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信报》2016年5月4日

文/郑明仁　　

　　香港一代报人岑才生先生于2016年4月27日在养和医院安详离世，享年94岁，新闻界同人深表哀悼。岑才生的辞世，代表着香港报坛昔日的中流砥柱又少一人，也代表着由岑家创办的《华侨日报》（《华侨》）正式成为历史。

　　岑才生父亲岑维休1925年6月创办《华侨》。岑维休领导报社经历了省港大罢工、抗日战争、日军占领香港、国共内战、六七暴动、香港前途谈判等历史时刻，每个时期《华侨》都首当其冲，有荣也有辱。

　　日占时期《华侨》的所作所为，令岑维休于战后成为箭靶，一度遭国民政府当作“汉奸”通缉，主办此案的国民党党官企图一举吞并《华侨》，岑维休幸得港英政府全力保护，并得到徐复观代向蒋介石求情才逃过大难。《华侨》背负着这个历史耻辱包袱走了好几年才走出“通敌”阴影。笔者这篇文章是在缅怀岑才生先生之余，也希望替《华侨》被指在日占时期的“通敌”行为说句公道话。

　　牵头创立报业公会

　　岑维休于1985年12月逝世，岑才生即正式接掌《华侨》。早在1945年香港重光后，岑才生已进入《华侨》营业部工作；1949年他到英国三家报社实习时遇见何东爵士（何东家族在香港经营《工商日报》），何建议他回港后创立团结各报的公会组织，以便在国际上发挥影响力。岑才生回港后与父亲商量，结果《华侨》和《工商日报》、《星岛日报》、《南华早报》于1954年成立香港报业公会。公会至今仍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报业组织，岑氏父子对公会贡献良多。

　　《华侨》是报坛的“少林寺”，很多报界知名记者编辑都是出身《华侨》，他们都感念“才哥”（行内人对岑才生的称呼）给他们很大的自由发挥空间。《华侨》最为人称颂的是其“读者救童助学运动”，多年来筹得近亿元善款，受惠儿童150多万人次，受资助学生逾15万人。岑才生热心公益之余，没有忘记过去的“旧伙计”，每年年底都会“摆番几围”叙旧，他本人一定出席。

　　笔者与岑才生相识于八十年代，我们多在港督府和官方的“吹风会”上碰头，每次见面都是行色匆匆，没机会详谈。1991年《华侨》卖盘给《南华早报》运营，至1995年1月12日停刊后没有机会再见面，直至2014年3月，笔者受香港新闻博览馆委托访问岑才生，作为馆藏香港新闻口述历史一部分，久别重逢的岑先生年逾九十，思维仍非常清晰，对《华侨》每个阶段的历史都能清楚忆述，惟对日占时期的《华侨》事情就轻轻带过。因为笔者当时正在研究沦陷时期的香港报业历史，之前在图书馆和档案馆搜集了不少资料，欠缺的是《华侨》老板现身说法。笔者其后两次私访岑才生，总算有点收获。

　　首先，岑才生回答了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前，《华侨》为何不停刊撤走，以至成为赴敌的工具？岑才生说：“当时港英政府要求我们坚持到最后一刻，因为市民需要报纸报道最新消息，如果那时所有报纸都撤走，人心会更不稳。”笔者翻查当年报纸发现，根据香港《大公报》12月3日报道，当时主要的中西文报纸均向港英政府表示，在战事发生时也绝不停刊，继续为市民服务。《大公报》这样报道：“港府欲详知本港中西报在战事发生时，是否继续发行，供给本港市民阅读，昨特托远东情报局转征各中西报章意见，据悉：西报方面，一致表示无论如何困难，仍继续出版，中文报方面，昨日亦全数答复，谓决继续努力，绝不停刊，计有大公、华侨、工商、星岛、国民等报，均接到港府之询问，彼等均作上述答复。”上述报章确能遵照承诺坚持出版到最后一刻，但《华侨》于最后一刻过后仍犹豫不决，最后便沦入敌手。

　　究竟岑维休当时不离开香港是出于什么考虑？岑才生说：“家父没有说得很清楚，但我估计当时是考虑到几百员工的食饭问题。”在危急存亡之际还惦记着员工的生计，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无论如何，《华侨》留下不走，从此便走上附敌之路。

　　社论副刊迂回抗日

　　纵观香港在日占三年零八个月期间，《华侨》在舆论上确实做了很多为日敌张目的事实，这是不容否认的；然而，笔者站在更广阔的角度去研究该段时期的《华侨》，发现《华侨》不尽是媚日，反之，从该报副刊一些内容以至部分社论和编辑的标题，往往可看出“迂回抗日”的弦外之音。

　　岑维休曾经多次因为《华侨》的出位言论而被召往日本宪兵部“照肺”，笔者在此不赘。我的论文《日据时期香港报纸‘附敌’问题研究——香港华侨日报的个案分析》副本已分别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和香港大学孔安道图书馆，可供索阅。在日敌眼皮下，《华侨》岑维休和编辑们能走到这一步已不简单。因此，我们在责难《华侨》附敌之余，是否应该考虑到它也有积极的一面。

　　笔者引用1946年6月8日《华侨》社论：“本报过去工作概略——为祖国服务为民众服务是我们一贯立场”作为总结：“……香港力竭投降后，全港侨胞陷于长期的黑暗时代，而本报亦经历一最艰苦最难堪之时期，本报虽被挟持出版，但全体同人始终绝不动摇，日惟以维护难胞生活，解除沦陷区内同胞之苦痛为立场对象，虽经敌报道部不断利诱威逼，迫使承认汪逆政权，赴粤开办报社，及更易华侨日报名称，然同人等始终坚持不屈。反之，且以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敌人必败，轴心最后必告奔溃之坚定信念，从字里行间上，新闻位置上，社论特稿上，版头插画上，利用我国文字之奥妙，与编辑手法，随时随地以巧妙方式，暗示于广大读者之前，以增强其信念，而奋发沦陷区内受苦民众之精神。此种举动，致为屡被敌宪兵部与报道部传讯之原因。但敌方鉴于本报有全体民众为后盾，得全港侨胞之拥护，故虽屡屡出以禁止出版，亦将本报干部人员拘禁处死等危词恐吓，但惮于民意，恐惹反感，未敢实行。本报同人此种敌后工作，甘冒自身妻子，以致朋友同事，牺牲生命，酷刑拷掠之危险，经过整整三年零八个月之长期惊心动魄，血泪交织，其艰辛凄楚之处，自信并不下于祖国前线后方卫国诸将士与义烈同胞也。此种思想心理作战，重在精神而不重在实质，重在里层而不重在外表；其目的方法，乃使群众心领神会，潜移默化于无形。本报同人是否汉奸，是否叛国，有沦陷时期本港广大读者可资证明，有集中营内盟邦友人可资证明……。更试就沦陷期中，粤港每一难胞加以询问，华侨日报是否汉奸报纸，本报同人亦深信此一询问必获否定的答复；但若断章取义，寻瑕抵隙，则不独本报全体同人不免，即整个沦陷区内以至临近之中立地带（例如澳门），亦将无一完人。……”（笔者为资深传媒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