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信报》
文/《信报》编辑部
前言：月前，深水涉发生3死30伤车祸，巴士司机疑因底薪低要加班直踩14小时“多劳多得”，超长工时酿成悲剧。2012年香港全年工时为2296小时，至2015年达2606小时，冠绝全球。3年内，足足增加310小时。究竟是多劳多得，抑或得不偿失？
19世纪初，欧洲工厂工人每周工时长达60小时。随着科技进步到1920年代，大部分欧洲工厂每周工时已降至40小时。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因斯于1930年发表一篇文章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乐观预测人类在100年间会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经济水平有8倍之高，一个人每周只要工作15小时，就能满足Adam Smith所讲基本生存需要。
2030年距今尚有17年，目前全世界法定工作工时最短的国家——法国每周还要工作35小时，远超过凯因斯预测的一倍。
工时效率 亚洲低于欧美
人们主观认为“多劳多得”是定律，但工时愈长就代表经济愈好吗？《哈佛商业评论》研究20年资料，结果发现勤力工作与经济增长没有必然关系（见文末附图）。国际劳工组织（ILO）劳动环境专家Jon Messenger进一步指出，“长工时令每个小时劳动生产力下降”。
以美国为例，每增加10%工时，生产力反而下降2.4%。另外，《哈佛商业评论》以南韩为例，发现每名劳工每年平均工作近2200小时，贡献GDP每小时约30美元。法国劳工每年工时少了十分之一，但每小时产生的GDP，却是南韩人的两倍（见文末附图）。
亚洲国家长工时成风，却换不来经济效益。据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2012年调查，日本及南韩工时较长，打工仔每工作1小时产生的GDP平均只有40.1美元及28.9美元；相反，挪威、美国及德国工时较短，却分别为86.6美元、64.1美元及58.3美元，前者工时效率远低于后者。
GDP与工时甚至成反比。英国顾问公司Expert Market以GDP除以工时计算，发现全球多个经济最繁荣的国家，工时反而是偏低（见文末附图）。欧洲小国卢森堡，连续2年荣登全球生产力之冠。2017年，该国年工时仅1512小时，比起2016年的1643更短，但生产力却不跌反增。
从科学角度，德国科学家Ernst Abbe就发现“每日工作时数从9小时缩减至8小时，反而能提高生产力”，而每周超过40小时工作会容易因疲劳而犯错。“各地工时自上世纪显著下降，由1900年人均3000小时，至今发展中国家1800小时以下”，Jon Messenger说：“最有效率的国家工时更低。”但作为发达经济体的香港，却是逆潮流而行。
我们应该再三思考有效利用时间。前日本麦肯锡资深合伙人山梨广一曾提出“低等勤奋”概念，指出长工时往往是因为“想用时间展现责任感”，却在进行低生产力工作；尽管明知加班本身没有意义，但“时间=努力”的错觉却植根打工仔脑海（简称“奴性重”），这种信奉“时间至上主义”的工作方式毫无效率，更甚会错失体验新事物，激发新想法的机会。
黄金三小时法则
这种“低等勤奋”会形成“累门累”，从科学角度会出现物极必反的现象。美国化学安全委员会（Chemical Safety Board）便指出，“人们疲累时常常思考僵化，难以应付变化或异常情况，而且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做正确推论。”
扩展至国家层面，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Paul-André Rosental便认为，过长工时会伤害整体经济，原因是员工健康受损，国家健康与安全保险支出都会更加沉重。
美国著名管理大师Peter Ferdinand Drucker曾说过：“不能管理时间，便什么都不能管理。”从管理学角度，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黄金三小时”。
该法则原指早晨5点到8点，乃每天工作效率最高时段，比起其他时段高达三倍。但人人“生理时钟”不同，若能把握好属于自己那3小时，就可以达到1天等于两天的效果。
从工作心理学角度，专家K.Anders Ericsson亦表示：“人的工作专注力只可维持4至5小时，之后工作表现便会由最高峰回落，员工可能会发白日梦、浏览社交网站，损害生产力。”
踏入21世纪，互联网等高科技足以节省时间、提高生产力、释放劳动力，但如今工时反而愈来愈长。在过劳死肆虐的日本，有个词语叫“社畜”即“工时的牲口”，指事事以公司为重心、顺从指示辛勤工作的员工，意思与港人形容打工仔为“港奴”类似。
踏入知识型经济年代，着眼点不应再是将“时间”换取“劳力”，而是用“时间”提升“脑力”。美国经历了多次金融冲击后，作为经济引擎的地位仍然无法动摇，皆因硅谷的生产力潜力无限，弹性工时、开放式办公室等崭新理念都发源自这里。Google、Facebook等巨企绝非靠长工时取胜！
近年香港发展科技产业，仍是朝九晚五既定框架，“工业革命年代”思维，又如何生出科技金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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