第三势力」的领袖人物如顾孟馀、张君劢等级人,我也无一面之缘。但是在政治思想上,我却是同情「第三势力」的,因为我深信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开放与宽容的民主体制,才能走上现代化之路。至于谁来推行或谁来领导这一运动,则是「人」的问题,是次要的。我既对当时诸领袖人物无所认识,因此也不觉有追随他们的必要。我的真正兴趣在思想和文化,终于走上写作和编辑的道路。这也是当时香港流亡知识社群的主要动态。

(未完待续。作者为本刊顾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余英时教授回忆录将由台湾允晨文化出版社出版。本文大题「中国自由知识人」及分题均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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