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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中国荫下的成长路——历史回顾

日期: 2012-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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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 《信报》 2012年2月22日 星期四

 香港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及黄乾亨黄英豪政治经济学教授

  香港自有居民以来,社会经济发展一向取决于与内地的联系。随着两地联系的变迁,南北之间的「跨境」往来时松时紧。过去这两千多年,尤其是战后这几十年,这个基本因素不仅界定了香港发展的条件,更直接提供发展的动力,决定了港人在政经社各方面的选择。只有追本溯源,才能了解英国人对香港正负两面的贡献,进而面对今后将陆续浮现的政策争议。

  香港在历史上隶属内地新安县,也就是今天的深圳。成为政治法律实体,与县里其他地区有别,是1841年英国人抵埗后的事。香港和深圳以至广东的联系源远流长,不以此来看待问题,只会落入香港史常见的两大陷阱:若非把过去这个半世纪的发展当作「荒岛点石成金」的英国伟大发明,就是反过来遭五千年文明的奇耻大辱压垮,无法面对今天的现实。

  我们对香港早期的社会所知不多。但以出土文物和文字记载看,香港四周的水陆环境浑然天成,自古是东西方的贸易和文化交汇点,是中国的「南大门」。早在四世纪,「屯门地区」(包括今大屿山、屯门到深圳市南头)就是商船从南海进入中国的第一个港口。

  历代变迁 左右发展

  珠江口地区古代盛产盐,其中产量最大的是东岸深圳的黄田、南头到大屿山大澳以至九龙的九龙塘和蓝田一带。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在公元111年征服「南越」(今广东)后,在今番禺设盐专卖。

  及至中国古代对外最开放的唐朝(公元618—907年),现在的广州垄断了外贸,外商云集,据说为数不止十万。到了宋朝(公元960-1279年),盐专卖迁到今之九龙城,名为「官富场」。

  前后有几百年时间,屯门有若广州的外港。作为制盐中心,朝廷驻有水师(海军),公元736年起设屯门镇。由于外商进出,屯门也是区内的宗教中心,佛教僧侣和伊斯兰学者进出频繁。今之屯门和大屿山宗教兴盛绝非偶然。屯门山的别名「杯渡山」就是印度高僧的汉名,英人入主后方改称「青山」。

  及至元朝(1260-1368年),屯门作为南宋遗民的抗元基地,遭到打压;海关北移到珠江口临近广州的黄埔,屯门退居为船只停靠点。

  接着的明朝(1368-1644年)转为内向,长年海禁,外贸上仅维持邻近小邦进贡式的往来。锁国激发了粤闽沿海的不法活动,走私、倭寇、葡萄牙人和日本人等对沿海的武装骚扰应运而生。由于倭寇禁无可禁,明朝最终不得不恢复外贸,但屯门、官富不复当年之勇。

  到了清朝(1644-1911年)就更不堪言。由于明朝遗臣郑成功以台湾为基地袭击大陆沿海,清廷遂于1622年颁迁界令,离岸不足二十五公里的沿海地区坚壁清野:居民内迁,拆除建筑,运走粮草。今之香港和邻近地区一落千丈。

  迁界令于1669年废除。但又过了十四年,沿海才允许定居,当时迁入的多属客家。本来沿岸有几个城市恢复了外贸,但后来清廷局限外贸于广州和澳门的葡萄牙人定居点。屯门和官富失却广州外港的地位后,沦为海盗巢穴,危及往来的商船。

  有证据显示,1810年,清朝水师得葡人舰艇相助,在今之赤鱲角剿灭以郑一嫂及其夫张保为首的海盗后,香港恢复外贸。 1830年代中期,水域常见英国鸦片输华的船只。

  英治之前的香港史料虽然有限,但仍清晰可见,过去这千多二千年,这个「荒岛」的命运取决于与大陆的联系。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一则由于先天的地理位置和水深,香港自古是中国对外贸易和交流的大门、讯息进出的集散地,香港的历史基本上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二则香港的盛衰很视乎中国对外开放还是闭关:最繁盛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唐、宋两朝,最冷清的是中国对外封闭的元、明、清初。中国在清末的鸦片战争中惨败于英国后遭强行开放,香港的发展也进入新阶段。

  内地人口 不断涌至

  英治使香港得免内地长达百年的动荡和干扰,得以充分利用地利和历史优势拓展外贸。这与英国利用香港作为商港的利益不谋而合,香港既以外贸为生命,获英国列为自由港也就理所当然。虽然初期主要靠进口鸦片,但与内地相关的转口贸易扩大,其他商品的交易也日增。

  清末的外贸有一个特点:海关颟顸,外商难以打进内地市场。外贸由朝廷特许的买办垄断,外商在华的事务均须经买办传话,连鸦片进口都免不了;后者不仅是贸易中间人,甚至为外交传话,富甲一方。

  香港经济日渐扩展,内地人也随之涌到。 1842至1949年这一百多年,除了战乱封关,香港与内地居民来往两地不受限制,南下者绝大多数是为了谋生。香港已知最早的人口记录是1845年,全港有23817人,其中男19201人、女2862人,其余1754人是儿童。很久以后才有较多家庭南移,令性别失衡得以纾缓。但期间内,南北之间一直有大量人口往来,而且并非单向,一年内有10-20%人离港北返是等闲事,有些年份甚至高达35%。

