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终南文字客 2025年7月4日
我的人生底气来自教书生活
◎ 黄景忠
从1987年分配到韩师工作至今，已经38年，该做一个小结了。
很多人，包括我，在进入回忆的时候总会感叹日子过得太快。但真正沉潜到过往中，才能够体会到这很快的日子，其实经历了许多外人所未知的惊涛骇浪。
所幸，我的人生还是幸运的：一直未离开我所热爱的学校，也一直未离开我所喜欢的教书生活。
一、师长与朋友
一个人的成长，早年周围的长辈与朋友是最重要的环境因素。
先谈师长。八十年代的韩师有许多名师，罗英风教授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
我到中文系工作的时候，罗教授是中文系主任，此前他当过外语系主任——在八十年代，能够同时胜任中文系和外语系主任的职位，是有点传奇的。罗教授1949年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接着又学习俄语，所以他既能讲英语，又能讲俄语。50年代他在揭阳一中任语文教师，那时就很有名气了，一中一直有“三士一英风”的传说。记得大约20年前吧，北大的洪子诚教授来韩师讲学，还特地让我陪同他去拜会罗教授，说罗教授是他中学时的语文老师。
我和罗教授接触比较多是在他离休之后。那时他还住在校内，我常常在校道碰到踽踽独行的他。老先生高度近视，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仰着头走路，从不主动和人打招呼，有点旁若无人的意思——其实不是他不想和人打招呼，而是他压根看不清谁是谁。我常常是走近他身旁，才叫声罗主任好！他会楞一下，端详一下，然后笑着说，景忠呵，我们聊几句。
我喜欢和老先生聊天，他博学、健谈、思维敏捷，关键是，现在回想起来，他是一个很具有批判意识与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记得有一次刚刚看了一次女排的比赛，很兴奋。他听完我激动的表述，严肃地盯着我——这表情我太熟悉了，我知道他要发问了。他说你不觉得我们的运动员培养体制有问题吗？别人家是把有特长的学生招到大学读书，业余运动训练，比赛前才有一段时间集训。我们是把孩子招到运动队，天天乒乓乒乓（他边说边激动地挥动着手），比赛固然可以取得好成绩，但是退役之后他还能做什么？不能为了成绩将人工具化。我听完这番话楞了好一会。现在我们已经对运动员培养体制进行改革了，运动员大多已经是由大学培养了，但是在八九十年代，许多人大概像我一样，会理所当然地认同那一套封闭式的运动员培养体制。
他的思想是开放的。记得八十年代中期——当时我还是学生，他曾经邀请颇有争议的著名作家戴厚英（长篇小说《人啊，人》的作者）来校讲学。那时学校还没有像样的大礼堂，讲座就在西区食堂举行。讲座是精彩的，但是戴厚英讲了什么？我忘记了。倒是罗教授总结时说的一句话至今仍然记得，他说今天戴作家讲的是她的学术观点，不是真理，可以讨论，但是她的批判、质疑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什么样子，我在他身上看到了。
叶瑞祥教授也是我尊敬的师长。我刚到学校工作的时候，他是学校教务科科长，我的同学林天卫是他手下爱将。大概是爱屋及乌吧，他也常提点我的工作。他几乎是我见过的行政能力最强的中层干部，无论是在教务科，还是后来当党政办主任、图书馆馆长，再忙乱的工作在他手里都被梳理得井井有条。更重要的是，行政工作似乎对他的教学、科研影响不大。那个年代没有学科带头人的说法，但是事实上他就是学校教育学学科的带头人，他带领老师们建课程、编教材——在师专时期，韩师教育学科的建设在同类院校中是具有引领性地位的。他是学习学的奠基人之一，从中学生的学习学、大学生的学习学再到老年人的学习学，学习学的学科体系是他构建起来的——我想在学校刚刚升格本科的时候，他是少数具有学科建设意识的管理者。记得有几次，我还陪着他到粤东一些中学开展学习学课题调研，指导中学教师做科研。
退休后，他投入科研的时间更多了。他立项的科研、教研课题35项，其中23项是退休后才立项的；他编写的著作、教材近70部，退休后出版的约40部；他发表的论文170篇，退休后发表的有94篇。他不喝酒、不抽烟，也似乎不喝工夫茶——对潮州人来说这太奇怪了！大约在他看来工夫茶消耗了太多时间。我也没有见过他有什么别的爱好，他所有的乐趣就是做学问。所以他的生活很简单，没有太多的枝枝丫丫。
