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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

日期: 2019-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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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亚洲周刊》2019年38期

文/黄宇翔

 专访﹕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

汤家骅(图:黎家骏)

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相信,一国两制具有韧力,有很强的自我修復能力,不会被暴乱击倒。他认为北京、港府及香港人要对一国两制界线有清楚共识。他又认为解决目前困局很难,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汤家骅是香港行政会议成员,被视为特首林郑月娥的法律智囊,在《逃犯条例》修订风波以来,他一直肩负起法律解说的工作。汤家骅是泛民主派政党公民党创立者之一,佔中之后成立「民主思路」,被视为香港政治光谱里「中间路线」的代表人物,但在访谈中,汤家骅对所有解决现时政治风暴的方案都显得左右为难,他认为﹕「所有选择都是坏的,但就在这么多坏的选择里,找一个没那么坏的选择。」但他依然认为「一国两制是有韧力的,有强大的自我修復能力」,对于「一国两制」的前景具有信心,关键是北京、港府与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界线要有共识、要划清楚。亚洲週刊记者在九月十六日专访他,以下为採访摘要:

Q:律政司已开始了「蒙面法」的立法研究,你认为可行吗?

A:这是表面、「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反修例运动走到今天,本质已经显露出来,是个「文化、政治运动」,儘管有些地产商(李嘉诚)比喻香港人是「黄台之瓜」,但事实上这个运动某程度上也是阶级斗争。有专业背景的中产人士觉得自己是一无所有,在香港生活是困难的,居住没有保证、教育也很困难,也没有理想的前途,尤其是觉得政治发展受到压迫,但最重要是对「一国两制」有很大落差,他们认为香港的「一国两制」是近乎独立的体系,举起英国旗、美国旗,代表他们否定「一国两制」下的「一国」,认为虽有一国之名,但无一国之实。因此,这些问题,不是「蒙面法」、「辱警法」所可以处理的。

就「救急」来说,「蒙面法」需要通过「紧急情况规例条例」(紧急法,Emergency Ordinance)才可以进行立法,如果通过立法会程序,就会旷日持久,也不一定能够通过。而且蒙面法就算通过,判罪成,最多也只是监禁六个月,因为「蒙面」只是政治表态、逃避侦测。例如蒙面纵火,纵火可以判刑一年,而蒙面一般也和刑事毁坏同期执行,变相阻吓力就很低。

所以我认为这是「得不偿失」,而且如果援引「紧急法」进行立法,国际舆论的反应一定非常差,再者使用「紧急法」就会与距离动用基本法十四条或十八条,要中央介入的非常近了,国际投资者对于香港法治信赖就会大打折扣。

Q:你提过特区政府委任「特务警察」的可能性,除此以外,特区政府还有哪些手段,可以应付这次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A:我必须强调,我没有提议过特首去委任「特务警察」,只是记者问我有甚么手段可以做,我理所当然地说,人手不足的问题根据《公安条例》可以这样处理,《公安条例》甚至有条文可以「禁止公众集会」,但有这些条文,不代表我个人支持,或有提议,希望记者想清楚才写。

控制暴力行为的手段,现在来看,不外乎三种办法。一是向行使暴力者妥协,希望他们不要再使用暴力;二是加重刑罚,重到使用暴力的人不能接受;三则是用暴力反击,使暴力使用者不能再反击,例如在美国,就会使用实弹还击。但美国会发生的事,不代表在香港会发生,这是否代表香港警察的质素比美国高出许多呢?

陆港法制的差异性大

汤家骅:法律上可以做到的非常有限,终审法院基本上所有法官都是民主派,关于表达自由的判刑倾向比较宽鬆,认为示威、表达自由不应受到压迫,儘管他们批判公民抗命。而在普通法传统里,涂污国旗、国徽的判刑程度是很低的,这和中国内地的情况不一样。到头来,这也是找寻一国两制平衡点的问题。

Q:那你认为香港政府面对当前局势还有甚么可以做?

