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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惨败十大教训

日期: 2014-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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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参考消息》2014年3月7 第11版


清政府耗费巨资和多年时间修建了旅顺基地,但在战争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即陷落敌手。(资料图片)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120年前中日之间进行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战争,中国战败,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中国近代的对外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场战争。正因为如此,重新反思这段历史,也最具现实意义。

  我认为,甲午战争惨败的教训主要有十条:

  一、国殇伤在政体,体制落后必然挨打

  19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必然引起新一轮对殖民地更加激烈的争夺。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猎物。而此时,中国大陆战祸连接,内忧外患频仍,国运岌岌可危。李鸿章奉命创建海军,建设国防力量,虽学习西方之经验,但只学其皮表,未触实质。而慈禧太后竟将建军之大量军费挪用,作为修建三海及颐和园之用款。

  反观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建立新政,充实国力,汲取西方文化之精髓,摒弃不合时宜之思维,提出“开拓万里波涛”的口号,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1887年3月,正当中国准备挪用海军购舰专款之际,日皇谕令从皇室内库中提取30万日元(相当皇室经费十分之一)作为购舰用费。谕令即出,全国影从,至当年9月,集资即达100余万日元。两相比较,高下立现,由此可见大清帝国首先败在国体政体上,甲午之战,其实是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甲午之败,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二、战败败在贪腐,腐败不除未战先败

  当时,清廷修缮“三海”工程,有人估计费用在白银300万两以上,可添购多艘“定远”“镇远”这样的主力舰。在黄海海战之前6个月,北洋舰队申请紧急换装部分速射炮并补充弹药,以应紧急之需。而李鸿章竟然以慈禧太后祝寿需要用款为名,予以拒绝。当1894年11月7日,清廷为慈禧太后大庆六十寿辰之日,正是我辽东半岛大连湾陷落敌手之时,此腐朽政权焉能不败!

  三、强国必须强军,军不够强不成强国

  在中日开战之前,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但清政府疏于国防建设,有军不强。更有甚者,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几年时间,竟然只舰未添。原来清政府的海军是世界第八,亚洲第一,此时已被日本赶超。开战前三个月,李鸿章预感到这种危机,拟为北洋海军换装21门新式火炮,但因海军衙门与户部意见相左,而不得仅先为“定远”“镇远”两舰购买12门快炮。此时,日本诸多主力舰均已安装速射炮,这为黄海战败埋下隐患。甲午战败后,清政府赔款白银2.3亿两。要知今日何必当初,若当年早将银两用于购买急需装备,何至开战仓皇至此?


就在北洋水师1888年成军的第二年,日本海军建立了常备舰队,并迅速充实力量。图中坐者为日本海军常备舰队首任司令官井上良馨。(资料图片)

  四、强军必须创新,观念落后满盘皆输

  进入19世纪90年代,“巨舰重炮”之观念已经被“快船快炮”之观念所替代,海上作战的首要目标,由以往之击毁战船转为注重杀伤舰上有生力量。所以,当时新型舰船趋向于减少大口径主炮数量,而以众多中口径速射炮代之。在黄海海战中,日本舰队装备大型速射炮71门,小型速射炮154门;而北洋舰队仅有大型速射炮2门,小型速射炮130门。与敌相比,大型速射炮远逊于敌。若论在10分钟内发射弹药,中日之比是33:185。由此可见,虽然在战舰的总吨位上,北洋舰队并不比日军差,但由于作战理念落后,导致优劣转换,北洋舰队在战力上处于下风。

  五、强军重在军魂,无勇军队散沙一盘

  岳飞云:“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太平矣!”中华民族不乏精忠报国之仁人志士。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有7名管带以身殉职。但在甲午战争中亦有“怕死畏葸”之将领。平壤之战中,大同江南岸、玄武门外、城西南三大战场,只有玄武门陷落,此时对清军来说,战事尚有可为。但清军总指挥叶志超却竖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6天里,清军狂奔500里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占领朝鲜全境。在黄海激战中,“济远”“广甲”“扬威”三舰均是主动逃离战场的。在旅顺附近战斗中,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清军不战自溃,日军又开始向旅顺进逼。当时旅顺地区清军有七统领,道员龚照玙为前敌营务处总办。当日军前锋进犯土城子时,龚照玙竟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清军群龙无首,成鸟兽散。