我常常想对一个高校的老师来说，最有意义也最幸福的人生，应该像他这样，是教育的人生、学术的人生。
后来我到教务处工作，他不止一次地叮嘱我，不能放弃科研。
另一个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黄挺老师。我听过黄老师的先秦文学课，那是一个很严谨的学者的课，注重材料与考证，讲解抽丝剥茧，往往能从细碎的知识点中梳理出清晰的脉络。他的课不惊艳，但是若能够沉下心来，可以学到许多东西。
黄老师家在西区南华苑，我们几位青年教师平常喜欢到他家去喝茶。那时我们还是愤青，遇事容易激动。这个时候黄老师就会笑呵呵地看着你，一字一板地、条分缕析地分析事情的本质。他不是总能给出解决的方案，但是他冷静地理清事物的本质的时候你就平静下来了——我们还年轻，有时会迷惘，他差不多是我们的精神导师。和他聊天，他不会随便附和谁，也不会因为顾及谁的情面隐藏自己的观点。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一个学者日常生活表现出来的品格。记得有一次，我和培亮兄合写的一篇评论发表，兴冲冲地拿给他看，他不客气地批评文风太华丽。虽然被泼了冷水，但是回过头再看一遍，觉得他的批评很中肯。
黄挺老师调到汕头大学后，学术方向从古代文学转到潮汕文化研究。一开始我不太理解，他已经在古代文学研究上有所成了。后来陆续拜读了他潮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尤其是他出版的《潮汕文化源流》，发现他已经在潮学研究上做出了大学问。最近，黄老师又出版了160万字的《潮汕史》！一个研究者应该如何去选择自己的学术方向，黄老师的学术转向是一个生动的范例。
总之，一个学者应该有的样子，我在黄挺老师身上看到了。
黄老师是一位书法家，我结婚的时候，他书写宗白华的一首白话诗《我们》送给我。很喜欢，这幅字至今挂在卧室中。
还要谈一谈朋友。我有关系很好的同事、同学，但是朋友寥寥无几，群辉兄与培亮兄是其中两位。
我们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大约是因为都热爱八十年代的新文学。那个时代，新的文学思潮、新的思想不断涌现，我们时常聚在一起讨论。培亮有一个朋友林继昌，朦胧诗写得好，也加入我们的行列。国钦兄那时在编《韩江》，散文写得好，我和培亮也时常在周末，穿过湘子桥到西马路他的家喝茶谈文学，一聊就大半天。我们不仅自己喜欢新文学思潮，还热衷于向学生介绍。记得群辉兄那时担任87级中文一个班的班主任，他还策划了一个系列讲座。群辉讲的题目是《文艺美学漫谈》，培亮是《小说创作漫谈》，继昌是《诗·宇宙意识》，我的题目是《当代文学创作现状与反思》（天啊，这么宏大的题目！）。那时师生都很亢奋，记得培亮兄讲座时，教室突然断电了。群辉兄用抽着的烟点亮一支蜡烛，讲座继续进行。
后来我当8802班班主任，也策划了一次系列讲座。对于这次讲座，我请了那些老师讲，大致是清楚的，但是他们讲什么题目就模糊了。感谢张晓山老师，他不久前写的《旧纸堆里韩师早年的学术讲座》，记录了这次由班级组织的学术活动的一些背景，还难得地保留了当时系列讲座的简况表：
那时候的学术风气是浓厚的，我和群辉兄、培亮兄也就是在谈论文学中渐渐走到一起了。
群辉兄在华师读书时就表现出较强的学术能力，并深得李育中教授赏识。许多年后他的同学告诉我，李教授本来很希望他能够留学任教——这一点我未向群辉兄求证过。在中文系，群辉兄主讲文学概论、美学、佛学等课程，这类理论类课程比较抽象，群辉兄理论功底好，能够在教材基础上融入许多新的理论，对文艺现象的分析透彻，语言表述又极具个性，所以他的课深受学生欢迎。多年后还有不少学生津津有味地回忆他在课堂的英姿：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夹着一支烟，伴随着铿锵有力的语言上下比划着。
群辉兄没有心机城府，他性格中最大特点是“真”。不会拐弯抹角，也不藏着掖着。我曾目睹他对一位给他穿过小鞋的领导拍案而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遭遇这类事情，一般会隐忍处理，他不忍。
