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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的政治经济学

日期: 2015-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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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信报》2015年8月27日 

文/雷鼎鸣(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天津大爆炸后,香港一些极端团体(我不成其为“激进”,因我看不到它们有任何进步的元素)的网站有好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留言,对大爆炸带来的人命伤亡,有人大声欢呼,认为死掉些“蝗虫”可为民除害云云。

  此等已构成仇恨言论,在今天的网站或香港社会中已非新鲜事物。在所谓的“反蝗”活动中,从电视可见,一些带着口罩仿效三K党不敢以真面目示人的年富力强之辈,竟随意袭击白发苍苍的路人,原因只是后者拉着一个小行李箱;在袭击港大校委会事件中,一些学生及身份不明的人等,不但涉及动粗袭击李国章,还阻止早已受伤倒地的卢宠茂到救伤车接受治疗,这便应了宋恩荣教授在电台节目所言,有些人用极端手法抗议,把自己贬低至禽兽不如。宋是有名的谦谦君子,我与他相交数十载,从没见过他用词如此之重。

  会否这些被仇恨支配行为的人只是一时冲动,他们本性还是充满爱?这也许是过分乐观了。早于2008年汶川大地震平民百姓出现重大伤亡时,已有一向冷静的传媒人说这是“天谴”了。在港大事件中,经过X光等检查后,卢宠茂的主诊医生早已证明他是受了伤,但竟也有“学者”继续辱骂并质疑其跌倒是假装的。若非被仇恨完全蒙蔽了判断力和良知,又或别有意图,怎可能如此无理羞辱一位对香港有重要贡献的名医?

        仇恨行为 非港独有

  此种被仇恨推动的行为吗,却非香港独有。哈佛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葛理沙(Edward Glazer)在2005年2月的《经济学季刊》(QJE)中便有长篇论文描述历史中世界各地所出现的重大仇恨事件,并以经济学剖析为何没有事实根据的仇恨如此容易产生。

  仇恨事件在世界是想但普遍的,911事件正是一绝佳例子。劫机者若不是极度仇恨美国人民(不单是美国政府),怎么可能牺牲自己性命去杀害无辜的美国普通百姓?但据葛理沙所以用的数据显示,89%的科威特人与86%的巴基斯坦人均不相信世贸中心是阿拉伯世界中人所摧毁,他们反而怀疑是以色列有关的人所为。此现象起码反映了两件事:一、美国人在中东或伊斯兰教信徒中形象甚差,其所言不获信任;二、仇恨的确会掩盖理智,令人不肯面对现实,无论九一一恐怖分子真实身份如何得到明证,仇恨美国的人也不会接受美国政府的说法!

  这里不由我们想一想,港人常挂嘴边的所谓”普世价值”究竟有多普世?我相信有些价值观,如准中生命、爱好和平,却又可能为大多数世人所拥抱,但其它的价值若说成是“普世”,便有点虚了。欧洲、美洲和日本的总人口就不过是世界总人口的七分之一,他们口中所说的价值观能否配得上“普世”?在葛理沙论文中,记有美国不少国家中的形象数据,在中东多个国家中,大半甚至超过7成的人民对美国都十分不满,他们的价值观恐怕便与美国或西方人十分不同,就连欧洲人民也有此情况,只是没有这么尖锐,美国是仇家满天下的。

        理性解恨 对牛弹琴

  历史上的仇恨现象又哪会不普遍?到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一看馆藏的如山铁证,很难否定当年的日军很仇恨中国人民,否则如何能如此残忍?希特勒上台时便大力煽动德国人仇恨共产党和犹太人,在纳粹中人看来,这两类人是共通的。美国人在南北战争以前并不仇恨黑人,他们只是视黑人为低等民族,但解放黑奴后,白人与黑人的鸿沟却比以前更大,以三K党为代表的白人,不断虚构有关黑人的邪恶故事,并常自己出手行刑,以求社会仇恨黑人。直至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兴起时,因纳粹已被认定为邪恶,而纳粹又是种族主义者,所以连带美国的种族分子也被视为邪恶,黑人白人的关系才慢慢改善。

  仇恨既然普遍,很可能反映着人类的劣根性,我们总应分析一下它的特性。仇恨是一种原始的情绪,它标志着一种攻击性的情意结,对象是能威胁自己利益或存亡的人或物。正如达尔文所言,从不喜欢一些人升级至仇恨这些人,只是一步之遥的事。仇恨者往往感到自己高大崇高的形象受损,从而迁怒于仇恨对象。