  六、强军必强装备,数量质量缺一不可

  固然,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但武器装备也是重要因素。对于海军战力之评估,通常以拥有舰船数量与总吨位作为依据。战争爆发前,中国海军共有军舰78艘,总排水量8.5万吨左右。日本海军则有军舰31艘,总排水量7.2万吨左右。中国在规模数量上占有上风。但军力的比较,不只是绝对值的比较,还应包括相对值的较量。比如,在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参战兵力为12艘战舰,总吨位34420吨;日本参战兵力为12艘战舰,总吨位39684吨,数量上难分伯仲。而在建军质量上,则中国军队处于劣势。北洋舰队“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舰首炮塔之4门主炮只能正向射击,其余各舰所配弹药也不多。海战中,后续补充弹药,或者与火炮口径不符,弃之无用;或者质量太差,弹身布满小孔,炮弹未出炮口即炸膛……如此等等,北洋水兵纵有三头六臂,也回天无力。

  七、强军不可松懈,有备才能保证无患

  1880年起,日本全力扩充军力,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截至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万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以及舰艇总排水量7.2万吨的海军,超过了北洋海军。中国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如沈葆祯、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毫无戒备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八、指挥情报后勤,通力合作方能得胜

  海上作战,舰队远离陆上指挥中心,应有独立高效的指挥机构。黄海海战,北洋舰队以“定远”舰为旗舰,提督丁汝昌位于此舰上。通常做法是在旗舰建立指挥中心,由提督坐镇指挥;另于主力舰“镇远”舰上建立副指挥中心,以备万一。因为丁汝昌不谙海战,不能担当舰队实际指挥权,只得以旗舰管带刘步蟾代为执行,同时北洋海军又未在“镇远”舰上建立副指挥中心。交战初期,当“定远”舰被敌炮击中,无法升旗发布号令后,北洋舰队各舰即陷入各自为战境地。

  情报战输人一头也是导致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1894年6月,日本就已破解了中方电报密码。1个月后,清军雇用“高升”号等英国轮船,秘密向朝鲜牙山运兵。由于行动电报被日军破译,日本舰队发起偷袭,造成清军损失惨重。黄海海战前,日军又从破译电报得知北洋海军将于9月15日运兵在大东沟登陆。于是,日本联合舰队在大东沟附近设伏,导致北洋水师惨败。

  海上作战远离陆地依托,又离不开陆地依托,应建立完善的后勤机构,其中最重要的是弹药供应及战损维护两项。而恰恰在这两项上,北洋水师严重不足。黄海海战中,“定远”舰受伤千余处,舵机锚机均被击毁;“镇远”舰锚机亦被损坏。两舰返回旅顺基地,虽有船坞,但无备用零部件之储存,无法恢复战斗力,最终贻误战机。

  九、技术决定战术,剑不如人法要过人

  技术决定战术,受两艘主力铁甲舰炮塔装置的限制及主炮位置的制约,北洋海军只能采用单行雁形阵为接敌阵型,但对右翼两舰“超勇”号和“扬威”号之战力未加慎重考虑,以至在日军第一游击队4艘战舰全力冲击下,这两艘舰一伤一沉,阵形随之被打乱。在战术运用上,单行雁形阵的长处本在于全力冲刺日军的鱼贯阵形,攻击日方由我阵形前方经过的每一艘舰船。但令人扼腕的是,在冲击时,北洋舰队反而将航速由8节降为6节,形成无力之冲击,最终难以达成预期目的。

  十、敢战方能言和,依靠别人不如靠己

  甲午战争始终存在着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主和派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但显然对外国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他转而请求俄国干涉。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竟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美国则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态度,而完全是偏袒日本。

  事实证明,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靠别人不如靠自己,以夷制夷必将被夷所制。战场上如果没有胜算,谈判桌上肯定什么也得不到。

  反思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就是要痛定思痛,通过审视历史,解读现在,放眼未来。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120年前的中国,现在的日本也不是120年前的日本,现在的世界更不是120年前的世界。甲午战争的硝烟虽然已经散尽,但甲午战争的警钟却在长鸣。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杜绝甲午耻辱再现,这就是我们痛思甲午战争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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