性格“真”的人往往有孩子气。群辉兄设若掌握了某项新技能，就会在你面前显摆。某一天到他家喝茶，发现他手指包着胶布，问为什么受伤，他不好意思地说切菜不小心——是闭着眼睛切！我即刻脑补一个画面：为了展现自己的刀工，他扬着头，闭着眼，大概嘴里还叼着一支烟，一手握着刀快速地有节奏地切着……
有孩子气的人热爱生活，善于从生活中发现和享受新鲜的景致和趣味。我是一个寡淡之人，多年来亏得他带着游山玩水。
培亮兄读的是华师图书馆专业，毕业后分配到韩师图书馆。因为热爱文学，后来被调到宣传部编校刊，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合作写了几篇文学评论。图书馆的工作带给他显而易见的一个好处是，某年他要结婚，向学校申请婚房未果，图书馆馆长说有间放置空书架的库房可暂时作为婚房。这个库房长在半山腰，是用石头砌成的。培亮兄于是麻利地把这个有点荒凉的库房装扮成喜庆的新房。还记得结婚那一天，培亮兄请了丁伟斌、黄挺两位师长以及群辉、我一同到新房吃了一顿饭。丁老师自告奋勇主厨，我们打下手，好不热闹。培亮兄调到揭阳工作后，库房就废弃了。
不久前开车经过西区图书馆，看到那个长在山腰的杂草丛生的石头房，无限感慨。
培亮兄有两种能力我深感佩服。第一是他的观察力与记忆力。许多年前日常的某个细节，他可以给你描绘得有声有色，让你目瞪口呆。上面提及的第一次系列讲座，那是30多年前的事，谁讲了什么题目，我和群辉都忘记了，他记得一清二楚！第二是他的叙事能力。他写过微小说，会讲故事。平常聊天，一件平常的事情，经由他叙述，铺垫、悬念、高潮，立马生动起来。记得去年他和夫人来潮州，几家人重聚，整场由他主控，我和群辉在旁边询问一下，补充几句。这顿饭吃什么，不记得，剩下他讲的几个故事。
韩师有一个庞大的诗人群体，外界称为韩山诗群。别忘了，培亮兄也是其中一员，除了小说，他还写诗。
二、行政二三事
我一毕业就有一个清晰的职业规划，争取当一个好老师。
我喜欢教师这个行当，可以多读一点书。更重要的是当老师比较自由，可以保持相对独立的人格。
1997年的某一天晚上，忽然接到汤慕忠校长的电话，他说要调整中文系的领导班子，问我是否能够担任中文系副主任？我本能地推辞，我说我要自由。他讲了几条理由，我没有松口。他沉默了一下，说，要不你就当作是在帮助我吧。我一楞，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壮感油然而生！我说那我就试试看吧。
一个任期之后，2002年某一天，组织部陈部长找我谈话，他说学校教务处缺一个副处长，你在中文系干得不错，想把你作为人选推荐上去。我知道在系工作还有自由，到行政任职就真的被束缚住了，所以马上拒绝。他说你如果真的不愿意可以向分管副校长及校长讲清楚。我马上向陈副院长和薛院长陈述理由，他们都表态尊重我的意愿。哪知道过不久陈部长通知我，说党委已经开会决定把我调到教务处工作。至今还记得我到组织部的时候，陈部长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我不清楚是在推你往前走，还是在拖你的后腿。
从此我就进入行政的系统了。现在想起来一开始是很挣扎的，行政有锻炼人的一面，有磨人的一面。进入正轨之后，渐渐才发现你其实不是被动的，你可以推动许多在自己看起来很有意义的工作，而当你推动的改革取得成效的时候，你会从中找到价值感。比如诗歌教育、非遗教育、职前职后教师教育一体化机制建设等，看到这些自己所推动的项目到今天仍然有着生命力，这是自己所欣慰的。
行政的生涯有许多值得记述的事，下面举两件印象比较深刻的。
第一件是2008年的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我2007年担任教务处长，评估的重担自然落在我肩上。接受任务后我即刻从各个部门抽调人马成立了评建办。评建办主任是庄东红副院长，我当常务副主任，教务处副处长韩登池当副主任。我清楚地记得暑假的时候别人放假，评建办是照常工作的，且每周只放周日一天假。评建办人员虽然主要任务是迎评，但是有时还要照应各自单位的日常工作，工作强度可想而知。有一次一位刚入职不久的小姑娘压力太大趴在桌子上哭了——对于他们我一直心怀愧疚。正式评估的一周，评建办的人员和专家一起住在宾馆里。我记得有连续两个晚上我们是通宵工作的，很奇怪，一点也不疲劳。