  由战前香港和内地边界进出自由、人口上落频繁可知,两地当时生活水准相差不远。香港从事外贸的华人虽富甲一方,但靠打工发达的不多。当时上海已贵为中国的工商业中心,生活方式远较香港多姿多彩。

  香港当时的人口虽然以新近南来的占多数,但主要靠善堂和教会提供社会支援,很少求助于政府。公共服务负担很轻,社经政策只须「轻手」(light-handed)就足以应付;公共收支简单不过,有相当一段时期,鸦片专卖就已提供了大部分库房收入。当时惟新界原居民有组织,对政府构成压力,原居民维权的能力至今很强。

  三大外因 改变香港

  二十世纪下半叶,内地的三个历史里程碑令香港的发展急转弯。先是1949年中共夺得大陆政权后,关闭深圳河的边界,严防国人涌出境。紧接着是1950年,中共出兵朝鲜首次与美军交火,遭联合国实施经济封锁,香港失却历史上作为中国进出口主要口岸的优势。与此同时,1945至50年期间,难民因为国共内战而蜂拥南下,香港的人口由六十万激增到二百一十万,并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本,以支持战后的经济奇迹。由于这三大外因,两千多年来,香港首次在经济上与大陆脱钩。

  新抵港者除了工农大众,还有不少上海企业家和专业人士,上海当时相当于亚洲的纽约。南来精英的管理、技术和市场专长带动了贸易、制造、零售、银行、电影、航运和各种专业,香港经济由原先专攻贸易转向多样化。

  出口取向的制造业取代简单的进出口贸易,成为香港新的相对优势。厂商获本地银行提供生产信贷,与英资洋行携手,先后打开了英联邦和北美市场。

  当时可能因为人口以新移民为主,政府很少遭到利益团体「游说」,因而得免干预商业活动。有人指当时的港府短视,又或者保守,在经济上不思进取,只求不成为伦敦的负累。短视也好,保守也好,这两种看法其实是一致的。港英政府认识到能否顺利治港,说到底视乎中国是否愿意和港人是否接受。这项认知决定了「轻手」管治的思维。市场不受约束,令商界得以充分施展。依我看,这份自由,人人共享,是战后在港成长的几代人最珍惜的价值。

  公共政策坚持「轻手」,被视为英国人对港的贡献。但同期英国本土的政策则刚好相反,倾向于福利主义。不少人相信,香港战后屡创经济奇迹,放任的制度居功至伟。但当局坚持放任,很可能是不得不如此,加上做起来方便,也出于某种信念。香港与内地在政治上关系错综复杂,「轻手」管治才是明智之举。

  港星发展 方式不同

  港府于处理美国长时期借多纤维协议(MFA)限制纺织品进口所用的方法就是「轻手」管治的最佳实例。一般政府会严密监控输美限额,只有港府按各厂商的出口往绩将配额转送出去,分文不取,更允许持有配额的厂商按市价买卖配额,从中牟利。香港的纺织成衣业因而迅速成长,几乎主导了全球市场,后来更到海外设厂,利用当地用不完的配额来拓展对美出口。配额有价有市,港府免费送出,可以避免像其他配额地区那样引发贪污。

  香港与新加坡的发展方式对比鲜明。新加坡传统上一如香港,优势在于转口贸易,并非生产出口物资。不同的是,新加坡独立后缺乏外来的精英襄助,但朝鲜战争后联合国对中国大陆实施经济封锁,间接造就了新加坡的转口贸易,令其得以维持这方面的优势。由于缺乏企业精英,新加坡不得不靠外资来发展制造业,加上争取独立时以社会主义为号召,而立国日子短、强邻环抱,这都令新加坡走「由上而下、重手主导」的发展路线。

  新加坡为外资设厂提供诱因,制造业至今占国内产值(GDP)20至25%。当局用国民强制储蓄的中央公积金来支持官方选用的投资方案,国民缴纳的公积金一度占个人收入40%。但国民仍然支持政府,因为立国初期先将一部分私人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大建公营的「组屋」,津贴国民购置。现在全国八成人拥有自置的居所,而且可以自由转让。

  勇于冒险 港人灵活

  新加坡的创业才华主要见于政府和国营企业,民间力量薄弱,故重管理而不重创新,避免承担风险。香港刚好相反。

  港商的企业精神举世闻名,可能正因为是大都是移民。在内地的大变动中,一个人是走还是留属于「自我选择」的行为。这间接把人分成两大类:选择出走的通常较留下的敢于冒险创新。前者来港后,把握自由市场简单明确、直截了当、有规可循的游戏规则,敢于承担风险,从而致富。

  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珠三角的出口总值已超越泰国,晋升为「亚洲第五条小龙」。当时中国只开放了十二年多,有此成就,港商打从开放之初就北上设厂,功不可没。

  香港和新加坡各擅胜长,但要说明两地之别,这里不妨做一个假想。

  如果现在是三十年前,内地刚决定开放,而港、星地理位置互易——有两艘超大的趸船,一艘把香港拖到马六甲海峡南端,另一艘把新加坡拖到珠江河口— —珠三角会不会在十几年内由一穷二白跃升为亚洲小龙?我很怀疑。

  香港的企业和劳工能对中国开放作出迅速而敏捷的反应,实有赖于香港的自由市场环境孕育出供应的灵活性。


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系列·十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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