A:上述三种治乱方法都未必可行,我认为关键还是要社会沉默大多数要给勇武派施加压力,当社会进入「文革式批斗」、「民团大战」的局面,应该就会少些人支持所谓「勇武抗争」,也许只能等这个临界点的到来。三种方法,要说倾向哪个较多一些,这很难说,我记起某个西方电视剧曾有这样的对白:「政治没有好的选择,只有坏的选择,和更坏的选择。」

Q:政府在宣布条例撤回后,也公布了「四大行动」,当中包括监警会引入外国专家,你认为这个行动有效吗?

A:监警会一直有两方面的问题,被各方指责,一是很亲政府、偏颇,有很强烈个人意见,二是没有法律权力。政府未必没有改革的意愿,但改革需要很长的讨论时间。人选的问题,假如委任退休法官,法官很多都被定性,被视为较保守、或靠近民主派。没有这些问题的,也未必愿意出来,都有「锡身自保」(爱惜羽毛),而不愿意出来被人骂。

关于监警会的外国专家,当然我也不明白为何对相关专家的背景调查工作做得如此差,加拿大专家Gerry McNeilly就有负面传闻。如果要扩展监警会的权力,警察的抗拒也会很大,所以五个外国专家说现在香港局势复杂,远超监警会的范畴,也代表监警会很难处理现在的问题。

Q:所以长远来说,你认为该如何解决香港的问题?

A:「一国两制」的根本矛盾,是一个「开放、自由vs强逼、不接受」的格局,因此政府要强烈地尊重不同意见,也因此容易被颠覆。例如这次反修例运动,反对者对条例的理解其实都很幼稚,在数週之内,通过文宣动员,就可以有百万人上街反对,《明报》六月九日的民调就很清楚,居然九成的示威者认为修例会使反政府、反北京的人士引渡到内地去。

现在反修例运动就被反北京的一部分人骑劫,这不是民粹,民粹是大多数的共识,就可以叫做民粹。现在运动的焦点是不信任一国两制。而应该对这个局面,还是要回到一国两制要準确地确立,跳出「尊重自由vs凡事爱国」的二元思维陷阱,不要极端化。

Q:你提出过局部特赦的想法,处理反修例事件中警察、示威者之间的衝突,具体上该如何操作?

A:特赦是可以没有违反法治的,只要经过正当程序(Due Process)就可以了,殖民地时代也有将死刑改为终身监禁的情况,如果特赦能够促进社会裂痕的修补,那么是不应反对的,只不过不应该现在做,应该在动乱之后再提出。

Q:你是香港政治「中间路线」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你现在怎么看中间路线的发展?

A:我很早就提倡「一国两制的沟通平台」,让北京、港府与香港人有对话的平台,可以诚实地、开门见山地讨论「一国两制」的界线,去决定界线如何去划。

中间路线也有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所有社会,中间路线都是最多人支持的,中间的人会向黄、蓝靠拢,但不影响中间路线的路向,关键是如何将中间路线转化为政治力量。现实中,选民投票时,选民恐怕会浪费了选票,在没有政绩、实际数据显示之下,他们还是倾向投给建制、泛民主派。

中间路线的成形,还是要得到北京、政府的重视,使有质素的政治人做到成绩出来,让他们的主张可以被採纳、重视,不只是採纳建制派的主张。中间路线冒不起头,不是因为选民少,而在于得不到北京、港府的重视。

应培养懂北京的港人

汤家骅:另一方面,我过去就建议民主派要培养懂得中国、受到中央信任的人才,这样才可以换到你们想要的普选,但很遗憾他们没这么做,反而是为了选票考虑之下,更加激进化。

Q:「一国两制」的界线能不能界定中央介入香港事务的程度,例如明确中联办的权界?

A:这是个非常自相矛盾的问题(Paradoxical Question),例如不容许港独人士主导香港,这是不是一种介入?不容许政权被颠覆又是不是一种介入?美国经常介入香港事务,又能不能对他们进行处理呢?

Q:你怎么看一国两制的前景?

A:我是个「乐观的悲观者」,我相信一国两制是有韧力的,不在于暴力升级、抓了几千人,一国两制就会失去,我相信「一国两制」有很强的自我修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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