评估的结果超出我们的预期，我们争取的目标是良好，教育部公布的结果是优秀，在同类院校中成绩突出。这当然是全校师生努力的结果，但专家们也肯定了评建办的材料与总结。记得我当时特意在规定的专家案头材料的基础上增加了两部书，一部是团委编的《潮汕区域文化研究——韩山师范学院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成果集》，一部是我主编的《韩山诗歌十五年》。一位专家告诉我，这两部书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充分体现了学校人文教育与地方文化教育的办学特色。
那一年的体检，检出心肌壁受损。隔年再检查，恢复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压力是很大的，幸亏有庄院长的信任与支持！也特别感谢评建办的伙伴们：韩登池、丁应通、许佩卿、吴斌、许程明、陈培浩、王恒安、廖明灿、郑静静、蔡志海、蔡丹琼。培浩好像刚到中文系入职，主动帮助老师减轻压力。丹琼那时还是一个实习生。还要感谢教务处的同仁，我们的主要精力在评建办，其它许多事务就压在他们身上了。
另一件印象深刻的事，2021年，学校在承担一次选拔性考试时发生一起作弊的事件。当时正处于新冠疫情期间，考生中出现疑似病例，考试组织的重心放在防控上，考试的过程监控出现疏漏。虽然后来经过核查只是个案，也并非有预谋的行为，但是负面的影响已经扩展到外面。我是分管领导，这件事在很长的时间成为我的一块心病。韩师一向以教风学风严谨扎实著称，我深知这类事情多了，学校的声誉就会受损。
几十年来，眼看着这个学校不断迈上新的台阶，也清楚每迈上一个台阶有时需要几代人的积累和努力，所以，唯有珍惜。
三、教书生活
到行政系统工作之后，我力图在行政、学术与教学之间谋求一种平衡，这其实很困难。现在回想起来，行政最耗心血，教学最有价值感、幸福感。
我现在很怀念那最初自由的十年教书时光。生活很简单：读书、备课、上课、写文章。那时我住校内，先是住在旧图书馆下面的第四宿舍（现在已经拆除），结婚后搬到南华苑。和学生的关系很好，学生随时可以到我宿舍聊天，甚至一起做饭。我想这才是最好的大学生活——课堂由教师主导，课后的闲聊就是讨论，讨论当然是双向和互补的，你也会从学生的言论中得到启发。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杨同学，他是韩师第一届本科生。他经常到我家聊天，聊天的内容是分享买到哪本新书，其中有什么有意思的观点。我喜欢鲁迅，他喜欢周作人。后来受他的影响，才慢慢开始重视周作人，也就是在研究周作人之后，才发现周开启的闲话散文是现代散文中比抒情散文更有影响力的流派。我那时已经开设了《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研究》的选修课，这一发现让我重新梳理和重建这门课程的基本框架。杨同学爱读书，有时借我的书不还。我呢，有时也借他的书不还。他毕业的时候，我对他的前途很担忧，我知道他会被分配到某个中学去教书，而以他的个性适合在大学而不是中学，但我没有能力帮他留校，他那时也不具备留校的资格。后来他分配到潮州最好的一所中学，出乎意料地，不仅能够适应，教学也不错，有不少学生喜欢他的课！现在上百度贴吧，还可以看到不少学生怀念他的文字。
他工作后仍然隔一段时间就会到我家，闲聊的内容多了一些时事，但是主题仍然是读书。我到教务处上班后行政事务多了，他来得也少了。有时来了，明显觉得他心情不好。他不说缘由，我也不好追问。
偶尔会突然想起，杨同学为什么许久不来了？
2022年的正月，听到噩耗，他以一种激烈的方式了结自己的人生。
那几天我心情很不好。我在想如果和他多聊聊会不会改变？
我没有去参加他的告别仪式。我刚好患带状疱疹，但真正的原因是我不忍面对。
当然，更多的时候，我发觉课堂是可以影响学生的。
去年按照规定给教育学院的学生上一堂思想政治教育课。我想我就不要再讲理论吧，讲文学，让学生从文学经典中汲取力量。课后，有一个学生走上讲台和我打招呼，他说他爸爸也是韩师生，听过我的课，入学时叮嘱他要找个时间去听我的课。我忙问他爸爸是不是中文系的，他说不是，他爸爸是读物理的。我听后有点小小的得意。