  仇恨是一种感觉,不是一种思考,所以要用理性分析去化解仇恨,只能是对牛弹琴,事倍功半。这里所说的仇恨,并非指对某个人的仇恨,而是对整个族群或整个种族的仇恨。仇恨是否建基于有真凭实据的事实,根本无关宏旨。葛理沙发现,很多仇恨者这对仇恨对象的指控完全脱离事实,但他们一般会视而不见;更加严重与更为普遍的事,仇恨者最喜欢一竹蒿打尽一船人,他们往往把个别仇恨对象的某些“罪恶性”夸大,并将其“放诸四海而皆准”硬套在整个被仇恨的族群身上。

  此种跳跃式的把邪恶推广到别人身上,并不需要道理,若有人在虚构一些故事,只要能令仇恨对象更显其本质的根本邪恶,仇恨者会乐于接受这些故事;反之,若故事有利于仇恨对象,他们会被忽略不理。

  葛理沙列出的此种不利事实根据、并且认定个别人的缺点只是整体社会邪恶本性写照的仇恨特性,在香港也可带淋漓尽致的体现。某些政客或他们的跟从者把一些受到农民生活影响而不符合城市文明的行径,如吐痰、便溺等等,夸张为内地人的普遍行为,令港人视之为劣等族群,但他们又不去面对内地来港留学生很多都极为优秀(此点无人可与我争论,我教过的内地杰出学生不知凡几)。这一事实,又或内地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开始涌现等等,只要多在内地交流都是随时可见的现象。为何如此孤立看事物?这是煽动仇恨的政客(葛理沙称他们为政治企业家)所希望见到的,而他们也深明仇恨是无须思考。

  葛理沙构建了一套数学模型去解释仇恨的出现。仇恨有供应,亦有需求,别有用心的政客或他们的追随者有时为政治利益,会刻意制造和宣传一些可煽动仇恨的故事,尽管这些故事会准确性可疑,但他们知道,不少人对这些故事有需求,不用真实也容易有人相信。

        开放心灵 思想解咒

  在什么情况下仇恨故事的供应者最具生产力?若制造对某种群体产生仇恨有利于政客的选票或政治利益,他们会快马加鞭,乐此不疲。弄个假想敌出来,对政客常可产生奇效;若仇恨对象与自己的选民较少接触,选民会较易受骗,制造仇恨的成本也会较低,政客更愿这样做。从需求者的角度看,若认为自己与仇恨对象产生利于冲突,例如认为工作职位给抢走、生活空间受压缩,他们对有助渲染仇恨对象的邪恶性故事的需求便更大。

  仇恨终究是一种负能量,长期沉溺其间,会变得心灵扭曲,自贬为禽兽不如而不自知。如何可避免这结果?据葛理沙模型的引申,多与仇恨对象交流互动,增进信任,减少误解才是正道。

  香港的仇恨这其实大有条件替自己思想解咒,香港的经济早已极为依靠内地,只要不刻意闭关自守,开放心灵,资讯便很易掌握到;有了准确和全面资讯后,如何判断形势却可悉随尊便,这总比盲从那些多年未有踏足内地的评论人更有依据。

  香港的一些政客其实也明白此点,所以他们对讲普通话十分排拒,对别人懂的简体字也深刻仇恨,一到大陆交流便要将其说成是“洗脑”等等,这些都不外乎是为交流互相了解设置障碍,目的便是要把仇恨尽可能维持下去,是否有人乐于见到事态如此?沉溺于这种心态的可能大不乏人,但他们恐怕在香港的职场中要吃亏。

  【补充】两周前我根据定量估算,在本报提到教育是提高收入的重要因素,评论家周显先生并不完全同意,他在友报举例说出有些国家的教育水平颇高(如菲律宾),但经济表现不佳。此点与我所说的其实并无矛盾。

  收入的确受到很多因素同时影响,并非单指教育一项,但无论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收入差异,或是国与国的GDP比较中,大量证据均显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教育对收入或GDP均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人收入比中学毕业但有20年工作经验的人比,并不值得奇怪;一个盛产石油但人民教育水平低的国家的GDP可以很高,这些与我的观点毫无矛盾。经济学中与自然科学所用的实证概念都是基于ceteris paribus,即把其它因素都保持固定不变,只把要比较的因素抽离孤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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