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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钰成:要2047年有好前景 香港不能回避政制问题

日期: 2015-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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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灼见名家》 201583

 

曾钰成认为,对年轻人来说,2047是更现实的问题。 (香港大学发展及校友事务部图片)

 

  7月中旬,香港大学毕业生议会举行“香港的前路”研讨会,探讨后政改香港何去何从。曾钰成议员、王于渐教授、黄友嘉博士及罗致光博士,先后发表了他们对香港未来的看法。本社派员採访了是次论坛,并将每名讲者演说内容,整理为一系列四篇文章,本文为系列第一篇,由立法会主席曾钰成分析香港后政改的管治形势。

(整理:朱淑荥)

  政改方案否决后,我听到有一种说法:“政改被否决,证明香港未具备实行普选的条件,香港社会部分人与中央政府对于怎样实行普选未有共识。”

  提出这个观点的人说,这说明为普选制定时间表并不合适,因为《基本法》规定香港政制发展是要“按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与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进行,怎能于十年前便预测到十年后香港社会的情况是适合普选呢?所以政改方案被否决,时间表亦无用武之地,重新返回《基本法》去看实际情况,原地踏步,等到香港社会与中央政府有共识,到时候才再将普选议题放上来讨论。 

        时间表不是随便订立的

  似乎提出这说法的人,是觉得政改被否决对香港是好事,就如行政长官最近所说,将政治争拗放一边,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但我想指出,2007年中央政府决定为香港制定普选时间表,绝不是“贪过瘾”的,断然不会是随便想出来的东西。

  大家应该都记得,2007、08年行政长官选举是没有普选的,当时大家就想,下一届有没有普选呢,立法机关普选何时到来呢?社会上开始有压力,中央所定的普选时间表就是要说明,2012年是没有双普选,不过2017年是可以普选行政长官,之后可以普选全部立法会的议席。时间表在当时是舒缓了当时的压力,让大家有所期待。虽然仍有部分人不满为何2012年不能双普选,但毕竟下一届行政长官就可由普选产生,所以时间表本身,令近几年的政制发展争议相对平静,准备2017年迎接普选。所以时间表的出现有它特定的背景,不是突然说有便有的。

  现在因政改方案被否决,连时间表都失去了,是否表示问题就不再存在?是否就如一些人所想,我们就无需再理会政制的发展呢,可集中处理民生事项呢?

        没了时间表 市民将对管治失耐性

  在过去一年时间,立法会还未就政改表决的时候,我在多个场合表明,认为若在2017年不能实现行政长官普选,香港便难于管治,甚至不能管治,这个看法我依然没有改变。所谓不能管治,不是说方案一被否决,社会就大乱或者政府倒台,或香港会立即陷入无政府状态。但我们可以想像一下,我们的管治方式,经历了回归后这十几年,有各方面的问题都已明显地浮现出来;如果我们仍坚持,什麽都不改,按现在的管治方式,香港会继续繁荣下去,应该不会有太多人相信。

  过去这几年都能继续维持到社会相对稳定,各方面的事业都能发展,其实很大程度是因为大家愿意等待,等政制争议解决后,引入普选再去研究如何去改进,解决管治上的问题。丢弃了时间表,管治上出现的明显问题,就不知何时才能解决。例如行政立法的关系、行政会议透明度或主要问责官员的表现问题等等,会一直持续下去。 

        认受性问题难以解决 

  更重要的是在过去一段时间,政府是向整个社会宣传“2017,一定要得”,由行政长官与政改三人组不停跟大家说,如果普选不通过,大家只可坐在家中看电视直播,无法参与。“由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一定可向市民问责,可回应到市民的诉求,大家可以到投票站,投选支持的候选人”,这些宣传已深入人心,现在忽然间消失,继续原地踏步,政府是不能回头说“原地踏步也不错”。市民的期望已经明显表达出来,现在没有了,而且不知何时再有,必然令2017年通过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产生的行政长官更加难去建立管治的威信,更加难去赢得认受性。 

  再加上2012年的行政长官选举非常惨烈。有人认为2012年只是一个例外,因为以往数届的竞争都是相对君子的,但我们要务实一点看,2012年出现的其实才是常态。在将来,很难想像将来行政长官选举并无真正竞争,而当有真正竞争,比如2012年的选举那样,我们就大概不会君子之争,也不会只比政纲、能力与往绩。

  所以从任何角度去看,不通过政改方案,2017年产生的行政长官与新一届政府面对的管治困难都会比过去更大。再加上整个制度内存在的问题一直未有解决,我们如何期望特区政府可以实行有效的管治呢? 

         2047不再是天方夜谈 

  我认为“政改否决了,不用再理政治发展,集中处理经民生”的想法不切实际。再讲“50年不变”的“50年”已过了三分一有多,2017年选出的行政长官到他任期结束时,“50年”刚刚过了一半。近来已听到,北京的学者至负责香港事务的官员都开始思考一国两制应如何发展、2047年后香港要怎样做、《基本法》何时以及如何修改,这些问题与香港实际管治效能、香港能否如中央所愿既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时,维持到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等,有紧密的关系。

  所以我与很多年轻人讨论,不只是要考虑2017年的问题,对他们来说,2047年是个更现实的问题,要考虑香港的未来,做好将来几年,令一国两制有较健康的发展,对2047年有好的前景。在这方面出发,我们是不能迴避政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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