有一位陈同学，我不认识，她听我的课后写了一篇小作文。同事转给我，下面是从陈同学《地坛上浮动的光》摘录的一段文字：
“我是最不愿意提起自身的那点病疾以及那些病痛的日子，以至于至今我仍没有多大的勇气去讲述那一种病征。只是清楚地知道那是用药物治疗身体对一种药物的依赖，而当一种药物的依赖有所好转有希望停用，又演绎成对另一种药物的依赖，如此循环往复，以至于现在的我见到药物便觉得肮脏。这样一想，有时我会几近绝望。前些年里，每次病发之难受，我或哭或闹，而母亲总在一旁静静陪伴，直到我情绪稳定。那时的我，有过哀怨与不平，埋怨过上天的残忍与不公。或许每一个自身有点疾病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和这个世界保持一点距离，不是胆怯，也绝非偏见，沉郁的我久久地困在自己垒筑的“地坛”里，无法走出，生活的意义也日趋寡淡。
直至那一堂课，我对自己的软弱是惭愧的。……现在的我依然走不出病疾，却已经走出自己囚禁自我虚构起的“地坛”，坦然地享受着生命带来的哀与乐。不再在母亲面前轻易掉泪，因为深知一滴泪水在她心头的重量；也不再厌恶与埋怨生命，如果说生命的一切苦难皆有存在的意义，那么病疾让人在生命的边缘上思考更多忙碌的生活、匆匆的行程中遗漏的东西，生与死、灵与肉、命与生命……原本虚无的生命由此获得了感恩的缘由。
偶尔，我还会在沉思着黄老师的那一堂人生课。”
在我的教学生涯中，有许多这样的反馈让我感动。所以感动，是你其实没有付出多大的努力，而学生给你的馈赠是那么多！
还有的是，这些反馈让我越来越清晰，教学不仅仅是给学生知识、能力，更重要的是可以影响他们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人生的看法——我认为，作为老师来说，存在的价值更多是体现在这里。
这是我后来一直喜欢上课的原因，你可以看到学生的成长，你可以从中体验到价值感和幸福感！你的人生意义、人生底气来自教书生活！
有一次，我陪客人逛牌坊街，在穿行的人流中发现一个熟悉的面孔——我一眼就认出来，是我的学生。我记不起是哪一届的，也不知道他的名字。现在文学院的女生多，男生更容易记住，加上那是一张戴着眼镜的有点婴儿肥的脸孔，辨识度高。他听课很认真，有时候我看他的时候他的眼睛会慌忙躲开。现在，他就在我的对面走过来，手牵着他的孩子，显然并没有看到我——我在想，如果看到我眼神还会不会慌忙躲开呢？他没有多少变化，只是发际线高了一点。我没有和他打招呼，只是目送他消失在人流中。内心有一点点温暖。
这段时间我会在校园四处走走。我喜欢两个地方，一处是中区的诗歌走廊。韩师有着深厚的诗教传统，这个传统如何一代代延续下去？必须有一些永久性的载体，这是我当初建议把这个地下隧道改为诗歌走廊的原因。感谢伦伦校长，他马上批准了！我想在许多年之后，诗歌教育的意义会越来越显现出来，我们并不着意培养诗人与文学家，但是，我们培养的学生，必须有超越专业的梦想与理想情怀。
我喜欢的另一个地方是西区的石板路，这是可以见证韩师百年历史的道路。我在南华苑住了5年时间，每天都要走过这道两边长着高高麻楝树的石板路。记得有一个冬日，我上课后回家，一眼望去，长长的石板路铺满了麻楝树金黄色的落叶，我才意识到，我日日走过的路原来很美呵！
又到毕业季了，校道上已经陆陆续续有一些学生拖着行李箱告别了校园。每年这个季节，看着毕业生离校，就有一种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感慨。
现在呢？你明白，你也是流水的兵！
只有韩园是永恒的。
作者简介：
黄景忠，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云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出版《作家的精神立场与创作姿态》《潮汕新文学论稿》《我们社研究》等著作，先后在《民族文学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争鸣》《小说评论》《当代文坛》《学术研究》以及《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及文艺评论50多篇，有多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转载。