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灼见名家》 2015年8月3日

曾钰成认为，对年轻人来说，2047是更现实的问题。 （香港大学发展及校友事务部图片）

　　7月中旬，香港大学毕业生议会举行“香港的前路”研讨会，探讨后政改香港何去何从。曾钰成议员、王于渐教授、黄友嘉博士及罗致光博士，先后发表了他们对香港未来的看法。本社派员採访了是次论坛，并将每名讲者演说内容，整理为一系列四篇文章，本文为系列第一篇，由立法会主席曾钰成分析香港后政改的管治形势。

（整理：朱淑荥）

　　政改方案否决后，我听到有一种说法：“政改被否决，证明香港未具备实行普选的条件，香港社会部分人与中央政府对于怎样实行普选未有共识。”

　　提出这个观点的人说，这说明为普选制定时间表并不合适，因为《基本法》规定香港政制发展是要“按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与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进行，怎能于十年前便预测到十年后香港社会的情况是适合普选呢？所以政改方案被否决，时间表亦无用武之地，重新返回《基本法》去看实际情况，原地踏步，等到香港社会与中央政府有共识，到时候才再将普选议题放上来讨论。 

        时间表不是随便订立的

　　似乎提出这说法的人，是觉得政改被否决对香港是好事，就如行政长官最近所说，将政治争拗放一边，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但我想指出，2007年中央政府决定为香港制定普选时间表，绝不是“贪过瘾”的，断然不会是随便想出来的东西。

　　大家应该都记得，2007、08年行政长官选举是没有普选的，当时大家就想，下一届有没有普选呢，立法机关普选何时到来呢？社会上开始有压力，中央所定的普选时间表就是要说明，2012年是没有双普选，不过2017年是可以普选行政长官，之后可以普选全部立法会的议席。时间表在当时是舒缓了当时的压力，让大家有所期待。虽然仍有部分人不满为何2012年不能双普选，但毕竟下一届行政长官就可由普选产生，所以时间表本身，令近几年的政制发展争议相对平静，准备2017年迎接普选。所以时间表的出现有它特定的背景，不是突然说有便有的。

　　现在因政改方案被否决，连时间表都失去了，是否表示问题就不再存在？是否就如一些人所想，我们就无需再理会政制的发展呢，可集中处理民生事项呢？

        没了时间表 市民将对管治失耐性

　　在过去一年时间，立法会还未就政改表决的时候，我在多个场合表明，认为若在2017年不能实现行政长官普选，香港便难于管治，甚至不能管治，这个看法我依然没有改变。所谓不能管治，不是说方案一被否决，社会就大乱或者政府倒台，或香港会立即陷入无政府状态。但我们可以想像一下，我们的管治方式，经历了回归后这十几年，有各方面的问题都已明显地浮现出来；如果我们仍坚持，什麽都不改，按现在的管治方式，香港会继续繁荣下去，应该不会有太多人相信。

　　过去这几年都能继续维持到社会相对稳定，各方面的事业都能发展，其实很大程度是因为大家愿意等待，等政制争议解决后，引入普选再去研究如何去改进，解决管治上的问题。丢弃了时间表，管治上出现的明显问题，就不知何时才能解决。例如行政立法的关系、行政会议透明度或主要问责官员的表现问题等等，会一直持续下去。 

        认受性问题难以解决 

　　更重要的是在过去一段时间，政府是向整个社会宣传“2017，一定要得”，由行政长官与政改三人组不停跟大家说，如果普选不通过，大家只可坐在家中看电视直播，无法参与。“由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一定可向市民问责，可回应到市民的诉求，大家可以到投票站，投选支持的候选人”，这些宣传已深入人心，现在忽然间消失，继续原地踏步，政府是不能回头说“原地踏步也不错”。市民的期望已经明显表达出来，现在没有了，而且不知何时再有，必然令2017年通过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产生的行政长官更加难去建立管治的威信，更加难去赢得认受性。 

　　再加上2012年的行政长官选举非常惨烈。有人认为2012年只是一个例外，因为以往数届的竞争都是相对君子的，但我们要务实一点看，2012年出现的其实才是常态。在将来，很难想像将来行政长官选举并无真正竞争，而当有真正竞争，比如2012年的选举那样，我们就大概不会君子之争，也不会只比政纲、能力与往绩。

　　所以从任何角度去看，不通过政改方案，2017年产生的行政长官与新一届政府面对的管治困难都会比过去更大。再加上整个制度内存在的问题一直未有解决，我们如何期望特区政府可以实行有效的管治呢？ 

         2047不再是天方夜谈 

　　我认为“政改否决了，不用再理政治发展，集中处理经民生”的想法不切实际。再讲“50年不变”的“50年”已过了三分一有多，2017年选出的行政长官到他任期结束时，“50年”刚刚过了一半。近来已听到，北京的学者至负责香港事务的官员都开始思考一国两制应如何发展、2047年后香港要怎样做、《基本法》何时以及如何修改，这些问题与香港实际管治效能、香港能否如中央所愿既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时，维持到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等，有紧密的关系。

　　所以我与很多年轻人讨论，不只是要考虑2017年的问题，对他们来说，2047年是个更现实的问题，要考虑香港的未来，做好将来几年，令一国两制有较健康的发展，对2047年有好的前景。在这方面出发，我们是不能迴避政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